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乡团体的历史进程和新使命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群聚最大的区域。作为外来移民，面对艰巨恶劣的客观环境，华人一向能屈能伸，表现了最强的韧性，以应对各种歧视和排斥。他们在狂风巨浪下挣扎求存，披荆斩棘而落地生根。不少华裔在工商界刻苦奋斗，飞黄腾达，取得了非凡的业绩表现，甚至发展为显赫辉煌的商业集团。海外华裔的杰出表现，有人说跟民族性或者传统文化有关。但追根究底，一个历久弥新的传统结构——宗乡组织，似乎对整体坚韧不拔的民族性，以及同舟共济的宗乡情怀和族群意识，有更深更广的影响。

华人的宗乡组织，主要是宗乡会馆。宗乡会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秦汉时代。当时，旅居他乡的商旅，由于经常在一起聚会，于是便有了简单的会馆组织。汉唐时代商业经济繁荣，会馆规模进一步扩充发展。到了明清，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日趋繁荣，商品、科举制度和人口的流动，会馆这种特殊组织的功能更为显著和突出。不同性质的会馆组织，完全顺应当时工商业者的不同需求而产生。

宗乡会馆的历史进程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华人移居海外的最大集聚地，宗乡组织数目众多，对新马华裔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不论个人、家庭、工作、行业还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几乎都跟宗乡会馆脱不了关系。

宗乡会馆的组织，基本上根据其社会功能分为三大类：1.地缘性会馆：一般是同乡或县属、府属、省属组织，称为同乡会、联谊会或会馆；2.血缘性会馆：一般由宗亲/同姓、同乡人形成的馆、会、堂、祠的宗乡组织；3.业缘性会馆：一般各帮行会、行业总会、中华商会等形成的组织。

宗乡会馆的基本功能，是为同乡同宗的族群服务。无论是业务、消闲、佳节庆典，或者其他活动，宗乡会馆一般都以族群的利益为依归。由于是体制外的民间组织，受到各种条例的限制，宗乡会馆一向很少参与本土的政治活动，这是海外宗乡组织历史进程的最大特征。

二战前后，新马的华裔族群，基本上面对非常类似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相对来说，华裔虽然是新马的第二大族群，政治上却是弱势群体。无论是殖民地统治时代，或是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华裔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普遍受到打压和歧视，华文教育完全被排挤在体制外。所以，华裔族群所面对的，是如何在体制外的恶劣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此外，由于新马当局在二战前后，偏重英文和马来文教育，华族子弟难以获得良好的正规教育。许多在宗乡会馆负责要务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要保障华族子弟的前途，华族必须出钱出力，兴办华文学校，让华裔子弟接受正统教育，跟上时代步伐，以免落人之后。更重要的，通过华文教育来继承传统文化，也是宗乡团体热心兴办华文学校的根本初衷。

根据史料记载，宗乡团体在二战前后出资兴建的学校，从1912年到1941年，共300多所小学，学生大约3万7000人。以下所列学校，是目前仍然正常运作的学校，如1905年的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崇正学堂（后改称崇正学校）、广肇学堂（后改称养正学校）；1906年的应新、启发、端蒙；1907年的道南学校；1912年的育英学校。一战后，先后兴办的学校有爱同、工商补习、南华女校、崇福女校、崇本女校、育才、广福、培青。中学方面，有南洋华侨（1918）、南洋女中（1922）、南华女中、养正（1923）、公教（1937）、中正（1939）。二战后，有南侨女中、新民（1945）、圣公会（1956）等。1953年，南洋大学正式成立，标榜着华文教育发展的高峰。

除了热心兴办学校外，宗乡团体在社区医院和疗养院方面，也作出重大的贡献，如出资建设新加坡著名的仁慈医院、广惠肇医院、陈笃生医院等，对当时离乡背井的华裔族群来说，无疑是日常生活健康保障的有力支柱。

宗乡团体的新使命

新马独立分家后，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体制，融为全国性教育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宗乡团体的时代使命，是否就从此可以划上休止符，静悄悄地退出华社族群的舞台呢？

鉴于宗乡团体是多功能的社会组织，有很深广的文化脉络，也是朝野民意交流的重要沟通渠道，所以，宗乡团体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不同层面，凭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发挥建设社会的正能量，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个人对宗乡团体仍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宗乡团体不妨在以下几方面，继续施展拳脚：

一、强化华语/方言的语用环境，让华裔子弟从幼年开始，接受家庭教育和传统思想意识、价值观的熏陶，端正目前华裔子弟因文化断层而造成的自信问题；

二、提供丰厚奖学金、助学金，协助同乡子弟有更多升学和深造的机会，目的是培育更多的接班人；

三、对同乡子弟的医疗保健，在物质和精神上继续发挥同舟共济的高度协作，加强社群的凝聚力；

四、积极参与各种非物质文化活动，促进并提升华裔族群精神文明的认知水平，发扬华裔的文化特色。

近年来，华裔族群的语用环境，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有日趋单语化（英语化）的趋势。社会用语的板块变化，使华裔社群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华裔家庭，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家庭用语呈单语化的走势（2019年的统计近72%）；二是由于方言的应用日渐式微，直接影响了华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素质和活动表现。更严重的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特色，也因此而不成气候，甚至溃不成军。

简括地说，第一个困境让多数华裔子弟丧失了传统家庭教育熏陶的机会。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无法浸濡、汲取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第二个困境使华社在各个层面的非物质文化活动，因接棒和传承的断源而萎缩。观众的稀稀落落，也是导致活动组织沉寂甚至逐渐消失的主因。

面对目前的困境，华社宗乡团体能否挺身而出，肩负新的时代使命，引领华社各阶层，慷慨捐助，发挥宗乡团体一贯的同舟共济韧性，扭转当前华社语用环境的颓势，为重振华裔的传统精神文明而努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