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有一位已经过世的画家翁文光（Ong Boon Kong, 1948-2022），生前他是那样的草根与平常，每日肩背一提布袋，行走于白沙浮（Bugis Street）、书城（Bras Basah Complex）和“小泰国”（黄金坊Golden Mile Complex）一带的街肆闹市之间，就像大家所熟悉的邻里街坊安哥，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目光，以及毫不顾忌、随时聚精会神地观察小动物的身影却让人诧异：他到底是谁？当人们称赞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时，往往会说：你看，他是画松鼠的、是画葡萄的。或者说：他是画金鱼的、是画驴子的…… 而翁文光最为本地人熟知和称道的是——画虎，号称老虎画家。他大笔如椽，挥挥洒洒，于宣纸之上，干湿浓淡之间，百兽王瞬时凛凛自现。

新加坡号称狮城，但黑色狮子似乎只存在于传说，在有影像记录的历史中，常出现的是老虎的身影。1831年9月8日，“英文《新加坡纪年报》（Singapore Chronicle）刊登了相信是本地第一则虎患的报道”[1]，传闻在1860年代，仅一年之内就有约300人被老虎咬死，狮城几乎就是“虎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出过一幅创作于1865年的画作，描绘了1835年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公共工程主管乔治·哥里门（George Coleman）与印度籍囚犯劳工在丛林探险时被马来虎袭击的情景。

在本地民间，普通百姓有农历二月初三拜虎爷的习俗，破解身边小人，免去口舌是非。不过，在家中悬挂老虎图画，却并不是很多人都敢做的，据说只有从事特殊行业的人，比如身涉黑道的才敢如此，普通人怕自己被老虎的凶恶煞气所冲，不到万不得已不挂老虎。当然，翁文光的画虎之名多流于街谈巷议，名声更大的似乎还另有其人，比如 “每逢虎年，媒体会找上画家陈悟迟，他是本地唯一精于画虎，并以虎画闻名，人称 ‘猛虎画家’。从大小写意到工笔画，他的虎画风格融合西洋画和中国水墨，艺坛先辈刘抗大赞‘天南独步’。”[2]

翁文光大隐于市，鲜有引起过主流媒体的关注，他自己应该也是毫不在意这种名头上的差别待遇。他热爱绘画，以水彩、油画、水墨为主，善画各种动物，也钟情于新加坡的街市景象，常画旧时结霜桥一带街景、新加坡河、牛车水以及红头巾（三水婆）、邻里街坊等市井小民形象，感情真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他的画没有文人画的忸怩，通俗浅白，不遮不掩。

翁文光1948年生于中国福建莆田，1958年随父南来新加坡。他父亲文化不高，是一位三轮车夫，家境贫寒，因穷困而过早形成的极度节俭几乎贯穿了翁文光的一生。据说，翁文光虽然因为画画日后境遇改变，也结交了不少各路朋友，但他却很少主动请人吃饭，哪怕只是喝一杯咖啡。与翁文光相熟多年的80多岁本地老画家张得顺曾经提醒他这不是待人待友之道，他因而在晚年时曾破例请得顺喝过一次咖啡。

翁文光初来时住惹兰勿刹（Jalan Besar）一带，读宏文小学时已显露出特别的绘画天分。据新加坡盆景与赏石协会会长、国际郑和学会秘书林朝华先生讲述，当年他姐姐与翁文光是同班同学，他本人也在宏文学校读书，曾亲眼目睹少年翁文光以蜡笔彩绘画过一幅猛虎擒鹿的画，惟妙惟肖，叹为神品，几十年过去仍萦绕心头，念念不忘。后来，翁文光入读华侨中学，有机会向新加坡先驱艺术家、水墨大师陈文希学习，期间也得到过大师陈宗瑞和陈子权等美术老师的指导。当年陈文希在华中有一间小型休息室兼画室，翁文光一下课就跑过去向陈文希求教，据说日后看到翁文光画作墨韵生动，出奇传神，陈文希也曾禁不住赞叹青出于蓝，略有艳羡之意。翁文光一生感念陈文希，一次在美伦镜框（画廊）老板郭嘉宝处目睹陈文希旧迹时，不禁当场洒泪，令众人错愕嘘唏。   

