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华舞台看新华文化

本土儿童剧《红山的传说》舞台剧照（图源：新加坡）

舞台艺术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是表达身份与文化认同、信念与理想的形式。[1]探究新加坡华族舞台艺术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大都市，多元文化的样式多姿多彩。这和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来自中国大江南北或本地域不同国家新加坡华人先辈的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先辈们在继承自身的历史与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勇于发展和善于应变——既是继承了中华文化，也在本地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影响下，形成自己舞台艺术的独特性。

笔者幼年跟着祖母观看潮剧、外江戏、京剧；跟着邻居看琼剧、粤剧、马来舞；小学老师给我们戏票看话剧。60年代的艺术团体如艺术剧场、艺联剧团、康乐音乐研究会、华校校友会、南洋大学和中学戏剧会的频密演出，为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提供了许多语文和华族文化的浸濡活动，让我感受华族舞台艺术的多姿多彩。自此，笔者从一个小戏迷，因为机缘巧合竟步上参与和研究舞台艺术的漫长道路。本文就母体文化资源转化为本土艺术创造力、官办节庆加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会馆和人民协会为舞台艺术添彩、新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注入动力这五个方面，以新华舞台艺术为视角，谈谈笔者对新华文化的观察。

1959年自治后，首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启动了一个聚集民心的重要项目：“人民联欢之夜”（Aneka Ragam Ra’ayat）的全岛巡演。[2]家人带我在不同地点观看了三次演出。和许多没有见过三大民族歌、舞、乐同台演出的新加坡人一样，“人民联欢之夜”的舞台，让我感受到自己家园的华族文化与友族艺术和谐共生的趣味。

如果翻开旧报纸，就可以看到战后的文化氛围很不一样。1945年9月25日《华侨日报》的社论这样的论述：“今后的新文化运动，必须依循的途径……一，灌输新的思想。二，力求教育普及。三，增加出版物。新加坡的文化人，决定组织‘文化促进会’……今后马华的文化水准，一定会很快提高，新加坡的文化事业，可以得到长足进步。”这篇社论，反映了当时华人社会对推动文化事业的渴望。表演艺术圈里，战后最活跃的，莫过于话剧界。除了星洲实验剧团外，战后活跃的话剧团还有杜边领导的海鸥剧团、平民学校的儿童剧团、华中戏剧会、中正戏剧会等学生戏剧团体，演剧活动非常热闹。这个时期演出剧目有中国剧作家阳翰笙的《前夜》、曹禺的《雷雨》，也有杜边写新马抗日题材的《岛上夜曲》和具有本地色彩的《老绅士和醉苏丹》。但当时他们和其他民族艺术圈，交往不多。

从搬演中国剧本到本地创作

对40年代新加坡戏剧发展影响最深远的，该数1947年9月至翌年12月南来演出的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已故艺术剧场前辈黄天能于1971年在快乐世界的新华百货公司任职期间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道：“中艺带来的不只是精彩的歌曲演唱、舞蹈《马车夫之恋》、舞剧《驼子回门》、器乐演奏和名剧如夏衍、宋之的和于玲合编的《草木皆兵》、还有本地题材的新编剧目如《风雨三条石》，更重要的是他们开班授课，把合唱、舞蹈、布景制作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学员，鼓励大家编创本地题材的作品。我们把专业剧团应有的组织方法、工作作风、集体合作的精神，和对自己在艺术上的要求，都认真学习了。我们跃跃欲试地创作本土剧的愿望，没有因为中艺在1948年12月底，被英殖民地政府发出离境令而终止，而是更严肃思考怎么创作。中正戏剧会在1953年创作的《修堤舞》就是很好的例子。”

50年代中期，反殖民主义运动、建设马来亚文化运动、反黄运动和为筹建南洋大学募款义演交织在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热闹非凡。据统计，在1953至1955年这三年里，歌咏、戏曲、话剧、戏曲、管弦乐、音乐会、文艺晚会，多至百台以上。原创剧目中以1953年度星洲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的诗歌造型表演《南大颂》和华中戏剧会1955年呈献的歌舞剧《大黄狼》最有代表性。华中学生的创作精神，在1959年华中毕业班叙别游艺晚会呈献的歌舞剧《锡米山之歌》和1961年的寓言舞剧《甘榜的故事》里，再度发扬光大。50年代是反殖民主义、建设马来亚文化情绪高涨的年代，促进了跨族群的艺术交流和本土意识的觉醒。

