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创到立基 奠定发展的基石

蔡锦淞：使命感促使我投身华社

蔡锦淞担任宗乡总会秘书长近20年（1987-2005），他不仅见证了总会的孕育和诞生，更是整个过程的重要推手。他在四十年后回忆起成立总会的背景，以“换班的年代”形容会馆当时的处境。

他说当时会馆普遍面临三重“换班”：一是辈分换班，创办会馆的老一辈逐渐退场，而年轻一代却有不同的归属感，由此衍生了接班人的问题；二是语言换班，随着英语成为工作与教育语言，华语和方言逐渐式微；三是功能换班，新加坡独立后，经济与社会建设齐步推进，会馆的传统功能逐渐被削弱，生存价值被质疑。20世纪80年代的会馆，可说是进入一个沉寂的阶段。

1982年，年仅36岁的蔡锦淞成为晋江会馆历来最年轻的会长，他带领会馆积极开展文化与教育活动，让沉寂的会馆重现生机。

1984年4月15日，不管部长王鼎昌访问会馆云集的丹戎巴葛选区，听取会馆领袖的意见。晋江会馆教育股主任曾渊沧博士提问有关会馆在国家独立后存在的价值。蔡锦淞也在之后的座谈会上提出政府应重视现有的民间团体，尤其是宗乡会馆，鼓励这些组织参与社区发展。

随后，在王鼎昌和时任总理公署高级政务次长庄日昆的积极推动下，会馆代表和政府多番接触讨论后，决定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晋江会馆、广东会馆、三江会馆、福州会馆、琼州会馆及惠安公会这九个宗乡团体联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1984年12月2日，历史性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正式召开，近千人出席了研讨会。会上提出十大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成立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5年12月12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正式获政府批准注册。1986年1月27日，宗乡总会成立典礼在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行。

蔡锦淞回忆说，总会草创初期，可说是四个“没”：没人、没钱、没会所、没信心。首批加入总会的会馆只有约65家，占了所有300多家会馆的大约20%。资金也是由以福建会馆和潮州八邑会馆为首的七大会馆捐献，会所则暂借福建会馆场地。至于信心方面，华社还是有所顾虑，担心总会成立的最终目的是合并所有会馆。因此，总会要争取更多会馆领导层的信任，使他们愿意加入，必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举办有质量的活动，二是要扩大活动规模，鼓励会员与总会联办活动，并在经济上和人力上给予支援。

要举办活动并不容易，每项活动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时总会执委会大约有二三十个成员，大家都是义工，秘书处只有林文丹一名全职员工，凡事都要委员们亲力亲为。蔡锦淞说，义务工作吃力不讨好。他整日为会馆事务奔波，经常忙到深夜，很少有时间好好陪伴家人，甚至除夕夜也无法和家人团聚。到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生意都兼顾不了。尽管如此，对于走过的路，他无怨无悔。“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朝同样的目标努力，这个过程很让我怀念。因为带着使命感做事，尽管辛苦，但所看到的成果不只是当时的，甚至在某个程度上还改写了历史。”40年后的今天，他回望总会的成就，感觉自己当时的汗水和辛劳没有白费，内心深感满足。

回顾过去40年，身为第一代领导人的蔡锦淞认为，总会从“换班的年代”所处的危机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双语政策的成功使得今天的华族青年能自如运用中英双语，新移民的加入也维系着会馆最初的使命。如今，许多会馆都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推出不少有创意的活动，表现亮眼。大家更愿意为宗亲乡亲服务，为传统文化效力。蔡锦淞希望会馆扎根在这样的土壤上，能培育出更壮硕的果实。

1989年宗乡总会主办“迈向新世纪”研讨会，黄祖耀主席（右）、蔡锦淞（中）赠送字画给主宾时任贸工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李显龙（左）

方百成：文化为根 行动为笔

在宗乡社群里提起方百成，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文化人”三个字。四十年来，他活跃在宗乡社团的不同舞台，从方氏总会到福建会馆，从宗乡总会到“春到河畔”，始终以文化为根，以行动为笔，书写着属于新加坡华社的文化篇章。

