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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坚一头栽进去，坚持了许多年，留下六七十年代——独立桥、波东巴西、丹戎禺、牛车水……再不能重现的景观。过去的“旧”和现代的“新”拿来相比照，看到烙下的足印。时间如水，昼夜流逝，庆幸有了这些黑白照片就可以拿来切换许多人的记忆，一瞬间，时间长出两只脚，走向过去。而今国人习以为常的“现状”，无论社会的还是生活的，便有了参照的一面，可以按图索骥，翻出许多兴味。

用何国坚的话，那时候拍照拍得很疯。所谓疯，是真的有一个接一个、现代孩子听了会哑然惊讶的故事。何国坚到了八十岁出头，看到当年的“疯”突然受到众人的赏识，简直是上天赐予的瓜果，自然是兴奋的。他一谈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工作很辛苦，经济很拮据，在那个谋一口饭吃是优先考虑的岁月里他哪来的精神和胆识，竟然义无反顾，专心沉迷在摄影里。

我觉得，这里头有老天赋予他的聪敏。对美的追求有三分本源自于天性，在生活里自发地对某个事物感到喜爱，便去亲近，逐渐形成一种无意识的坚持和投入。那时候有一班同好相互激励，一心想拍到好照片拿去参加摄影沙龙比赛，那个动力也是重要的。不过，他一路走来，投入与坚持确是铁一般的事实，路上碰到的坎自有他补缀进去的心力。我到他家去看照片，他侃侃而谈，我看着照片，听他描述，“那时”“那情境”仿佛就在眼前。眼快，手快，就捕捉到了，国坚欣欣然有几分自得之意。我私下想，还有“心快”——这是他的天赋。怎么形容当下他的心情呢？踌躇满志。到了八十岁发觉自己获得这样的心情，这一生也就值了。他说：“你听我讲，一方面是兴趣，我没有拜师，靠自己摸索，一手一脚都自己做，拍照、配药、冲洗、放大、过光、打印……都是靠自己学。图1的题目是《2对2》，六十年代波东巴西鱼池边工人在挑鱼苗，帽子、盘子、木桶、工人都成双对照，构图的巧合有一种美感，我立刻拍下。图2：那天走到兴建中的半岛酒店，看到白云直竖正好衬出建筑的高耸，黑白分明，那样的机会错过就错过了。有时候心中有期待，不过要等，譬如图3拍到独立桥海边船靠岸时船夫抛出绳子在空中形成一个圈套，刹那便消失，左边刚好有个船夫也被它吸引，构图就更完整了。”

何国坚摄影作品《六十年代的芽笼三巷》

那样的景观都看不到了，我问他当初意识到岁月会给照片附加上意义吗？国坚很坦率，他说假如知道就多拍一些，那时候摄影不受重视，私下玩玩然后拿去比赛，得奖自己高兴。国坚的经验再次证明给我们看，所谓有用无用，这样的视角不固定在一个时间点上，不固定在一个定义上。

何国坚1939年出生在怡保。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948年父亲带一家老小回广州，可他到底吃不了耕作的劳苦，1957年又回到怡保，住文冬新村。因为身体弱，他做不来矿工，就去当修理车学徒，一天吃两顿饭，没工资。隔年他穿拖鞋拿个藤篮就单独跑到新加坡来闯，初生之犊在武吉士街找到的门路是：在一家龙奕记酒家当杂役。说到自己的故事，他口若悬河：“六十年代初有个说法，外地人不到Bugis就不算到过新加坡。杂役工一天忙到晚，洗碗、扫地、杀鸡、开店关门都一脚踢……中午十一点开工，做到晚上十一点，躺下来睡已经快两点。没有休息日。偏偏爱拍照，星期日早上很早跟朋友去，十一点前一定要赶回来。我的朋友陈成文开他岳父的一部老爷车，到樟宜、勿洛……兴冲冲去，兴冲冲回。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可是一想到要去拍照还是兴冲冲。我怕睡不醒，又不能用闹钟（店里有别的伙计在睡觉），便用绳子绑自己的脚趾头，另一端绑在门口的信箱，朋友来，拉绳子我就醒。我们五个，五点多出发，迟了光线不好。”这班朋友国坚都还记得名字：“陈成文和史文华已过世，黄锦福也走了，剩蒙美虎和我。我们五个有什么摄影活动都去，有比赛都博一博，博到尽。那时Bugis Street又叫黑街，所以我们就叫作黑街五虎将。我不喝酒，他们都是酒鬼，凑在一起，说到拍照就有一点放开就会有口角。过后也没事，照样一起去拍照，照样一起喝酒，有时拿朋友来批评，说你拍照怎样怎样。”

国坚后来学会厨艺，一直都在厨房干活。1971年他在牛车水摩士街南唐酒家当砧板头手，后来转到大华酒家；1976年到合洛路小贩中心福友亭煮炒摊当砧板头手，福友亭后来搬到中峇鲁；1982年在狮城酒家当厨师。因为上班时间长，很难和朋友相约，休息日他通常就自己一个去拍照。去独立桥、牛车水、芽笼……封二是芽笼三巷，浮脚木板屋下面是烂泥巴。图4是工人在丹戎禺海边卸货。图5是中央医院在晒床单。六十年代还有另外一班爱好摄影的朋友，每个周末在月兰亭咖啡店聚合，大都是做生意的，开车来。他们也相约到国外去拍照，我很少跟去。后来认识了叶畅芬，和他聊摄影，他很大方，告诉你要有主题、有构图。国坚兴致勃勃地说了他的大半辈子，时间是跳跃的。我的记录文字尽可能保留他述说时愉悦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