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耕耘与赓续 ——“新华文化”专题完结篇

要回溯新加坡华族文化最初的源头，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华人移民在新加坡剧增的原因。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书指出：“随着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把大量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更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也开始了他们‘开发’殖民地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东南亚锡矿的开采，橡胶园的开辟，烟草的种植，香料的栽培，还有城市、码头、港口、道路的大量建设，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都成倍、成十倍地增加，因此东南亚的华侨居民人数剧增。”可见华人移民之所以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剧增，主要是出于经济与建设基础设施的考量。

根据此书的图表，1821年，新加坡总人口为4727人，华侨1159人；1901年，新加坡总人口22万8804人，华侨16万4681人。换句话说，经过80年的岁月变迁，新加坡总人口增长47余倍，华侨人口激增141余倍，从原来占总人口约24.5%到后来的约72%。我们有理由推断，新加坡华族人口后来持续高居新加坡总人口七成以上，应是始于123年前。既然是如此高比例的族群，其族群文化的衍生与演化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概念的衍生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初为庆祝建国25周年而举办的“华族文化月”。当时的23个联办机构，除社会发展部、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人民协会和国家剧场信托局是官方组织外，其余19个组织皆为民间团体。1991年开始，华族文化月改名为“华族文化节”。

1995年12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为华族文化节主持开幕仪式时，赞扬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族文化教育团体和宗乡会馆积极筹备常年华族文化节：“在殖民地时代，尽管没有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支持，这些团体还是能够在新加坡保存华族文化和语言。独立之后，这些团体继续在新加坡的社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些团体的努力，华族文化节是不可能举办的。”

2004年10月，刚接过国家领导棒子的李显龙总理在一场华社晚宴上重申：“华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新加坡整体文化遗产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本质上是个亚洲社会，不是西方社会。新加坡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人民保留了勤俭节约和刻苦耐劳的传统美德。”

李显龙在两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肯定了华社对于保存华族文化所做的贡献，一方面也显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塑是来自民间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扮演桥梁和引导的角色。

确定性与未确定性

《源》杂志从2023年12月的第166期开始，至2024年10月的第171期，推出了“新华文化”专题，连续发表了六篇关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论述。其顺序为：郭振羽教授《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刘太格博士《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拙文《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四个关键词》、蔡志礼博士《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纪赟副教授《在地化与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蔡曙鹏博士《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

在这些论述中，作者从不同视角探索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塑、建构、性质、形态与价值。郭振羽的《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环绕着“中心”与“新土”的角度展开论述。他认为：“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离不开大中华文化圈，继续受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文化中华的一部分，可以丰富其文化内涵。”此外，郭文以南洋画派与七月歌台为例，阐述现阶段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两面：一面是未确定性，一面是确定性。

在未确定性的层面上，郭文提及：“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画派’或‘南洋风’视为专有。马六甲方面强势争取以‘南洋画派传承人’自居，看来南洋画派‘身世’之谜，一时还难厘清。当年新马一家，同属马来亚；如今新马分家，各自为政，也只能和马来西亚共戴‘南洋’一冠了。”

关于南洋画派新马不分这一点，我认为与新加坡建国之前的“马华文学”也是新马不分有几分相像。很多学者认为，从1919年到1965年，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是以连体婴的方式存在着的，任何企图把连体婴强行分开的做法，都可能遭到诟病。

然而，诟病归诟病，如果新华文学的源头不与马华文学切割，那么，这前46年的新华文学史将继续“被涵盖”在马华文学的论述之下。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将从2025年开始，把开办已十年的《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专题》和《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专题》这两门课改成《新加坡现代华文文学》和《马来西亚现代华文文学》，显见这方面的切割需要破釜沉舟的论述决心与文化自信。

在确定性的层面上，郭振羽引述了2023年6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曾玲教授应新社科大之邀，发表题为《从七月普渡到庆赞中元：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的专题演讲。郭振羽认为，曾玲分析新加坡华社盛大举办“庆赞中元”的节庆背景和文化意义，可作为新加坡独特华族文化的实例。

曾玲分析中元节在新土的文化创造为原乡所无，而在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提供重要功能。此创造集中在三个特色：一是中元会成为常年主办庆赞中元活动的非正式组织，二是酬神方式从传统的酬神戏逐渐转换为娱乐大众的中元歌台，三是标福物。

然而，曾玲对新加坡华社的近距离观察与研究成果，却与曾在2014年于南洋理工大学访学的另一中国学者彭慧博士的观察结果大相径庭。彭慧在发表于《世界民族》2015年第五期一篇题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建构与彷徨——以新谣运动与七月歌台为例》的论文中，表达了她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建构的质疑。

