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与烧肉

文·尤今

烧肉

老一辈的人,表达感情,靠的不是语言,更不是文字。他们往往凭借食物来倾注心中的温暖和关怀。

爷爷的心头大爱是烧肉。他对饮食不挑剔,独独对于烧肉,要求很高。皮,一定要脆。脆卜卜的皮,又分两种:一种是厚实的脆,一口咬下去,“喀喇”一声,带点沉重感,展现了硬朗的风骨,有着饱满的嚼劲;另一种是轻薄的脆,像琉璃,一咬便分崩离析,“咔滋咔滋”地金碎玉裂。爷爷喜欢的是后者。至于肉呢,一定要肥瘦掺半的。如果太肥的话,他会说:“我在吞油吗?”太瘦呢,他又会说:“咦,我这不是在吃木柴吗?”

能够完完全全地符合爷爷要求的,唯有开设在牛车水的那一个烧腊摊子。

那是一间不起眼的咖啡店,摊子设在咖啡店一隅,摊主就在咖啡店后面的空地上制做烧腊。一排排声势壮阔的五花腩肉,就平平地摊放在砧板上。他用松肉针一下一下地在猪皮表面均匀地戳洞,为了确保烧烤后的表皮酥脆,孔洞越密越好。这可是一项非常累人的活儿啊!我看摊主那两条黝黑的胳臂粗粗壮壮的、贲张的肌肉坚坚实实的,嘿嘿,把这样的力道注入烧肉里,难怪能做出他人难及的水平了!

偶尔,父亲偕同爷爷去牛车水,爷爷就站在摊主旁边看他处理五花腩肉,看得再久,也不觉厌腻。摊主戳好孔洞后,便下腌料,涂上盐、糖、五香粉、胡椒粉、海鲜酱、腐乳和料酒,蓬蓬勃勃的香气立马镶嵌到每一寸空间里。腌了一阵子后,就把五花肉用铁钩挂着,小心翼翼地放入传统的烘炉里去烤。

爷爷不喜欢在咖啡店里用餐。远在五六十年代,烟民很多,粘在烟民们肺里的烟垢,化成了一堆堆浓浓厚厚的痰,随着长长的一声“咯——”,一口黄绿色的痰便夹杂着不知名的病菌从口中飞射而出,像是一支邋里邋遢而又剧毒无比的飞镖。咖啡店的经营者为了防止食客随地吐痰,通常都会在桌子底下放个痰盂,让那一口口浓痰有个妥善的“安身之处”。有时,烟客功力不足,飞痰落空,跌在地上,成了地上一个恶心的“浓疮”,烟客以鞋底在地上磨一磨,浓痰便不动声色地与石灰地板合为一体了。性喜干净的爷爷,不喜欢那种烟雾缭绕的污浊环境、不喜欢此起彼伏的吐痰声、更不喜欢痰盂里肆无忌惮地飘散出来的异味,这个“有声有色有味”的环境,让他觉得超级反胃,来过几次之后,便坚拒不来了。他始终拒绝不了的,是烧肉的诱惑,所以,父亲常常把烧肉买回家去让爷爷享用。父亲买烧肉时,刻意嘱咐摊贩不要斩,那一大排烧肉,大约有一公斤重吧,阔得像一片暗香氤氲的海洋。

每回看到烧肉,爷爷总高兴得咧着嘴笑;他有一口洁白的牙齿,牙质极好,他嫌一般摊贩把烧肉斩得太小块了,小里小气的,咬起来全没劲头,所以,总吩咐爸爸把捎回来的烧肉在砧板上斩成大块大块的,豪气干云。浮想联翩的我,不免偷偷地想,爷爷的前世,或许是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所向披靡的“马上英雄”吧!这种无厘头而又毫无意义的想象,常常将童年时代那个性格封闭的我逗得很乐。

丰腴的烧肉在盘子里堆得老高老高的,黑啤酒在晶亮的玻璃杯里起起灭灭地冒着顽皮的泡沫。这时的爷爷,整个人都满满地充塞着一种熠熠发亮的快乐,而掩抑不住的笑意也从他皱纹麇集的眼角倾泻下来;当笑意“滴滴答答”地落在烧肉上时,烧肉当然变得更加的可口了。

这时,我们几个馋嘴的孩子就化成了陀螺,在爷爷跟前转来转去。嘿嘿,司马昭之心,爷爷岂会不洞察,于是,烧肉便一块块地喂进了我们的嘴里,哎哟哟,那真是油淋淋的幸福呀!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和爷爷两代的关系才显出该有的亲昵。

尽管我们和爷爷长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然而,我们祖孙的关系,却淡如开水,原因在于语言的隔阂。爷爷只会说台山话(又称新宁话),对我们而言,那是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不讳言,每当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一串又一串的话,和窗外的雨声并没有什么差别——声音高时,像滂沱大雨;声音小时,像霏霏细雨。试想想,雨在和你说话,你能明白吗?就算你想要回应,也无从应起啊!渐渐地,爷爷面对我们时,就成了一块干旱大地,再无雨声;就算有,也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爷爷谭瑞安,于1877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的大岭厚村。当时,土地贫瘠而地势低洼的大岭厚村,天灾频仍,水灾连年,村庄里流传着几句“笑里含泪”的谚语:

“蜘蛛撒尿,水浸白水桥。”

(蜘蛛只要撒一泡小小的尿,便能将村庄里的白水桥淹没了。)