1965年，翁文光偶遇画家黄明宗，拜为老师，学习素描和炭笔画。自1976年起，他毅然决定当个全职画家，从此浪迹新加坡画坛45年，作品散播至东南亚、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偶尔见诸报章宣传。他的画虽然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终因其草根习性和未受正规美术教育之故，至死也未获本地主流美术圈承认应有之地位。不过，翁文光去世后，笔者曾在藏家手中看过他的全套私印，其中有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建坡为他专治的私印，以及第一届新加坡文化奖得主黄明宗1974年正月为他所刻精致小印，印文与石质俱佳，可堪上品，似乎也从侧面暗示部分主流学院派画家对翁文光在一定程度上的另类欣赏。

翁文光年幼时在家乡因拾柴而被松针刺破左眼，视力受损，仅可凭一目略观天下，他自嘲是更为精准细致，聚“睛”（精）会神。虽视力有限，但多年来他一直勤学苦练，尤其注意观察，熟记于心，练就了一手的默写好功夫，作画时全凭记忆，一气呵成，尤擅现场演示，挥挥洒洒，活灵活现。因为一度经济拮据，翁文光很少花钱购买各种专业画册，一般是在书店或画廊看画册，甚至是连环画，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牢记。不过，对一些难得一见的西方经典美术书籍，他也舍得下本钱收藏，因为他知道凭他的财力，几乎是无法有机会到国外去欣赏原作的。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在生活中直接观察。

翁文光喜爱画各种动物，为了更好地表现各种翎毛走兽，他一有空就去动物园，随身携带一架望远镜，一包饭和一瓶白开水，为的是省钱省时。至于街景，“欣赏他作品的陈子强（55岁，金融业）提议画结霜桥保存历史。翁文光这才提起他是在结霜桥长大的。陈子强说：‘现在想拍照留念也没办法了。刚巧和他（翁文光）提起时，才知道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翁文光自11岁起就住在结霜桥一所庙里，聊起当年他可是滔滔不绝。‘那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有赌徒、有吸鸦片的、还有商人、外国人等，是个反映人生百态的地方。’他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回结霜桥一带观察、回想、抓角度，热闹的街道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我画这幅画时，似乎找到老朋友一般，一起回味往事’， 结霜桥逐渐走入历史，画家不惜艰难，靠着模糊的视力作画，借助放大镜描绘细节，为的是保留逐渐被遗忘的历史。”[3]翁文光在另一幅题为《家园》的水墨纸本立轴上曾题款：狮城处处有惊喜，足见他对家园的真爱。

纵观翁文光的绘画成就，大约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出色的岭南派画家。

翁文光生于福建，在新加坡接受美术熏陶。新加坡是文化汇聚之地，四通八达，各种艺术流派兼而有之，独占地利之优，令他收益颇多。因为喜爱动物题材，他特别看重中国画家刘奎龄的画作，常常细细临摹。南洋一带多有人追随岭南派。岭南以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肇起，后有赵少昂等优秀画家继之，日后还有杨善深等人。翁文光吸收众法，以岭南派的没骨画法和画面整体渲染技巧布局，其所画树木参差辗转，曲折蜿蜒，藤蔓牵扯，颇具古意；翎毛走兽造型准确，纤毫毕现，情趣盎然；至于人物勾画，亦十分生动朴实。无论是用墨还是敷色，他的画都是灵活而有生命力，趣味真切。

翁文光写实和写生功底深厚，通常是采用湿画法，作画之前已成竹在胸，不起稿，面对画纸略一思忖，即先以淡墨或清水勾勒基本轮廓，趁水气未散，半干不干之际，分阶段使用不同色调的墨色和颜料，自然地形成明暗清晰的结构关系。由于墨汁会沿着潮湿的宣纸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然扩张和延伸，此法巧妙地解决了动物皮毛上细微绒毛的处理问题，不必再费力收拾和拘泥于细节，位于美芝路的宣和文物画廊东主俞精忠即藏有不少此类精品。自1979年开始，翁文光希冀有所突破，尝试用硬笔与毛笔结合的方式，强化动物的皮毛质感，所画豹、虎、熊猫、松鼠，皆异于同辈中人，被视为首创。不过在笔者看来，此法虽然是其独创而又有新意，但似乎有用力过度之嫌——本来已经轻舟飞渡，此时却返回来一杆一杆地奋力撑船，大可不必矣。

