不仅是旁观者：在对话中触摸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脉搏

《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开展以来学生络绎不绝

育林中学的学生对着互动装置准备起舞

在国家美术馆《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的展厅里，一个热闹的场景映入眼帘：武吉巴督育林中学的学生们，正对着十多米宽的大银幕上的多元民族舞影，兴高采烈地即兴发挥。这个对着银幕上的马来舞者手舞足蹈，那个学着银幕上的红绸舞者，想象手里握着绸带短棍，放松手腕，灵活控制绸带的飘动。还有一个女同学，模仿婆罗多舞者自转，夸张地猛力跺脚后，为自己不甚到位却快乐的尝试而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一个巧妙的互动装置——记录下他们的舞姿，片刻后与屏幕上的专业舞者合成共舞的画面。这一刻，跨越时空与族群的“共舞”，不再是比喻，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共舞”，正是理解新加坡多元文化故事最生动的隐喻：它并非被动的观察与并置，而是主动的参与、调适与共同创造。

“共舞”正是这个展览会的关键词之一。一进门的展区，进入视野的就是不同民族的舞者于1959年12月9日在市政厅梯阶搭起的舞台上举行的“人民艺术联欢会”欢腾起舞的画面。展览分为七个展览区，分别是“聚集”“想象”“连接”“关联”“生活”“行动”和“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如同一部立体的编年史。这个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由建国先贤纪念园策划的展览，从2025年10月31日开幕以来，吸引了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民众和旅客前来参观，络绎不绝。该展览将持续至今年3月29日。

这个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而设的展览，带领观众回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历史，审视建国先贤如何通过政策与基层动员，有意识地构建一个多元社会。然而，历史的构建远不止于宏观叙事，更深植于个体鲜活的探索与抉择。其中，年轻学子王赓武在1950年代一场名为“EngMalChin”的文学语言实验，以及首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笔下充满思辨的广播剧，如同两条隐秘的脉搏，揭示了新加坡身份认同形成初期，那种混杂着理想、困惑与非凡创造力的思想张力。

《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海报

展览现场是多元文化的当下映照

进门展区处，“人民艺术联欢会”的画面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影像，因为当时没有留下视频。这个漫画式的视频，是建国先贤纪念园委约电影导演黄乃得根据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等机构的档案资料，以及当年“人民艺术联欢会”的执行者、表演者的口述资料制作出来的。在市政厅阶梯上欢腾共舞的画面，定格了建国伊始对“多元一体”的文化想象。

访客们不仅是观看者，更通过互动装置成为“共舞”的参与者。这恰好印证了展览乃至建国先贤纪念园系列活动的深层意图：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不是完成的静态标本，而是持续中的、需要每一代人进行式参与书写。

实际上《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是预计于2028年底在滨海东花园开放建国先贤纪念园之前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先贤纪念园出版的图文并茂的英文年刊，已经在2021年创刊，至今出版了四期，依次以《家》《持续性》《新精神》和为配合这次展览的《+65：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为主题。

配合展览出版的英文年刊《+65：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收录了9篇华、巫、印作者的英文文章。既有知名作者，也有四位莱佛士书院的中学生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短文，以及编委之一萧名恩对王赓武教授专访的文章。编委在其前言表明，试图从历史抉择中汲取当下智慧，共同勾勒这场宏大实验的思想地图。文章的字里行间引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政策与行动之前，一种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情感与文化表达，是如何在迷惘中萌芽的？

进门展区的人民艺术联欢会画面

历史十字路口的年轻心灵

要理解王赓武当年的实验，需要回到二战后风云激荡的马来亚，把时钟拨回到1945年。英国联军在雪兰莪摩立登陆，英殖民地政府回来了。1946年4月1日，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正式成立，爱德华·根特（Sir Edward James Gent）爵士担任总督，将马来联邦、非联邦马来邦以及槟城和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合并为一个行政机构，首都设在吉隆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把新加坡“分”出去， 作为独立的直辖殖民地进行管理。

