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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古晋景观中的星洲踪迹

文图 · 陈煜

在本地赵芳路5号店屋的二层外墙挂着“砂拉越出入口商公会”的招牌,这个注册于1952年3月25日的业缘组织至今仍在运作,显示新加坡与砂拉越之间长久的商务往来。在古晋与当地朋友聊起两地之间的联系,他们提起小时候很多“舶来货”是从新加坡进口的,早期较大规模的建筑往往会从新加坡聘请工程师与承包商来完成,富裕华人家庭的孩子在当地完成初等教育后,会前往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两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令人侧目。

在本地姓王山(太原山)的三位献山人中,王有海(1830-1889)是依靠砂拉越与新加坡之间贸易白手起家,成为马来亚富有影响力的闽籍富商。作为砂拉越第一位华人甲必丹与古晋福建公司(福建公会)的首任总理,王有海在古晋留下一脉子孙,其子长水(1864-1950)不仅继其父成为华人甲必丹,更跃升为第一位华人总甲必丹,领导砂拉越华社长达半个世纪,建立起庞大的家族与商业网络,儿子王观兴、女婿黄庆昌、孙子王其辉均为华社领袖,这些往来两地的华人先贤,在古晋景观中留下耐人寻味的星洲踪迹。

王友海街与甲必丹王长水

古晋是沿砂拉越河南岸形成的早期居留地,相传1884年初古晋大火摧毁了居留地,王有海斥资重建两排店屋,形成的店屋街以其命名。以中国街和大井巷为界,与之连通的是亚答街(即木匠街),如今在其西端竖立着华族式样的牌坊,上面题刻“亲善门”。

王友海街牌

在王友海街东端与花香街交界之处,建有坐西朝东的凤山寺,南侧设有观音堂,过了花香街的正对面设有戏台。这座供奉广泽尊王的凤山寺,相传是福建人在古晋最早的社群中心,推测1848年前已有简易建筑,1871年王有海等人创办福建公司时会馆设在其中,福建公司于1930年更名为福建公会,凤山寺至今仍是福建公会产业,1897年重建形成今日之规模。

凤山寺及其东北侧的王友海街

在凤山寺南侧山坡上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矗立着王有海家族在古晋的祖屋。值得关注的是,这座山的其他部分均为圣公会产业,包括主教住宅、圣玛丽学校和圣多玛天主堂等。相传此宅邸与前面的店屋街兴建于同一时期,由王有海在古晋的妻室张氏(1840-1929)及其子孙居住,家族男丁多在附近的圣多玛学校就读,转赴新加坡圣安德鲁学校升学。

1929年张氏以89岁高龄在家中寿终正寝,1933年王有海在新加坡的后裔将这座宅邸转售(传言为捐赠)给圣公会,成为圣玛丽学校的一部分,做为寄宿生宿舍。圣公会在原有的两层建筑上添加一层,在坡屋顶山墙上设有十字架。2013年该建筑被改造为精品酒店,一层挑檐保留华族传统式样的筒瓦和滴水,上部则为西洋式样。王有海宅邸曾有一座华族传统式样的门楼,1990年代因机动车道的开辟而被拆除。

改造成精品酒店的王有海宅邸

大伯公庙与华人裁判庭

与凤山寺相距不远的寿山亭福德祠大伯公庙,坐落在猫眼岭的西北坡,坐东南向西北,前面曾是通向砂拉越河的溪流——双溪古晋,如今成为交通繁忙的三角坡,所在高台的外壁装饰色彩艳丽的九龙壁,双溪古晋被填筑为花香街,河滨公园里的不锈钢雕塑水景呼应着消失的双溪古晋。

寿山亭福德祠大伯公庙

大伯公庙被认为是古晋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推测建于1839年之前,由跨方言群的古晋华人慈善信托委员会五属(福建、潮州、海南、客家及广惠肇)共管。庙宇的入口设在西南侧的猫眼岭路,东北侧设有戏台。与凤山寺一样,大伯公庙亦历经多次整修,2015年大规模改建,后方增设一落简易棚架。

早期华社大多寺庙、会馆与学校一体,大伯公庙后面的停车场曾经是古晋中华小学校第二校,校园内原有一栋建于1958年的两层木楼,有十三间教室,学校搬迁后改为停车场,如今只剩下一座老办公楼,与之一路之隔的三层高现代式样店屋,角头挂着福建公会的招牌。

作为华人的宗教信仰中心,凤山寺和大伯公庙至今香火鼎盛,这一带也曾是古晋华社的权力中心。在大伯公庙对面,沿着砂拉越河的四方形殖民式样建筑是由公共工程局设计,落成于1912年,主入口设在面向海唇街一侧,侧入口在面对砂拉越河一侧。这是白人拉惹设置的华人裁判庭,用以管理华人内部事务,包括民间诉讼、婚姻注册等,1921年关闭,一直由德高望重的王长水担任庭主。

华人裁判庭后用作华民政务司署,白人拉惹于1930年将其赠送给中华总商会作为会所,1993年改造成为砂拉越华人历史文物馆。这栋面积并不大的建筑现在刷成粉红色,以白色线脚图案装饰,设置的展览对于古晋华人、方言群、社群领袖与节庆做了简要介绍。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华族先贤的介绍包括王友海与长水父子,而王其辉位列于“华人政治领袖”的介绍中,文物馆入口的一对陶瓷麒麟由其捐赠。