此外，2018年，在彭慧的指导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杨亚红完成毕业论文《新加坡建国后华族文化发展的困境——以国家和社会二重视角的考察》的书写。杨亚红在此文中展现了她与彭慧“师徒同论”的特点：“建国后政府以国族建构的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对华族文化进行指导，包括华文教育等对华社发展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让华族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许文化‘迷失感’；另一方面，华社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作出自己的应对，民众态度从颇多争议到积极调适，呈现出华族顺应国族建构、国家发展的大局意识。”

国际友人对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与价值观的正面观察、研究与解读，可激励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反之，国际友人对此的误读与不甚理解，只要立论中肯，理据充分，也可作为砥砺我们前行的磨刀石。

建立文化自信

刘太格在《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一文中，强调了建立文化自信与族群融合的重要性：“新加坡华人须要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文化价值，以确保和确立我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同时，华人也必须认真维护和加深认知其他种族的传统文化。这不但能保证各族之间和谐相处，也能提升新加坡人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和明确性。”

与此同时，刘太格也担心，以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而言，我们是否能真正担当得起“新加坡华族文化”之重：“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确应该要以中华文化为主轴，而同时融入新加坡本地的有特色的文化。要做好这件事，我担心两个问题：其一，我们华人的语言水平，以及对中华文化历史的认知不够；其二，新加坡华人的价值观，其倾向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虽然我们已经独立自主了59年，我经常自问，新加坡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殖民时代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刘太格认为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在阅读刘文时，我联想到新华诗人郑景祥一首极具嘲讽意味的诗《殖民地现象》最后三行所要表达的意思：时序已经来到21世纪，而我们的潜意识始终没有独立，还在重复扮演忠诚的殖民地！没错，国人的心智首先需要“去殖民化”，才能摆脱殖民主义框架下的历史叙述，把曾被颠覆的历史加以还原。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

根据文化学者杜南发为2016年1月的“活力华彩——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一文的论述框架，以及我在2023年2月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一文的补充论述，如果说新加坡华族文化包含了中华文化、移民文化与国家文化三根支柱，相信没人会质疑。

拙文《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四个关键词》尝试从文化承袭、历史赓续、母语教育、新华文学这四个面向，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部分内涵。除此之外，新加坡华族文化还有其他许多面向，例如：语文探索、美学建设、戏剧影视、媒体生态、民间研究等。无论是哪一个面向，继承、承袭与赓续，始终是重中之重。

拙文强调：“新加坡华族文化是衍生自这片土地，以中华文化作为参照数但不全盘照收的一种带有本土特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软实力的象征，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体国族利益为导向和依归。”既然如此，跨族交融就显得越发重要。

谈到跨族文化交融，蔡曙鹏在《翻译与双语话剧：以南洋女中的〈茉莉公主〉和〈马兰花〉为例》一文中的论述，或许可为注脚：“翻译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的文化与思想，而双语话剧则是这座桥梁上的灵动舞者。在舞台的光影交织中，语言如丝线般交错，将两种文化的精髓编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

保留文化之根

前述刘太格所担心的，以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而言，是否能真正担当得起“新加坡华族文化”之重，与郭振羽结语中所指出的：“目前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当今华语华文水平的低落，当务之急是如何推动保留文化之根”，两者对新加坡的华语文水平恐难堪重任的思考，不谋而合。

蔡志礼的《从时代语境多模态演化测新加坡华族文化风向》，全文以华语文的学习与文化的关系之讨论为基调，也对新加坡华语文水平低落表示担忧：“虽经官方与民间不断努力抢救，但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华语文水平始终提不上来的困境，令关心中华语言文化盛衰的人士坐困愁城，忧心忡忡。过去随着华语文水平和使用率的下滑，中华文化在岛国式微成了无可幸免的下场，恶性循环的结果加上西风的吹袭和日韩雨水的浇淋，中华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颓势，任谁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蔡志礼认为，华语文水平、讲祖籍方言能力、文化认同取向、教育源流背景、宗教派别信仰、籍贯习俗和文化价值观的奉行等，是探测新加坡华族文化基因的要素；“只因为在赤道边缘长期曝露在欧美雨水、日光和韩风的结果，部分遗传基因产生突变，思想行为自然也有所变异”。

两种视角的不同映射

身为一名新移民，纪赟的《在地化与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经由“在地视角”与“国际视角”探讨形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历史成因，具有恢弘的历史观；其对新加坡这个岛国的纵深认识与层次分明的历史论述，远在许多国人之上。