英国殖民政府推出的马来亚联邦方案，却因削弱马来统治者权力而引发强烈反弹。曾任英国驻马来亚顾问署担任书记的翁惹化（Onn bin Ja’afar），组织了马来民族全国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UMNO）。担任主席的翁惹化，呼吁马来人反对夺取了许多马来统治者之政治权利的马来亚联邦。最终在1948年“马来亚联邦”被“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这一过程中，新加坡被分离出去管理，但两岸的政治与文化想象仍紧密相连。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历史时期，另一个在后来被马来亚开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评价为“一个杰出的人，饱学之士，成功的商人，能干的政治家，献身社会人群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卓越的爱国主义者”的人出场了。他就是在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伯（John Eber）召集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被选为主席的陈祯禄。12月22日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向英国殖民部大臣提出三大诉求：一是统一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二是给予认同马来亚为国家、效忠马来亚的人公民权；三是英国充分考虑全部族群的意见，制定一部民主的马来亚宪法。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获得广泛支持，而巫统的主张，有马来人民族主义大张旗鼓的声势，刀光剑影，一触即发。这场景映射出构建多元国家最初面临的严峻挑战：统一与分离、族群权利与共同效忠。

正是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1949年，王赓武选择从南京中央大学（现在的东南大学）返回马来亚，入籍马来亚，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就读。像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一样，目击东南亚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自身为争取独立的热情。作为住在宿舍的外来学生，和年少意盛的同侪，踊跃参与任何他感兴趣的活动。王赓武从大一开始，就活跃于学生会和关注文化、文学的莱佛士协会（Raffles Society）。他还担任《马来亚本科生》（The Malayan Undergrad）杂志的编辑，积极参加其他学生团体活动、音乐晚会，甚至还粉墨登场，参演话剧。在宿舍或食堂用餐时，同学们的大部分谈话，无不围绕着一个核心：这片土地的未来究竟何在？

1953年，王赓武当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俱乐部首任主席，不久后主动让贤，交棒于学弟。该俱乐部创办的刊物《法贾尔》（意为“黎明”）致力于探讨马来亚团结的路径。杂志编辑部因发表题为《亚洲的侵略》的文章而遭到指控。该文援引英国工党左翼领袖的言论，对英美当时正在筹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提出尖锐批判，指其为西方帝国主义在区域持续扩张的体现，并主张马来亚不应与西方结盟，而应选择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

英殖民政府认定该文具有煽动性，随即逮捕了八名编辑部成员。此案由英国御用大律师D.N. Pritt主理辩护，年轻的李光耀与陈伟忠担任其助理律师。经过三天的审讯，《法贾尔》所有被捕成员均获无罪释放。这一事件激发大学生以新的方式思考身份认同，随之催生了一场文学上的先锋实验——“EngMalChin”。

参观者对建国先贤留下的文件深感兴趣（图片由建国先贤纪念园提供）

先贤的名言配上图片更显生动（图片由建国先贤纪念园提供）

“EngMalChin”：一场语言的乌托邦实验

作为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学生，王赓武与同伴们深感一个新兴国家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学声音。然而，面对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等多语并存的现实，用什么语言来书写“马来亚意识”？

他提出方案是：以英语为基础，有机融合马来语与华语（尤其是方言）的词汇与句法，创造一种能反映本地多元生活质感的新型文学语言；主张以文学作为认同载体：目标是捕捉市集、茶摊、节庆中那种独特的“马来亚精神”，让文学成为多元社会的艺术镜像。19岁的王赓武在诗集《脉搏》中实践了这一理念，诗中尝试将热带风光与多元文化场景，用这种混合语言表达出来。可以说是一次通过改造语言来塑造国家认同的勇敢尝试，试图在纸上建构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乌托邦。