方百成说：“我天生热爱文化，对服务社会有一份热情。”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投入宗乡社团工作，参与筹办各种文艺活动和文化教育项目。1986年宗乡总会成立后，方百成受邀出任文化组主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专门负责总会的文化事务。方百成回忆说：“宗乡总会成立的首十年，可能当时自己比较年轻，感觉大家以无比的热忱和不倦的创意积极投入，令活动百花齐放。”

“春到河畔迎新年”是宗乡总会的标杆春节活动，也成为我国华人新年里的一大盛事。它每年不仅吸引华族前来参观，还吸引其他族群和海外游客共享春节的热闹气氛。而这项全国性节庆活动背后的灵魂人物，正是方百成。从组织、策划、筹备到推进活动，他都年年在场，亲力亲为，从1987年至今，从未缺席。

方百成（右三）在1995年的“春到河畔”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在方百成看来，“春到河畔”不仅是庆祝活动，更承载着文化记忆。新加坡河是母亲河，早期南来的先辈在此落脚谋生、落地生根，“春到河畔”在新加坡河畔举办，具有抚今追昔的意义。他始终相信，文化必须“活在生活里”，而不是束之高阁。“我们做这些活动，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让大家在节日与艺术中感受到文化的温度。”

举办大型活动并非易事。方百成坦言，最大的挑战是筹募经费。如果遇到经济不景气，一些长期赞助商可能无法继续赞助或必须减少赞助费。因此，他对持续热心赞助的机构一直心存感激。他说，筹到的钱必定好好使用，才不会辜负赞助商的心意。

2023年，方百成因长期推动文化传承而获颁公共服务奖章（PBM）。他说，“我的成绩，是因为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互相扶持，这个奖是大家的功劳，大伙儿的荣耀。”此外，他也感谢家人的支持，从不因为他忙于服务社团而有所怨言。他也表示，几十年的义务工作并不轻松，但他也从未想过名利，“我享受完成工作的快乐，晚上能睡得甜蜜”。

如今，总会的规模和创会初期不可同日而语。谈到会馆的未来，方百成坦言，现代社会活动太多，选择太多，宗乡社团要吸引年轻人，就要不断检讨与更新活动形式，确保它们符合年轻人和现代生活的需求，年轻人才会到会馆活动，会馆才能履行其社会功能，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馆才不会走入历史。

柯木林：会馆的历史需要有人记录

如果要为宗乡总会四十年的发展找一位见证者兼记录者，柯木林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他自1986年至1995年担任宗乡总会的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来因海外工作关系一度离开，之后于2010年再度出任这一职务。三十多年来，他既是研究者，也是参与者，以学者的远见和目光，记录并见证了宗乡总会从创立迄今的历史进程。自1972年起，柯木林先后出版了20部历史著作，并于2019年荣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颁发的华族文化贡献奖。

在他看来，1986年成立宗乡总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时，新加坡刚建国不久，会馆的传统功能逐渐式微。过去，会馆主要负责协助乡亲、调解纠纷、扶危济困；但随着国家建设与社会制度的完善，这些功能渐被取代。会馆必须找到新的角色，要从帮助生活转向传承文化、凝聚社群。

柯木林把会馆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从莱佛士开埠至今的200年历史，是一个不断应对挑战、重新定位的过程。第一阶段（初始阶段），从1819年至1890年《社团注册法令》实施前，这是华人社会扎根与互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会馆承担起教育、慈善与社群凝聚的角色，从而奠定了今后会馆的活动核心理念与构建公民社会的原型。第二阶段（危机时期），从1890年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前，会馆先后经历三次危机：1889年《社团注册法令》颁布后，社团受管制；日治时期停顿以及国家独立后的社会重组。第三阶段（变革求存），从1965年至1986年宗乡总会成立前，会馆陷入低潮，站在十字路口转折点。第四阶段（转型新生），从1986年至今，宗乡总会成立，会馆文化全面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帮助基本需求转化为保护、发扬与传承华族文化的堡垒。