“天旱三年,母猪戴耳环。”

(老天只要连续三年不降雨,农民便可以为母猪打副金耳环来戴,借以庆祝大丰收了。)

虽然是笑谑的语言,却像是一面真实的镜子,把当时大岭厚村的生活实况反映了出来。

爷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饱受饥馑之苦,人瘦得像是由几根细细的铁丝拧成的,走起路来像猫,无声无息。

穷则变,变则通。在1902年,年届25岁的他,决定飘洋过海,到南洋来寻求生路。他先到马来亚锡矿产量丰富的怡保当矿工,起早摸黑地做,做做做、做做做,收入却仅仅只够果腹,他心里自然是不满意、不惬意的。后来,逮着机会,辗转地来到了新加坡,改行当建筑工人。他那种不要命似的蛮干精神,引起了雇主的注意,也赢得了赏识,几年后,被擢升为建筑督工,总算把亮光引进了原本暗黑的生活隧道里。在日常生活里,他节俭得像个苦行僧,把积攒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去大岭厚村,让奶奶把古老破陋的祖屋修建得焕然一新。又过了几年,生活大致安定下来了,他决定把奶奶接来南洋。他俩原先没有打算在新加坡落叶生根,一心只想赚够了钱便回返海南岛,可是,后来,生活渐趋稳定,他和奶奶在此地繁衍后代,陆陆续续增添了11个孩子(如果把两个夭折的计算在内,就是13个了)。一大家子熟悉而且喜欢上这块土地的脉络与呼吸,爷爷奶奶渐渐安定下来,把这儿当成了永远的居留地。

尽管如此,爷爷并没有一时半刻忘记留在大岭厚村的亲戚,然而,自家孩子多,食指浩繁,当然也未能有余款汇回家乡接济亲人。注重乡情的爷爷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上菜市找相熟的猪肉摊,买回大块大块价格低廉的肥肉。纯白的肥肉,孤芳自赏地冒着油腻的香气。爷爷就把这一团团肥肉塞进方形的铁皮桶里,塞塞塞、塞塞塞,死命地塞,塞得连半寸空隙也没有;然后,密密地封好,通过海邮,千山万水地寄回故乡去。其实,爷爷心里一直想要寄的,应该是烧肉吧,一大排一大排扎扎实实的、香气扑鼻的烧肉,可这却是个“水中月、镜中花”的愿望啊!于是,一桶一桶的肥肉,便成了他寄托乡情的东西。

对于大岭厚村那一户户捉襟见肘的亲属来说,这一桶看似微不足道的肥肉,价值堪比金条。把肥肉切碎了,放入烧红了的铁锅里,不旋踵,便会变魔术似地化为一大锅金灿灿的猪油,嗳,那不折不扣就是融化了的金子啊!在那不闻肉味的贫瘠村庄里,这样的一大锅猪油,不知道引来了多少垂涎欲滴的目光!乡亲把猪油小心翼翼地倒入陶钵里,储存起来。用膳时,舀一大匙猪油,和酱油一块儿拌进白米饭里,哎哟,那个香,连不问世事的头发也会翩跹起舞哪!

把肥肉寄回故乡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好多年,爷爷年岁渐大时,便把这任务交托给父亲,那时,家中的经济已稍稍微改善了,父亲除了以海邮寄去肥肉之外,也寄饼干、面粉、罐头,还有旧衣裳等等。等境况更好了,便寄些“奢侈品”,如手表、钢笔、大棉被、电饭锅、脚踏车等等。两地的亲情,便在食品和物品的传递当中,源远流长地联系着,像一条永不断裂的钢索……

奶奶60余岁便因病而撒手尘寰,爷爷成了鳏夫,少了说话的伴,和媳妇及孙辈又语言不通,明显地寂寞。他蓄了长长的白胡子,常常坐在靠窗的摇椅上,看着窗外,空荡荡的目光穿越了厚厚的云絮,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偶尔风来,他长及于胸的白髯便随着他缥缈的乡思,飞了起来、飞了起来,飞到了一个名字唤作“大岭厚村”的地方……

爷爷的儿女们事亲至孝,在生活上把他妥妥帖帖地照顾得顺心惬意,他在90岁的耄耋之龄,无病无痛地安然而逝。大家都说,如此善终,着实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啊!

他故去时,大伯和手足一起开设的建筑公司生意红火,丧事自然办得风光。棺柩停放5天,吊丧的人潮络绎不绝。

远在六七十年代,一般人都选择土葬。法师慎重地选好下葬的时辰。然而,那天,在最关键的盖棺时刻,众人却发现父亲“离奇失踪”了,屋前屋后、屋内屋外,遍寻不获。选好的殡葬时辰误不得啊,正当大家像捅翻了一窝马蜂似地乱成一团时,父亲火急火燎地从外头赶回来了,满头满脸都是汗。他胖胖的手中,晃荡晃荡地拎着一大排皮色金灿灿的烧肉,用草绳系着。啊,那么、那么大的一排烧肉,应该有两三公斤重吧?在众目睽睽中,父亲好像遵循某种庄重的仪式般,敛首低眉地把烧肉恭恭敬敬放在爷爷的遗照前。原来、原来呵,父亲是想透过这一大排烧肉,最后一次向他亲爱的爸爸表达心中深沉的爱意。

读懂了爸爸心意的这一刹那间,我的眼泪,汹涌奔流如泄洪……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