然而，实验很快触及现实的边界。1950年印尼与菲律宾作家尖锐地质问：“为何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马来语）写作？”这时，王赓武意识到，以殖民语言为基础的混合实验，难以成为真正的“国家文学”，文学必须根植于本土语言的生命力。当时过于专注“通过词汇塑造认同”，有时牺牲了诗歌本身的艺术质量。唯有像后来出现唐爱文（Edwin Thumboo）这样的有才气的诗人，才真正让英语自然生长出本土情感——好的文学应如活水，自然流淌，而非刻意搭建符号的积木。

这场短暂实验的挫败，恰恰是王赓武思想深化的起点。它促使他超越了“多元文化”的简单描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多元文明”框架。对他而言，东南亚及新加坡的特质在于历史上选择性吸收并内化印度、中国、伊斯兰、西方等不同文明要素的能力。新加坡的文化不是拼贴画，而是由承载不同文明背景的公民，以“新加坡人”的方式共同生活与实践，所自然演化出的新文明综合体。

平行的思辨：拉惹勒南的广播剧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条思想脉络在以不同形式探索未来。1957年，时任《海峡时报》记者的拉惹勒南，创作了广播剧《新国之路》。他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悲观者”与一个“乐观者”的对话，通过两者激烈的观点交锋，将建国前夕社会关于种族关系、国家前途、文化认同的普遍焦虑与希望，戏剧化地呈现出来。

这部广播剧与“EngMalChin”实验形成了奇妙的互文（intertextuality）。前者用大众媒介直接呈现社会思想的矛盾与抉择，后者则在文学领域进行形而上的语言建构尝试。两者都试图回答同一个时代之问：一个多元异质的社会，如何能想象并走向一个共同的未来？拉惹勒南的剧本，宛如一场面向公众的思想预演，为后来他作为文化部长推动多元文化政策，埋下了伏笔。

在名为“关联”的展区中，陈列着新加坡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不同时期使用的学校教材，吸引了几位年长者驻足细看。他们亲身经历了课本内容与语文政策的变迁，这些展出的旧课本悄然唤醒了他们的记忆。退休教师李女士说：“五十年代末的‘马来亚化’，让课本里开始出现哈山、三美等友族形象，无声地传递着多元文化的理念。”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双语政策的实施深刻改变了本地的语言生态，华文教材也随之逐步“新加坡化”，融入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李女士接着说：“双语政策不仅为各族群与世界沟通提供了工具，也提醒我们关注自身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只有这样，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优势才能延续。”同行的陈先生指着一本《马来语学生词典》（Kamus Bahasa Melayu Kechil）补充道：“看，这本词典当时对我学马来语帮助很大。您知道吗？我当年申请公民时，还须通过马来语考试呢。”

脉搏永续，共舞不息

几位长者缓步而行，细细端详，言语间流淌着不尽的感慨。陈先生驻足说道：“从前常见的是蔡名智的油画《国语课》，这张赖桂芳的《勿洛水患》倒是第一次看到。画得真好！不同族裔携手救灾，这样的画面真难得。”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区“行动”。银幕上红绸翩跹、印度舞跃动、马来舞柔美的画面，勾起了李女士深藏的记忆。“1958年侨南学校为筹募建校基金举办游艺晚会时，我也是台上的舞蹈员。老师就说过，‘马来亚是华、巫、印共同组成的’。那时特刊里还刊载过探讨舞蹈如何马来亚化的文章。”她言语间略带惋惜：“可惜当年英文源流与华文源流之间，交流实在太少。未来若书写我们的多元文化，这一段值得补上。”

他们走着走着，走到互动装置让人和大屏幕上的影像共舞的展区。陈先生邀请当年侨南学校的舞蹈员和银幕上的舞者共舞。李老师真的比划了几下后哈哈大笑。她说：“刹那一刻间的共舞诚可贵，理解历史抉择的复杂与未来的挑战，好像更重要。”

《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这个展览最大意义，在于邀请每一位观者肩负使命，让这场文明对话永续向前。多元文化的新加坡故事，是一部永远等待下一页的开放之书，而笔，握在每一个参与共舞的人手中。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