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钩沉可知兴替 读杜南发《文史拼图——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史文集》

曾在新加坡华文报界服务将近40年的《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杜南发，在2023年5月出版文选集《文史拼图——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史文集》，并在同年8月上旬举行发布会，是为新加坡文教界的一大盛事。

《文史拼图》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新加坡华族社会史，下篇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史，展现了一位长期观察社会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史考据与探微的不倦精神。虽然杜南发自谦不是学者，《文史拼图》只是一本“杂书”，但从此书所收录篇章的内容来看，恰好验证了杜南发作为一位新加坡文化学者所应具有的严谨风格、学术造诣与文化学养。

新闻报道是进行式的、动态的、即时的，而文化历史的冶炼则是过去式的、静态的、沉淀的，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微妙的关联。杜南发深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故而积极投入宗乡会馆的会展策划与馆史研究工作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史考据上。这种工作性质的转变，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来回溯社会文化的源头，成了他报人生涯告一段落后文化生命的延伸。

本文试从四个面向来归纳《文史拼图》的文献价值：一、提供后人深入论述新加坡华族文化内涵的纲领框架；二、追溯新加坡华人移民的源头；三、华文报与宗乡会馆的密切关系；四、早期宗乡会馆所扮演的民政角色。

作者在上篇的概论《三波华人移民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中，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阐述华族移民对我国社会的贡献；在“文化”这个层面的阐述，基本上就是下篇的概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的概括。杜南发认为，虽然《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不长，却是他用力最多的篇章。此文是配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机构在2016年1月于新加坡大会堂联办的“活力华彩——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而作，在那之前，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论述甚为匮乏，所以他需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通过三重结构：中华文化、移民文化、国家文化，勾勒出可供后人继续论述的框架。

杜南发认为，中华文化包含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汉字文化、姓氏文化、宗族文化；移民文化包含冒险精神、应变能力、互助精神、重视教育；国家文化包含认同意识、公民信念、教育效应、社会交流、家园观念。

从杜南发这篇提纲挈领的篇章中，我联想起自己在2023年2月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一文：“新加坡华族文化是衍生自这片土地，以中华文化作为参照数但不全盘照收的一种带有本土特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软实力的象征，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体国族利益为导向和依归。”

杜南发此文与拙文中另一不谋而合的论述，是关于跨族文化的交融。本土性的跨族融合，不仅仅是在新加坡，放眼落地生根的全球华人，也是颠扑不破之道。

关于中华文化的论述，相信类似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的书籍，存世数量应该不少。我辈更重要的是探索新加坡华族移民的源头，确定华族文化的时间范围。在这个前提下，杜南发的《追溯华人移民新加坡的最早年代》，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原始资料。

在此文中，作者综合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龟仔山下石叻路口亲眼看到的墓碑、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的发现、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的两份报告书、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成果、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在天福宫内的观音殿发现古铜钟上的铭文，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有华人来到新加坡从事贸易活动、定居甚至安葬的事实。

杜南发的这个结论，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书中的论述：“早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之前，古代华侨已在居住国从事开发和贸易，他们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在海外生根发展”，遥相呼应。

杜南发此文也激发我进一步了解新加坡华族移民起始阶段的人口的求知欲。根据《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1819年6月11日，“开发”新加坡的莱佛士致函森美塞公爵夫人说：“我新辟的殖民地繁荣得太快了。建立不到四个月，人口已增加了五千多人——主要是中国人，他们的人数每天都有增加。”到了1820年8月，莱佛士又说，新加坡的人数已达1万至1.2万之间，大多数是中国人。

由于华人移民越来越多，根据王慷鼎博士的论文《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1837年，新加坡出现第一份华文报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杜南发的父亲杜贞奏是1949-1950年新加坡晋江会馆战后复兴第二届副文书，杜南发克绍箕裘，积极投入会馆的会务工作，特别是在退休之后。2020年，福建会馆出版《世纪跨越·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报刊史料选汇编》，

杜南发担任主编。为了编撰这部新加坡社会史的重要文献，编委团队从1840年以来数以千计的报刊新闻报道，以及国家文物局的历史文献档案中，遴选出具代表性的报道与特稿编汇成书，历时九个月，工程浩大。

在《从报刊史料看福建会馆180年发展之路》一文中，杜南发间接带出新加坡华文报与宗乡会馆的关系之密切：“自1840年诞生迄今，本地官方文献及中英报刊，均保留许多有关福建会馆的资料，尤其华文报刊每年都有大量的新闻报道，构成绵延逾180年几乎从不间断的一道独特新闻景观，可谓一项罕见的文化记录！”华文报所承载的宗乡会馆信息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在会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之外，从官方文献与华文报刊获取关于会馆的宝贵资料，如果不是另辟蹊径，至少也是别树一帜，且为其他会馆日后编写馆史树立可资借鉴的榜样。

华文报与宗乡会馆关系之密切，不只反映在新闻报道上，也可从会馆刊登在华文报的广告中管中窥豹。2018年，晋江会馆出版百年纪念特刊，杜南发担任编委会顾问。在《晋江会馆的创办经过——新史料的发现与分析》（此文没编进《文史拼图》）一文中，作者写道：“笔者为撰写专文，多方寻找战前及早期的会馆史料，在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吴庆辉君协助下，终于在早年本地出版的报章里有了重要的新发现。”文中提及的新发现，就是1925年和1927年《南洋商报》上刊登的三则晋江会馆广告。

从文物入手，考据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历史，也是杜南发应用的探微策略之一。在《从二战前后文件看晋江会馆的“半官方”角色》一文中，作者从《1939年晋江会馆旅行证书》《1946-1947年晋江会馆主席签证准入口纸簿》这两份文件中推测，二战前后的英殖民地时代，晋江会馆曾扮演证明本地移民身份及发出新移民入境“签证”的机构之角色。

结合杜南发的这个发现，以及1933年新加坡永春会馆协助永春家乡剿平土匪作乱，1935年新加坡金门会馆协助金门家乡敉平海盗侵扰，可见早期宗乡会馆不止于协助移居海外的乡亲安居乐业，也在家乡治安与民政领域发挥积极的协和功能。

在上述发布会上，杜南发坦言自己是抱持着“有趣”和“好玩”的心态来看待文史考据，以这种心态切入，在进行严谨求工的文史考据工作时，才会有一定的推动力。

华社、华文教育、华文报、华文文史，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紧紧相扣的四个环节，回首过去数十载，杜南发有幸成为这四个环节的文化纽带，并经多方考证，成就了《文史拼图》这样的一卷文化史册。

文史钩沉可知兴替，就如文史研究者林志强所著《尘封轶事——从武吉布朗追溯新华两百年》一书的序文作者乔·布登斯（乔治·亨利·布朗的玄孙女）所说的：“一个国家对历史的记忆将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新加坡是一个独特非凡的国家，深受关爱，不时得面对锐眼严察，饱受批评，了解其历史渊源对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为本地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