砂拉越华人历史博物馆(原华人裁判庭)

浮罗岸唐人街与宋庆海

古晋的华人居留地沿着砂拉越河,从大伯公庙向东扩展,形成所谓的唐人街,当地称之为“浮罗岸”,这里有三处有名的猫雕像和长排的店屋,沿河设有码头仓库等轻工业设施,也是当地美食云集的区域。浮罗岸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华人——宋庆海(1880-1945),这里有不少设施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街道、运动场、小学与食阁。

根据宋庆海后裔记述,宋庆海出生于福建南安原籍,自幼体弱多病,父母找人算命后认定其生辰八字相冲,须送到南洋抚养方能改命,因此托付给一对未生育的同宗亲戚领养。宋庆海1889年来到古晋,养父母给予他极好的教养,也在领养他后产下一子五女。宋庆海在养父去世后继承事业,与小他11岁的弟弟德仪共同经营,在新加坡开设商号“源顺丰”,由弟弟亲自坐镇。

宋庆海成为二十世纪初古晋的闽籍闻侨,协助王长水担任华人裁判庭助理,历任中华总商会与福建公会委员等职。1926年他受白人拉惹委任开垦浮罗岸,计划兴建150间店屋,无奈遭遇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其资金链断裂而宣告破产,仅完成50间店屋的兴建。根据当地文史工作者的调查,宋庆海喜欢在店屋顶部安装动物造型的雕塑,以鸟类为多。1929年宋庆海亦将浮罗岸的大片土地捐赠给政府,以开辟运动场等公共设施,这些设施以其名字而命名。

拿督黄庆昌路

拿督黄庆昌路牌

古晋另一个与新加坡有着深厚渊源的是黄庆昌家族。在浮罗岸东侧华族式样牌坊以东,与浮罗岸路平行的一条道路称为拿督黄庆昌路,一侧有高大的行道树,另一侧则是连排的三层高店屋,一些华人会馆设在其中。根据当地记录,1957年黄庆昌获得市政厅的批准,在此兴建大批店屋作为浮罗岸市场的扩建,这一带也成为古晋南市的行政中心,设有一些华人文教设施,包括南市市政厅、浮罗岸市政厅、中华小学第三校、福建公园等。

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

黄庆昌是出生于古晋的金门第二代,年仅6岁时父亲黄智爷去世,当时哥哥庆发8岁,弟弟庆宏只有3岁,还有一个妹妹。黄智爷下南洋前在家乡与蔡箴娘结婚,直至去世时都未曾返乡,蔡氏膝下无子女,他遗嘱古晋的妻子朱金娇将长子与次子送返金门由元配抚养。朱氏遵从丈夫遗愿,一年后将两个儿子托同乡带回金门,蔡氏将两个孩子视为己出,尤其疼爱庆昌。庆发在金门生活了四年,庆昌则长住八年,直到当地爆发鼠疫,蔡氏含泪将15岁的庆昌送回古晋。

黄庆昌由大娘在金门乡间抚养长大,没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但耳濡目染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回到古晋后,在母亲的坚持下,大龄进入圣多玛学校学习,虽然五年的学业平平,但他表现出出色的社交与领导能力,毕业加入英资慕娘有限公司,后加入砂拉越轮船公司,也曾短暂担任过公务员,最终进入王长水公司后深得赏识,1911年3月19日与王长水长女秀英结婚。

出生寒门的黄庆昌,深知与妻子家族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差异,婚后努力创业,先后成立多家公司,主要经营土产加工和进出口贸易,1924年创办联昌银行,1920年代末成为富有影响力的华商,并将商业网络扩展到新加坡,1930年创办庆隆公司专营土产买卖,1935年与其他6位福建人合伙创办大华银行。

在元配的同意之下,黄庆昌于1927年返回金门迎娶许玉秀,1929年四子祖耀在当地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心妻儿安全,将他们接到古晋,后迁至新加坡。日据时期,黄庆昌因曾支持抗日而携家眷四处避难,被日本人抓捕而备受折磨。日本投降后,他返回古晋重振商务,将名下各商号合并成立黄庆昌有限公司,1947年继岳父王长水之后出任砂拉越轮船公司董事主席,1960年代逐渐将砂拉越业务交由三子佛德主理,新加坡业务交由四子祖耀主理,1974年正式退休,1978年4月12日于古晋家中逝世。

长袖善舞的黄庆昌与第三代白人拉惹私交甚笃,活跃于各地缘、业缘与血缘团体,崛起成为古晋华社领袖,长期担任砂拉越中华商会主席、福建公会主席、福建义校董事会主席等职位,与新加坡金门社群亦保持密切互动。在黄庆昌获得众多头衔中,包括1941年获颁的砂拉越之星司令勋章,1964年获颁的拿督斯里头衔等。

结语

华人移民有着复杂多样的因素,因地缘与血缘的关系,在迁移中寻找更好的生活与工作机会,通过婚姻与职业建立起互助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一夫多妻的传统观念,早期华人在祖籍地与居留地娶妻生子,建立起多处家室,分布在各埠的后裔在家族商业网络中扮演不同角色,也留下复杂的家族世系与产业关系。

砂拉越拥有得天独厚的物产,历经三代英国白人拉惹的统治,吸引大批华人前往工作定居。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是砂拉越与外界交流的中转枢纽,城市景观留存着往来两地华人留下的印记,对于两地的历史文化研究,跨地域的视野与田野考察至为重要。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