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化与全球化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双重视角

在讨论新加坡华族文化，如立足于在地化与全球化之双重视角，或可对此问题有较为客观全面之考察。[1]就前者而言，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依托于外来华裔移民，这种来源于异域之文化，需要在本土扎根生长；就全球化而言，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同样处在东西方交通要冲，并且其文化多样性也成为整个地区之重要特点。[2]因此，在考察新加坡华族文化之时，就可以考虑从这两个层面加以观察，从而得出若干可能更为全面的意见。

在地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第一视角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种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虽然继承了华南沿海传统华族文化的精髓，又在与南洋地区与其他文化的漫长交流与融合中，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风貌。

新加坡，以及广义范围内新马地区华族社群的形成与演化，曾经历过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早期华人客居南洋讨生活、避难，有时还有其他诸多权宜性原因，此后才逐步定居本地。南洋华人在新加坡的地位与影响是在漫长时间的积累中，才逐渐彰显且巩固的。这种差异性是如此明显，即使是以“何者方为新加坡华人”这一看起来无须考证的问题，在新加坡也依然需要加以细心甄别。因为与大中华地区的其他华人族群不同，新加坡本地人的跨族群婚姻（inter-ethnic marriage）更为普遍。根据新加坡官方机构的统计，2022年跨族群（ethnic）[3]婚姻的比例高达16.6%，而在此前的十年中大体也在15-18%之间。2022年，华人与异族通婚的比例又占了这个群体之中的71.6%。[4]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众多跨族通婚后的孩子，他们到底属于何种族就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5]并且，与其他大中华地区有重大区别的一点是，新加坡会面临华族文化与构建“新加坡性”（Singaporeanism）之间的张力。

毋庸置疑，华人的族群特征之一必然是华语。但华人作为主体族群的新加坡，却主动选择英语来作为新加坡各族群的公共用语，希冀以此来构建一个更为平等的“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这也将新加坡华族与其他地区的华族，作了相当重大的区隔。

早期移民背景

华人在新加坡的早期定居姑且不提，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在1819年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开埠之后。由于本地劳工的短缺，大量男性华南移民从槟城与马六甲等地前来此地。这些人中不少已经在此地生活多代，多是在14-17世纪之间华人移民的后裔，早已开始适应本地文化。这些人就是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他们代表了华人文化与马来半岛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华文化在地化的最早体现。[6]这些峇峇娘惹（Baba Nyonya）虽然由于通婚而具有多元性，且语言传统也往往存有断层，但依然还保留了华族种族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看来，这些土生华人的“华人性”已经由于在地化的过程而被冲淡；但重点在于，这个族群代表了新加坡华人，在拥有“华人性”的光谱之中的一极；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极，则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来刚刚来到本地的“新移民”。后者是1978年之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中新两国恢复频密交往之后的移民。比起过去土生华人、海峡华人、新客等早期移民而言，他们由于经历长时间本地化沉淀后，中华意识相对淡薄。最近数十年大中华地区的经济崛起，重新点燃了新加坡华人对于自身族群文化认同的关注，从而也使得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呈现出与过去几代新加坡华族相当不同的精神与文化风貌。[7]再加上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大陆文化的输出，从而与民众所认知的“新加坡华人的特殊性”之间就又存在了一定的张力。[8]这也使得讨论新加坡华人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自身独特特点，具有当代的重要意义。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建构，首先具有历史上的延展性，也同在地化过程息息相关。从历史来看，中华帝国晚期的南下华人，其“国家认同”非常微弱。这很自然，因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意识即使是在现代化的前锋——欧洲也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它是在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9]之后才慢慢成型。因此，对于整个华人世界而言，国族的认同只是一个舶来品。[10]正如东南亚历史与社会学家所达成的共识，早期新加坡华人移民更多是拥有地域、宗族认同，而非国族认同，所以“帮群”的概念才是认知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11]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由于以方言为特征的族群划分的存在，早期华人不但说着不同的方言，信仰不同的神灵，也更效忠于自己的宗乡组织，尤其是各种坟山、会馆等。这些机构，不仅具有基层治理的职责，也同时成为了当时华人精神归属的单位。[12]因此在此一时期，所谓的华族文化，就非常自然地具有异常斑斓的地域性特征。它主要是与华南，尤其是闽南、潮汕、客家、广府与海南等地域族群的文化特点相应成趣，从而像一个具有不同特色，彼此差异明显却同聚新加坡一地的大拼盘。