效忠周推动本土化创作的意识

1959年6月3日，160万新加坡人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作为英国统治下完全内部自治的城市。当时的许多公民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还没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从6月3日至10日，刚上台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举行了效忠周。还是小学生的我们，听老师介绍讲国徽、国旗，说这是新加坡人希望和理想的象征。我们学唱“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我们把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一块国家剧场的“砖”，对自己的自治邦，油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林瑞媛班主任说“政府要发展和培育共同的马来亚新文化，创造民族认同感和民主理想。大家要多听电台广播，了解我们建立新加坡的目标。做一个对新加坡有贡献的人” 。

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推动新加坡人本地艺术创作的意识转强。南大戏剧会、艺术剧场、康乐音乐研究会、中文电台戏剧组、校友会和中学戏剧会，都逐渐改演原创剧目。林晨的《圣诞财神》、叶苔痕的《渔岛风云》、罗大章的《新一代》、赵万春的《跟着大伙儿走》相继登上舞台。还有胡桂馨英语话剧《白蛇传》《秦香莲》、曾振钿自编自导的潮语歌舞剧《牛郎织女》、国家剧场艺术团弗农马丁努斯（Vernon Martinus）的芭蕾舞剧《国家协奏曲》、李豪合唱团的歌剧《新加坡二十四小时》、梁荣平的歌剧《玫瑰缘》、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吴素琴的《双林寺组诗》、表演艺术学院吴丽娟编导的《渔歌》、刘仁心的《百年树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文学艺术之夜》等等。华语文艺界出现的本地创作稳步增加，这些作品说出自己的故事，展现出更有文化自觉的思考。国家剧场写曲人学会（National Theatre Composers’Circle）组织的《我们的歌》一系列的常年音乐会，让本地写词和作曲家的作品，开始传唱。从自治到80年代初，业余民间艺术团体，是一个把母体文化的艺术资源转换为本土创作力的年代。

节庆加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

官办节庆往往是聚集民心、加强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有效媒介。[3]1969年，新加坡曾以“双庆”名义同时庆祝开埠150周年和独立4周年的演出和展览会，借此契机展现“从小渔村成为世界第四大港口”取得的繁荣与进步，建立国民的文化自信和加强国家认同。当时，美化市容，在主要街道上架起了设计精美的牌楼，选取了一些建筑物点亮了七彩缤纷的灯饰，让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感受新加坡的整洁环境。为开埠150周年进行的各种文艺演出节目中，李淑芬为人协舞蹈团编导的《祖国颂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一些民间团体如八和会馆、华侨中学等学校、也为“双庆”呈献演出。

2018年，人民协会的文化与艺术署邀请伙伴团体，如戏曲学院和南华潮剧社等合办了第二届人民协会百盛艺术节。艺术节催生了四部本地色彩鲜明的戏：刘满钻为女皇镇艺术文化俱乐部属下粤剧兴趣小组写的《狮城传》；蔡曙鹏写河水山大火灾的潮剧《烈火真情》由如切潮剧团演出；延戏剧团演出了高思情编剧的歌仔戏《新加坡》；南华潮剧社呈献了沈湘渠的《五脚砌·相亲》。这些作品的呈献，都成为了加强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有效媒介。期待人民协会或新加坡国际艺术节，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节庆再为戏曲舞台上新加坡的书写助一臂之力。 