经过长期的近距离观察，纪赟了解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形塑得力于华人有意识“非华化”与“华化”两股相反力量的相互抗衡：

“第一，是为了适应本土的马来、印度、欧亚以及其他外来因素而不断改变的华人性。无论是从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还是到经济、政治与其他更深层面，新加坡的华族文化都是不断在地化与‘非华化’的产物。

第二，自我有意识的‘华化’。这个要素的推动力，除了民族自豪、帮群与各种社团有意推动之外，最近数十年中又受到了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外在吸引。而新加坡政府在运用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不良倾向’的文化侵蚀方面，也同样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基于此，纪赟归纳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两个重要特点：“在长期的在地化过程之中，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然与中华文化乃至华南沿海文化有着不少差异。……另一方面，新加坡华族文化深受全球化的长期影响。新加坡无论是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具有其他大中华地区所未必具备的开放性（香港、澳门除外），因此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就会首先影响本地华族文化的生态。”

整体而言，在纪赟的认知中，相对于中华文化，新加坡华族文化中的移民文化与国家文化特色更为显著。

艺术求索是漫漫长路

蔡曙鹏的《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以新华舞台表演艺术为视角，从母体文化资源转化为本土艺术创造力、官办节庆加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会馆和人民协会为舞台艺术添彩、新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化注入动力等层面，涵盖其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观察。这几个剖析层面离不开三个关键词：母体与本土、官办与民办、新移民。

此文带领读者回溯至1940年代新加坡舞台表演艺术的岁月，由于是作者结合亲身经历和体会写成，其涵盖面之广，实践性之深，资料性之丰富，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阅读此文的同时，我不期然地联想到《典妻》。2024年5月8日，在出席“华彩2024”开幕礼时，我观赏了南华潮剧社呈献的潮剧《典妻》。对于地方戏曲，原本抱着“不妨一看”的心态，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剧场震撼之后，《典妻》颠覆了我对地方戏的陈旧看法。

该剧将舞美设计、灯光、多媒体与圆形转台有机糅合，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此外，吕岩导演在编曲配器上加入以管弦乐器为主的现代音乐元素，突破了传统潮剧从头到尾敲锣打鼓、锣鼓喧天的刺耳与轰鸣感觉，让观众得以享受融汇潮剧音韵之美与西洋乐器旋律之美的听觉飨宴。

《典妻》的成功现代化，是新加坡传统戏曲改革与转型漫漫长路上的里程碑，其启示有四：第一、通过艺术革新，大胆地去芜存菁，加入现代化元素，传统潮剧的这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第二、结合新加坡与中国优秀演职人员的资源，能碰撞出效果甚佳的潮剧表演。这两点可资其他剧种或剧团酌情借鉴。第三、通过陈纬恬的担纲演出，以及金话筒学习中心4岁至14岁的更年轻演员的表现，宣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后继有人的事实。第四、由于需要阅读华文唱本，不同方言剧种的传统戏曲是学习华语文的有效途径。

华语文研究与文物保存

正当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内涵渐渐形塑之际，我尝试从耕耘与赓续的角度，结合一些华文教学研究与文物保存的实例，对当下华族文化的情况做一简略讨论与报告。

华文教育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内核部分，根据统计，二战前后，新加坡的华校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1950年代的顶峰时期，主要由宗乡会馆和教会开办的华校超过280所。有华文教学就会有华语文研究的需要，1960年代初周淑逊编的《华语注音符号》，1969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总表》，1977年谢世涯的《简体字应用文论集》等书，均在此例。

成立于1951年的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从1975年至2015年，40年内出版了40期以华文教学为主要探讨对象的《中教学报》。第40期主编杜珠成在告别读者的《编后话》中说，40期有超过百位作者参与耕耘，他们多数从事教学工作和研究，包括中小学老师、大学讲师等，论文所涵盖的内容有教学法、教材、作业、文学、翻译等。

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从1994年至2020年的26年间，出版了十集《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编辑人员从资深的谢泽文、卢绍昌、梁春芳，过渡到较为年轻的胡月宝博士、钟国荣博士、陈家骏博士等；作者都是从事语文行政、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所收录的论文分为语言教学理论、教学与教学法、语文测试等类。

无论是《中教学报》还是《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都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在华文教育领域所凝聚的宝贵资产。可惜的是，由于出版经费不足，《中教学报》在2015年出版第40期后停刊。

1990年代初期，胡月宝创作了微型小说《我把贵妃给了日本人》，通过一位不谙中华文化的华族子弟糊里糊涂地把家中价值不菲的画作《贵妃醉酒图》送给日本客户作为商场人情的故事，揭示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艺术的一无所知。