同样重要并且在过去经常被学界所忽视的一点还有，新加坡这个族群特色，与北方的官方、士大夫文化之间有着不小的阶层差异。简而言之，新加坡早期华族文化不仅具有华南沿海的特征，同时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因此也具有非官方、民间、世俗化与商业化的特征。它与北方的精英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些因素，都对型塑新加坡未来的华族文化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因此，直到19世纪末，本地华人才开始逐渐有了较为明确的华民族国家认同，而这也与清廷在受到殖民入侵之后，开始与外在世界接触有关。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清廷于光绪三年（1877）开始派“黄埔先生”胡璇泽（Hoo Ah Kay，1816-1880）驻新加坡领事，此为中国近代史上首个驻外领事。尤其是在左秉隆（1850-1924）于1881年派驻星洲之后，他连任三届领事共9年，至1890年卸任（后又于1907年重返新加坡，复任此职）。左秉隆的苦心经营，加上清廷对本地侨商财力的重视，新加坡华人社群才开始有了更为清晰的国族意识与国家效忠观念。[13]从此，也真正有了“华侨”这一华人族群共同的概念。

这种族群意识，同样与民族自觉与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步，因此，南洋华侨华人就非常自然地成为了中国20世纪革命的推动者。[14]在此后20世纪的上半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新加坡华人更加打破了早期以方言、血缘与业缘等为特征的族群壁垒，从而团结在了一个更具实体性的“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由于深度卷入了东亚大陆的国际冲突之中，也使得新加坡华人在日据时代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1942年2月21日至3月4日的“大验证”。[15]这场残酷的报复性屠杀，目的在于系统性地清除新加坡本地18至50岁之间的所有参加反日活动的华人男性。最终死难者的数字已经无法估量，但总人数可能在5-10万左右。这一种族灭绝活动，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罪行之一；[16]然而，这种大屠杀的惨痛经历，在二战之后又成为了新加坡独立运动的潜在推手。马来群岛的华人日益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17]因此，新加坡的独立建国，以及此后的自身文化认同就首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也深刻地影响到此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视野。

从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本地的华族文化与其自我认同存有重大联系。对于19世纪末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而言，他们的国族认同是异常分歧的。有些人在政治上认同满清，另外一些人则认同一个由汉族文化为主导的“类明朝”政权，或者直接支持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属于哪一类，除了已经在地化多年的海峡华人之外，他们的政治认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陆。

在1912-1949年之间，军阀混战与国共内战同样导致了新加坡华人移民政治认同上的重大分裂。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加坡华人还是基于一种儒家家国观念的牵扯，从而继续认同遥远的故国。[18]这种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对于华族文化中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总是纠葛难解。很多时候二者之间虽然存有联系，却并非完全同一。比如:一位政治认同新加坡体制的新移民，也可能对于中国的中华文化存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或者一位政治上不认同新加坡者，却对本地的华族文化非常喜爱。这只是就其极端而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文化上的不同层面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上是从历史上简单梳理了新加坡华族文化形成的线性发展背景，由此可见新加坡华族文化是一个不断在地化动态发展的系统。在这个在地化过程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在不断交织作用。

第一，是为了适应本土的马来、印度、欧亚以及其他外来因素而不断改变的华人性。无论是从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还是到经济、政治与其他更深层面，新加坡的华族文化都是不断在地化与“非华化”的产物。像本地华人的咖啡文化，就显然有别于大中华地区的茶文化。至于语言、宗教以及其他诸多方面，都显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在整个大中华地区边缘地带的“他者性”。

第二，自我有意识的“华化”。这个要素的推动力，除了民族自豪、帮群与各种社团有意推动之外，最近数十年中又受到了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外在吸引。而新加坡政府在运用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不良倾向”的文化侵蚀方面，也同样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华化”过程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环节。20世纪80年代前的各类华校，以及在此之后各类宗乡组织对于传统中华价值观的推动等，都对新加坡华人社区中“中华要素”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并非仅仅只具有文化存续的意义，华族文化中“家国一体”的思想，也对新加坡的国族打造具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

全球化：新加坡华族文化第二重视角

新加坡华族文化，同样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视角之中方能加以理解。这既是在殖民时代以来自然形成的，又是在主要受英语教育的政治管理者治下有意为之的产物。对于后者，我们很可能因身在庐山中而不识其真面目。[19]可以说，在英语精英体制之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可以说是既低调，又微妙。[20]一方面，作为主体民族的文化，自然需要获得重视，如此方能为国族身份的打造提供助力；但另一方面，主体民族的文化如果过于强势，则又会因其文化单一性以及对于其他族群身份的遮蔽从而造成不安因素。因此从英殖民地当局开始直至当今，政府对于华族文化都持相当复杂且谨慎的态度。

但是，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既深深植根于东亚大陆的中华传统，又是受到近代全球化力量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这体现在新加坡传统华人习俗在本地会经历全球化进程，一直在做动态的调整与改变；并且新加坡华人也同样会在这个日益变更的世界舞台上，通过与其他族群的互动，来重塑新加坡人的文化身份。