作为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主导编辑与出版宗乡会馆史料，建立系统性的档案整理机制。他认为：“总会的历史，必须有人整理。只有留下文字，后人才能理解它从哪里来、为何重要。过去，会馆发挥的是传统功能，现在要发挥新的社会功能，要有文化底蕴与实力，才能走得远，除了保卫传统，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其他族群也很重要。”

谈到未来，柯木林认为：“个别的会馆可能会因为后继无人或财政困难而消失，但作为海外华人文化重要部分的会馆文化不可能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挑战与反应’理论，凡是能适应环境的文化，都会以新的方式延续。”

柯木林（右三）在他主编的《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发布会现场

林文丹：我把青春献给了总会

1987年6月1日是林文丹40岁的生日，也是她开启负责宗乡总会秘书工作的第一天。她当时只是受聘为助理执行秘书。那时总会刚成立不久，会务不多，也没有经费聘请全职员工，因此她还同时兼任福建会馆的助理秘书。

“我没有办公室，没有任何办公室的设施、器材。当时被安排坐在福建会馆执行秘书程琼波跟前的一张单人沙发椅上。”林文丹回忆她人生中重要的第一天。“面对一堆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我如坐针毡，第一天就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第二天，林文丹被安排到福建会馆二楼爱同校友会办公室的一个角落。一张小桌子，一张椅子，一个小型的文件橱柜，一架旧风扇，就成了她的办公处。由于窗户年久失修，下大雨时，雨水就会哗啦哗啦地往她背后洒。这样的日子，她一熬就是两年。她承认曾动过放弃的念头，但为了不辜负介绍她入会的老同学的信任，还是决定坚持下去。这一坚持就是27年，她把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总会。

在这27年的时间里，林文丹一路见证了总会的成长，从一间小办公室发展为拥有独立的会所，秘书处也从只有她一人扩展到约20名正式员工，理事会成员由最初的15位增至31位，执委会委员稳定在40至60人之间，各类基金与评选委员会成员逾百人。

在黄祖耀会长的时代（1986-2010），总会进入文化教育事业的黄金期。执委会在蔡锦淞秘书长的领导下，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有数百个。黄主席热心教育，热爱中华语言与文化，他建议编写《华人礼俗节日手册》，让年轻一代了解传统节日与习俗。林文丹全程参与了这本手册的执行与协调工作，她自豪地介绍说：“在各方努力下，手册在两年内编写完成，首印5万册一售而空，之后四度再版，总销量约七八万册，创下了新加坡书籍销售市场的奇迹。”

为激发莘莘学子对学习中文的兴趣、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总会还积极主办华族文化营、华文书刊展、诗歌朗诵、辩论、书法比赛等各种活动，并陆续发起成立华裔馆、华助会以及多项文化教育基金，成为凝聚华社的重要平台。

林文丹认为，总会初创的20年，培育了华族年轻人对自身语言与文化的认识；加强了会员团体的联系，鼓励会员团体把传统文化活动融入常年活动之中。如此一来，既能丰富自身的会务活动，又能与国家的发展接轨。总会也组织会员参观其他族群的庙宇、文化地标等，并与异族同胞进行文化交流，通过加深了解，促进融合。

回顾多年工作经历，谈及曾遇到过的挫折和挑战，她打从心底表示，没遇过什么大的挫折和挑战。真的要说苦处，都跟“春到河畔”的活动有关。“春到河畔”办了20多年，她也因此20多年没有和家人好好过年，活动的那十几天几乎每晚都是过了午夜才能回到家。

“我把青春献给了总会！”林文丹感慨地说，“这段岁月里有汗水也有泪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总会组织的活动，无一不是我热衷、向往参与的活动。能领薪全情投入其中，对我而言真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这样奢侈的环境中打滚，即使遇上任何风浪，任何挫折，对我而言都不足为道。更何况，我的真诚，我的努力，一直都受到领导层的高度信任，夫复何求？”

2014年，蔡天宝会长赠送纪念品给荣休的林文丹

（本文的访谈由特约访员林丽平、陈娟容完成，文章内容由本刊兼职编辑许迎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