胡月宝笔下的虚构故事，不久后就出现在现实生活中。1990年代中期，某宗乡会馆由于在书画保存方面不够用心，年轻座办差一点就误把收藏三四十年的40余幅书画当成垃圾扔掉，幸好被一位“识货”的会馆理事及时发现，把那些书画——其中一幅是中国国画大师赠予该会馆的价值连城的画作——从垃圾堆中捡回来，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文物是华人移民史的重要见证，有关这一点，文史研究者符懋濂博士在其《新加坡何时开始有华人“住番”》一文（2023年6月《源》杂志第163期）中，已有详细说明。对文物的缜密鉴定、还原修复与完善保存，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在这个领域渐趋成熟的表征。2012年，作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蓝海福建”文物大展的策展人，杜南发指出，希望通过这项巨大投入且具开拓性文化意义的展览，能加强传统社团保护和善用文物的教育意识，也让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精神有新的体认。

例如，始建于1828年或更早、坐落在惹兰红山石叻路的福建人古寺庙恒山亭，1992年遭遇火灾，两年后，其遗址因土地征用而拆除。一副拥有近200年历史的恒山亭古庙楹联，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流失后，在2022年从美国被送回新加坡。失而复得，福建会馆负责人如获至宝。

再如，始建于1835年或更早、1880年重建于劳明达街与加冷路交界处的广肇人古寺庙广福古庙，1979年因土地征用而拆除，包括古庙一面百年牌匾在内的诸多文物移交到广惠肇碧山亭地库存放30多年后，2023年年中，在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副主任庾潍诚博士的整理与鉴定下，重见天日。

文物与垃圾仅一线之差。在庾潍诚那次所拯救的文物中，以广福学校的《学籍总册》和数本广福校刊最为珍贵。他在2023年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陈爱薇专访时表示：“这不仅是一所学校或一座庙的历史，更是华社的珍贵资产，一个时代的印证，反映广东社群办学育人的精神。”

因着这个发现，在2023年11月中旬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吉隆坡世界华文教育论坛上，庾潍诚以新社科大中文系客座讲师的身份，发表题为《新加坡广福学校（1916-1982）〈学籍总册〉等一批珍贵档案发现始末及其意义》的研究报告，从广福古庙所遗留的文物谈到其所兴建的广福学校。

唯拯救文物的道路崎岖难行。庾潍诚在上述访谈中表示，自己年近半百，恐力有不逮，呼吁有共识的年轻人站出来，一起接续新加坡文物鉴定的未竟使命。

早自2023年2月中旬开始，庾潍诚便把广惠肇碧山亭所收藏的百年墓葬文物，通过在《新明日报》刊登的一系列《墓葬笔记》，呈现在世人面前。文物对华人移民史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广义的文物包括建筑物。竣工于1950年代中期的前南洋大学校园，其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负责人是英年早逝的黄庆祥。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的陈煜博士，曾在2010年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上，以《南洋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为题，探讨鲜为人知的南大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解读筹建委员会所代表的新马华人社会对于建设海外华文大学的理念，以及其对华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理解等。

陈煜当年在国大执教时的研究助理是建筑系本科生陆国豪。后者除协助陈煜收集南大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资料外，也协助陈煜收集黄庆祥在新加坡的早期建筑设计和进行相关的文字翻译等。

2001年至2004年，陆国豪在中正中学总校念初中；2009年至2014年，他在国大建筑系念本科和硕士学位。出于对古建筑修复工作的兴趣，陆国豪以中正总校的建筑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撰写本科毕业论文。2013年，在赖启健博士的指导以及诸多新华文史学者作家的协助下，其毕业论文《一所万人学生的中学的愿景：中正中学的历史发展（1939-1977）》（The Vision Of A Middle School For 10,000 Studen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ung Cheng High School（1939-1977））顺利完成，并获评为优等。

据知，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八零后的陆国豪需从以繁体字书写的卷帙浩繁历史文献中寻找所要的资料，然后转换成简体字，最后翻译成英文，工序繁杂。

2013年，中正总校为竹林楼和“中正中学”牌坊申请国家古迹，时任校长彭俊豪曾参考陆国豪的论文。后来，国家文物局人员找到陆国豪，参考其毕业论文以编写这两座建筑对人文历史的重要性。2014年，这两座建筑正式列为国家古迹。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耕耘与赓续，端赖华族子弟的使命感。从新加坡几代人在构建华族文化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与坚持，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前赴后继的使命感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张森林，1961年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客座讲师。著有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专题研究《砥砺前行：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发展之路》、学术论著《朝向环境伦理：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1976-2016）》等。编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新国风：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选》《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