会馆与人民协会是传播华族文化的沃土

宗乡会馆主导华人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整合。从自治到独立，对守护、传承文化遗产，普及与推动戏曲、话剧、舞蹈、华乐活动一直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不同时期为华族艺术的发展，或是提供场地、或是在财力上支持，或是作为演出的主办单位，协助宣传与推票，台前幕后给予了大力协助。戏曲方面有：粤剧界的常青树冈州会馆、东安会馆、潮安会馆的水袖班，普宁会馆、潮州八邑会馆的潮剧班，揭阳会馆的潮乐团。近年更有三江会馆异军突起办了越剧班。话剧方面曾经有晋江会馆、南洋方氏总会。音乐类的例子也很多，例如80年代成立的南洋客属华乐团、福州会馆华乐团，40几年来仍旧金声玉振。舞蹈方面有惠安会馆的“翔鸽舞蹈团”，福州会馆由新移民为主力的悦舞坊，得到会馆提供推展华族舞蹈的空间，延续了福州会馆支持华族舞蹈的传统。

给华族舞蹈团体最持久助力的数福建会馆。50年代，福建会馆管理的崇文阁已经有小学生舞蹈活动，70年代末每逢星期日，福建会馆礼堂借给凤凰舞蹈团排练。80年代末，戏剧界前辈刘仁心搭桥，促成福建会馆成立文化艺术团的美事。隶属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新加坡福建会馆舞蹈团，栉风沐雨鍥而不舍，终于在2014年获得福建会馆鼎力支持，注册为“新加坡福建会馆舞蹈剧场”，该舞蹈团转型为专业团体后，在海内外舞台上展新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有200多个会员团体，因此，还有更大且丰富的华族文化助力。

人民协会从1960年成立开始，一直鼓励与组织各族群众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促进民族和谐与团结，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从“人民联欢之夜”“民众文娱”“妆艺大游行”到成立文化团、华乐团、舞蹈团、话剧团，文艺活动层出不穷。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人民协会文工团属下的华族舞蹈团、华乐团，都在全国不同场地，呈献了多元文化综合性文艺晚会。50多年来，人协为文艺从业者提供了众多耕耘的园地。专业舞团聚舞坊出身甘榜格南民众联络所，曾在现代华族舞界活跃多年的新典舞蹈团，其前生是马林百列联络所等等。人协华族舞蹈团培育了华族舞蹈界的优秀舞蹈人才如郑芳林、王春美、张晓明、黄捷宽等等。居民委员会、民众俱乐部和民众联络所许多年来，一直是戏曲推动者的栖身之地。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场地，教戏教曲，收费大众化，乘搭地铁或巴士便捷，是新加坡戏曲传播的沃土。

60年代，已故庄日昆高级政务部长曾鼓励华语歌剧的巡回演出，留下乐坛佳话。现在，一些设备完善的设施，如茨园民众俱乐部，女皇镇民众俱乐部和淡滨尼天地，更成为戏曲演出首选的剧场，点亮了民众的精神生活。

新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注入动力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发展和高效的国家治理，90年代初可以说是本地域最吸引外来移民的国家。1990年新中两国建交后，迁出国的推力和作为迁入国的新加坡渴求人才的拉力契合，来自中国的移民逐年增加。在1997年，当时的吴作栋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要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21世纪环球大都会。其中一个关键性目标就是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人才荟萃之地”。[4]

90年代以后，吸引了来自中国不同领域的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艺术专才的新移民。人民协会、艺术剧场、南洋艺术学院、拉萨尔艺术学院的不少艺术家及从事艺术教育的中国新移民为不同门类艺术，注入创新意识而创作出佳作。如陈莉、杨静枫为中小学生编导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原创舞蹈；杨文仲、艾家諆风格新颖的小品和儿童剧；白映文、黄萍、秦占宝老戏新演的戏曲作品有历史沉淀，又有传承意义。在语文教育方面，意识到机遇与使命的新移民老师，以他们的专业训练，把课讲得生动有趣。对逐渐提升新加坡华语文的质量，作出了贡献。从发展趋势看，新移民群体也将是舞台艺术从业者及观众的重要来源，也是新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新移民在许多文艺团体、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社区图书馆、会馆开办教导各种中华文化艺术进修班、讲座。有些更投入社团的工作队伍，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活动。最近上任的新移民社长吴东钦，配合南来多年的南音老师吴玲玲和新来的陈金宗老师，合力筹备传统南音社庆祝成立30周年的南音会唱晚宴。吴社长组织在新加坡留学、工作的青年新移民和本地南音爱好者林浜娘、李青萍、温枫敏、蔡锦凤等年轻一代组成了青年团。在百岁前社长、社务顾问傅新春主持的监誓仪式上，11位年轻人成为第一届青年团成员。他们的笑脸上写着肩负重任的自信和诚信，铭记长辈的付托与期待。一场南音演唱晚宴，让人再次欣赏到连接传统的崭新身姿。《风打梨》《出庭前》《记得当初》《元宵十五》《绣成孤弯》《一间草厝》《山险峻》等名曲，让传统南音有了鲜活的新篇章。