新加坡华族文化，从最初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彰显了华南沿海地区在区域性移民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南中国海为轴心，整个华南与东南亚大陆及马来群岛等地有着频密的人群、文化、经济与贸易联系。华南移民在短暂工作与长期移民之际，也将华南沿海的方言、习俗、宗教与社会组织形态都带到了南洋。这些要素就构建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最底层基础。在此之中，语言又具有核心性的力量。与新加坡华族的主要来源地——华南沿海类似，本地华人最初的语言文化是以华南方言为特色，并且以方言为特征构建起了社会基础治理的网络。

1949年之后，中国兴起了普通话普及运动，尤其是此后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兴起，使得曾经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濒临消失。[21]在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政府对于华语的推行，以及对于方言的压制，致使上世纪末之后，华南方言的使用群体在本地快速流失。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府此项政策的初衷则是为了打破碎片化的华人社群，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单一化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22]无论其原先设定目标为何，但结果就是华语日益取代了曾经盛行的各种方言。与此同时，由于上世纪80年代学校教学语全面转向英语，也影响了华语乃至整个华族文化的赓续。此后，由于中国大陆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作为一种潜在的商业与经济竞争优势，新加坡官方一直鼓励华族掌握华语。但华语在本地华人社会中日渐被英语所取代却成为难以改变的趋势。语言基础的改变，也对于其他诸多领域造成重要的影响。比如从宗教领域来看，同华语与中文有着极为密切捆绑关系的汉传佛教，就以明显可见的趋势快速弱化。全球化造就了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本地华族文化与其他大中华地区华族文化最为明显的差异之一。本地移民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长期与巫、印、欧亚等族群频密互动，这种互动导致了各种习俗的融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新加坡华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显著的特点以及融合性特征，这与上层建筑的有意建构有关。从殖民时代初期，较为宽松的英国殖民体系就容许各种文化自由地发展。至新加坡建国之后，多元文化更是新加坡的立国根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城市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本身就确保了华族文化得到保存的同时，也通过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中不断获得重塑。这种动态过程是全球化社会的特征，其文化交流是持续不断的。因此，新加坡华族社区就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它不但保留有华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还将巫、印与西方各种文化也一起融入，以此来适应一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到了数码时代，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加坡华人也以更为开放的态度来接纳这些转变。无论是韩流、日剧，还是欧风、美雨，新加坡华族总是领先于其他各国华人群体，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接纳全新事物与文化。

我们可以说，全球化不但在塑造，而且在重塑新加坡华族文化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都市，故而也一直有意识地努力推广现代且文化丰富的身份。新加坡的华族社群，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中华文化，还以一种能引起全球受众共鸣的方式重新诠释中华文化。在文化身份不断演变的全球化世界中，要保持华族文化的重要性与相关性，这种重塑的努力就至关重要。

结论：动态地把握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脉络

从上面简单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若干重要特点：首先，它是来自于东亚大陆的中华文化在本地的历史发展产物。但在长期的在地化过程之中，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然与中华文化乃至华南沿海文化有着不少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仅仅在表层，比如教育、语言、习俗、宗教、节庆等诸多方面。在文化深层，新加坡华族文化更是一个去中心化、多元互动的结构。这不仅基于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的商业与文化传统，也由于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来鼓励各族群文化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政府在教育、语言、宗教、工作等诸多方面采取较为平衡兼顾的策略，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本地华族既能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能与其他族群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新加坡华族文化深受全球化的长期影响。新加坡无论是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具有其他大中华地区所未必具备的开放性（香港、澳门除外），因此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就会首先影响本地华族文化的生态。新加坡华族文化，也更加变动不居，更加处于一个快速迭代的现实之中。

当外人初到新加坡之时，他们往往会因为观察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国际性而目迷五色。他们一方面可能惊叹本地不同语言、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与和谐共生。不仅华人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清明节、中元节和中秋节等在新加坡得到了广泛的庆祝，巫族的开斋节、印族的屠妖节与基督徒的圣诞节等也都是新加坡各族共同的节日。本地的华族，还保留了甚至在中国大陆都已经逐渐式微的宗教习俗与民间文化。但就核心而言，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神还是在于它与众不同的开放性，它不仅向马来群岛在地的文化持有包容的态度，也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持拿来主义。前者使得新加坡华族文化不断经历在地化，而后者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内在逻辑基础。

新加坡华族与其他种族一起，一直在积极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他们在努力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向外借鉴、创新和发展，从而积极参与到新加坡国族身份的打造之中。这种动态平衡使得新加坡华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注释：

[1]曾有学者从本地学术组织的角度来讨论华人知识精英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在地化与国际化，参阅Leander Seah, “Chinese Identities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outh Seas Socie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58–1971,” China Review 17, no.3 （2017）: 87-110.