翁文光曾以兼具西洋风格的水墨技法画过一批本地名人肖像，如以帮助穷人打官司出名的刑辩律师苏峇士（Subhas Anandan）、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一套14张国会议员肖像等，风格写实，呼之欲出。这些人物肖像创作似乎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翁文光的草根性提升至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范畴，但可惜他终究是一介以世俗之面示人的朴素画家，难以过多解读。

第二，小有成就的中国风油画家。

翁文光与本地传统水墨画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注重西洋画法的学习和训练，并付诸实践创作，在水彩、碳粉、油画等诸领域均有斩获。他并非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西洋美术体系教育，但他通过各种渠道和自学，基本掌握了西洋画的表现技巧。位于书城的Serenity Gallery画廊曾展出过翁文光1977年创作的一幅以驳船码头（Boat Quay）为主题的水彩画：画面结构繁复而条理清晰，光影与色调准确、优雅，是卓见功力的佳作。

尤其特别的是，在画动物题材的油画时，他以中国卷轴画的散点透视法进行布局和构图，在创建主要动物时借鉴西洋焦点透视法则和光影变化规律，按照解剖结构，以写实手法描绘，有一种东西结合、东方情调的异域风格，令人赏心悦目。

事实上，几乎是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政治形态与国际环境影响下，中国的体制内专业画家一直在尝试西洋油画的民族化之路。翁文光勇气可嘉，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殊途同归。当然，西洋油画的中国风或中国化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在中国国内，徐悲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法国，1949年之后受委组建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又引进与欧洲传统绘画有所不同的现代苏联画派，并大力改革传统中国水墨画的教学课程，引起不少议论，至今仍有人质疑。

在海外，没有政治压力，完全在正规西洋美术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印尼画家李曼峰，以及他在本地的艺术衣钵继承者朱庆光，也以历史的巧合，尝试了同样的做法——有中国画元素的西洋油画创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市场认可。李曼峰从印尼出发，在荷兰海牙学习美术，是迄今东南亚画家群体中少有的几个作品拍卖价格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画家之一。他的画作有浓郁的中国水墨画情结，也有高超的西洋油画表现技巧，是极具东方特色的大师级绘画，在西方世界亦得到很高评价。这与欧洲殖民者初到东南亚时所欣赏的“美印地式”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绘画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与印尼画家拉丹·萨利赫（Raden Saleh）创作《森林之火》时把西方的雄狮改为东方的老虎，把高耸的冷衫树变成热带的蕉林椰林的试探性的迎合态度已经截然不同。此时，本区域画家已经有文化的自信和追求。在这一点上，翁文光似乎以布衣草根的卑微之躯，承担了新加坡正统学院派画家应该承担的力量，是值得敬重的。

人不可貌相。翁文光虽有目疾，但却凭一管毛笔养家、买屋、娶妻、生子，孩子也读大学，人生圆满。他太太康海英是本地旅法画家康雄安、康松如的妹妹，早年入南洋美专学习，在淡彩硬笔画方面颇有成绩，可惜后来罹患心理疾病和其他病痛，闭门不出，亦停止作画，在翁文光去世不久后也驾鹤西归。翁文光早年每日行走于新加坡的街巷闹市之中，择机卖画换钱，如无人问津，则以画换饭，无论贵贱，不耻于人，因此很多小贩手中都有他的画作。

斯人已逝，笔者遥想当日翁文光作画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不禁叹之曰：

噫吁兮，

大隐隐于市，

可惜君未识。

注释：

[1]侯佩瑜，《新加坡曾闹近百年虎患》，《红蚂蚁》网页，2021年9月23日。

[2]黄向京，《画家陈悟迟画虎迎虎年》，《联合早报》，2022年1月31日。

[3]佚名，《半盲画家为保存历史，借助放大镜重现结霜桥》，《联合晚报》，2015年1月27日。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