此外，新加坡戏曲与舞蹈从业者，也极为重视学术研究交流。戏曲学院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吸引了志于学、勤于术的海内外学者，多次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世界舞蹈联盟新加坡分会，先后召开舞蹈研讨会，深刻探讨社会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推动了舞蹈知识体系与时俱进的建构。自90年代以来，新加坡戏曲学院、聚舞坊、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在百多次的出访活动里，将原创作品在海外艺术节展演，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新加坡作品。

小结

任何文化皆非静态存在。新加坡华人社团守住中华文化的根脉，又在以都市为主导的生活模式中，接受西洋、马来、印度文化。碰撞过程有升沉消长的动态关系。早期华校、英校群体虽有语言差异，华族习俗和节庆，以及重要的文化元素，如自强不息、尊师重道、饮水思源、家庭观念、长幼有序和新加坡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一定程度上凝塑了大家对社会的共同愿景。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实施60多年后的今天，培育出贯通双语的国人有所增加，加上逐渐融入社会的中、马移民，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绝不是用舞台呈献就能说明的课题。有的学者甚至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的谋生行为及意思体系。所以，笔者用舞台上的文化景观来隐喻新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尝试用戏剧舞台折射出人生舞台的一些文化现象。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传统源远流长，韧性强大。近年华语文化团体活跃，讲座、演出、展览、研讨会、工作坊，纷至沓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长河是川流不息的，是动态的。期待新加坡风格与气派的华族文化，充满应变活力，在吸纳和更新中赓续。

注释：

[1]Adrienne L. Kaeppler “Dance Ethn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Dance” in New York: Dance Studies Association Dance Research JournalVol. 32, No. 1 (Summer, 2000), pp. 116-125. 

[2]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at “Aneka Ragam Ra’ayat” at City Hall Steps on December 9th, 1959 at 7.00 p.m.

[3]Georgia Spanou, (2020) Rehearsing National Identity within Cultural Festivals of the Republic of Cyprus, https://doi.org/10.1080/14780038.2020.1763538.

[4]白士德，《政府将突破旧框框，人民应以开明态度积极配合》，《联合早报》，1997年8月23日。

参考文献：

[1]Victor Turner, 1974. Dramas, Fields,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Frank E. Manning, 1983. The Celebration of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Performance. Ohio: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3]John Blacking, 1979. The Performing Arts: Music and Dance,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4]Koh Tai Ann, 1980.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Village, in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0), pp. 292-307.

[5]Vivienne Rogis, (2005) “Same but different: Globalisation and Identity Negotiated through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 Dance” , in ed. Mohd Anis MD Nor and Revathi Murugappan, Global & Local Dance in Performance, Kuala Lumpur: Cultural Centre, University of Malaya &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6]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

（作者简介：1979年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民族音乐学），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朱拉隆功大学、曼谷大学、马来亚大学、河内国立电影与戏剧学院。

隶属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的东南亚考古和美术区域中心首位高级专家、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校首任校长、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首三届中国——东盟戏剧周总顾问。现为莱佛士音乐学院讲座教授、《源》杂志专栏作家。

自80年代起，从事东南亚表演艺术与中华戏曲研究、艺术教育、艺术评论与舞台艺术编导。40余年来，为新加坡、中国、越南、柬埔寨的青少年和专业艺术院团导演的舞蹈、戏曲与话剧作品，在国际戏剧节、舞蹈节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