[2]参阅Chee-Beng Tan,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pp. 210-236. London: Routledge, 2012. 同作者更早的专著，同样对于理解海洋东南亚地区华人文化有帮助：Chee-Beng Tan,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3]新加坡本地依然会倾向于采用更为传统的race/racial来表述“种族”。

[4]参阅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Republic of Singapore, Statistics On  Marriages and Divorces, 2022: chrome-extension://mhnlakgilnojmhinhkckjpncpbhabphi/pages/pdf/web/viewer.html?file=https%3A%2F%2Fwww.singstat.gov.sg%2F%2Fmedia%2Ffiles%2Fpublications%2Fpopulation%2Fsmd2022.ashx  

[5]本地族群的复杂性，限于篇幅不详述，参阅Nirmala Purushotam, Negotiating language, constructing race: Disciplining difference in Singapo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8.

[6]参阅Chee-Beng, Tan,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Ronald G. Knapp, Peranakan Chinese Home: Art and Culture in Daily Life. New York: Tuttle publishing, 2013. 在海峡殖民地时代，华人由于政治认同的关系，还会衍生出其他的概念，如海峡华人。参阅王纯强：《“是华人，又不是华人”，中国移民眼中的海峡华人形象》，《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23年第1期，第37-58页。

[7]Kishor Mahbubani, Can Asians Think? p.38.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09.

[8]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讲话中，强调要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就是针对这种外来影响。《联合早报》社论《落地生根维护共同家园》，后者在某种程度同样反映了新加坡建制派的立场，详见（2024年8月8日登录）：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ditorial/story202208231305604 

[9]参阅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1, no. 3 (1999): 569-591.

[10]参阅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第92-94页。

[11]有关早期华人国族认识，参阅J.C. Perry, Singapore: Unlikely Power, p.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对于新加坡以及更广泛意义的马来半岛华人帮群政治研究，参阅麦留芳：《方言群认同: 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庄钦永：《新加坡华文铭刻集录初编》，收于庄钦永：《新加坡人史论丛》，新加坡：亚洲学会，1986年，第154-190页；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收于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学会，1995年；张晓威：《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与帮权政治》，《海洋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第107-146页；张晓威：《甲必丹叶观盛时代的吉隆坡客家帮权政治发展（1889-1902）》，《全球客家研究》，2017年第9期，第159-182页。

[12]参阅曾玲：《庙宇、坟山的社群化与新加坡华人移民帮群组织之建构：兼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的新思考》，《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5年第1期，第35-62页。

[13]Gungwu Wang, Nanyang: Essays on Heritage, p. 103.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8.

[14]海外华人对推翻满清的贡献，参阅秦宝琦：《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4-132页。另参洪丝丝等编：《辛亥革命与华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Geoffrey C. Gunn, “Remembering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Massacres of 1941-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7, no. 3 (2007): 273-291. 另参范国平：《大检证和大肃清——日军对新马华人的大屠杀》，《军事史林》，2007年第7期，第52-54页。

[16]Wai Keng Kwok, Justice Done?: Crimin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Chinese Massacres Trial, Singapore, 1947. New Heavan: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01.

[17]可参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War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18]Perry, Singapore: Unlikely Power, pp.149-150.

[19]全球化背景之中的新加坡国族认同及其挑战，参阅印度裔新加坡学者的研究：Selvaraj Velayutham,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20]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The China Quarterly 175（2003）: 751-774.

[21]参阅Xuesong Gao, “The ideological framing of ‘dialect’: an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s state media coverage of ‘dialect crisis’（2002-2012）,”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 no. 5（2015）: 468-482.

[22]华语运动，参阅Kevin Zi-Hao Wong and Ying-Ying Tan. “Mandari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thnicity i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8, no. 1（2017）: 18-50; Guowen Shang and Shouhui Zhao, “Standardis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Issue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8, no. 4（2017）: 315-329.

（作者为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The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主编。主要研究佛教文献、隋前佛教史、近代海外佛教档案等相关领域。

曾出版专著《慧皎高僧传研究》《佛教经典观》《太虚大师新出文献资料辑录》等。译著有《汉文佛教文献研究》《佛教文献学十讲》《大乘佛教》《宝冠摩尼：左冠明教授佛教文献学研究遗集》等。翻译学术论文四十余篇、编著论文集十多种、撰写论文及书评五十余篇。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名家专评”发表专栏文章三百余篇；新加坡《新明日报》“赟云众生”发表专栏文章一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