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
来每当读到有关尖端科技的新消息，如5G、纳米芯片、智能手机等，总要惊叹这些领域自打字机与传真机的年代而至今日，所经历过的发展与变化是何等迅速。
中国在电讯传播科技的成就或已超越美国，甚至将领先世界的新闻频频见诸媒体，无日无之，也勾起我当年在中国那段既难忘又滑稽的往事。如今回想起来，尤其跟朋友聊及那段经历时，每次重述似乎都增添了个中传奇怪谈的味道。
我于1980年初开始为《海峡时报》用英文写美术评论, 每篇文章都须亲手抄写完毕，然后开车送到报馆。后来加入报馆编辑部，写稿用电动打字机可方便得多了。不久，《海峡时报》实行全面电脑化，打字机立刻成为毫无用武之地的废物，写稿作业从此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我初次出差中国担任采访工作是在1987年，在山东曲阜出席了一项国际儒学大会。那或许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在孔子的故乡举办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会场设于1986年刚落成的位于孔林、孔府、孔庙附近的阙里宾舍，建筑设计体现出儒家美学中的古朴雅致。在如此氛围中研讨儒学可以说再恰当不过。
出发前为谨慎起见，我求教于几位有经验的前辈有关实际工作该注意的事项。一位资深的编辑郑重地说：“去落后的地方，最好用落后的方法。”另外有些同事曾经在北京或上海采访， 说可以借用驻当地的国际新闻通讯社如路透社的设备来传发新闻稿。有一位广播局的朋友
为了争取第一时间报道，竟不惜花了千多块钱的电话费和30分钟传述了一则新闻。
我要去的地方既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对于条件的要求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带的是一架手提文字处理机，也许更能够配合那偏远市镇的“落后”情况。我的摄影同事David携带的装备包括冲印照片的器材以及传发照片手提传真机。我注意到华文报同道随身带着一个行李袋，里头装着一架手提传真机，一路上引起一些人的兴趣，有人还要求卖给他们，也许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种求之不得的通讯器材。华文报的新闻稿是须要用手写，然后通过传真机传回报馆。
当我们新加坡团队（包括学者、教师、记者、摄影师）抵达曲阜阙里宾舍后，大伙儿入住房间的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我们这才发现，所订的国际电话要么接不通，要么就要等上几个小时，估计是旅店里的接线生一时应接不暇，或许是曲阜的电话线不足应付这突如其来的需求量。旅店里除了来自新加坡的，还有不少国内外的与会者都陆续抵达。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主办当局还特地在镇里一间剧院安排了一部题为《孔子畅想曲》的歌舞剧，当作是欢迎来自各方客人的节目。摄影同事David拍了不少精彩的照片后，兴冲冲赶回旅店冲印出几张准备传回去报馆，争取及时刊登于明天的报上。
虽然我顺利地把报告传回去，编辑部后来告诉我：收到的或因技术上的差错成为一团乱码。至于照片，情况更糟。David当晚的图片传真行动差点儿没令他发疯。
对我来说，要传发一份文件相对简单，只须要求总机驳接一通国际电话，当电话一接通即刻将文字处理机的电线插头插入电话的插座，就可传递了。可是，David的整个照片传真的经历简直犹如一场梦魇，追根结底是因为那位总机的接线生无论如何解释也无法了解照片传真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他将冲印好的照片安上了传真机，David 要求接线生接报馆摄影部的电话，电话一通他叫同事准备接收他即将传过去的照片，整个传送的过程需要大约20分钟才可完成。没想到才开始几分钟，接线生竟然“闯入”线上，不耐烦地说，“喂，喂，同志，您说话呀！”她一定是很疑惑这位客人，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为何却沉默不语呢？更何况她听到的仅是“哔、哔……”的信号，这一来可能令她愈加迷惑不解，甚至怀疑有何不正当的事呢。
这位操作总机的女生始终没料到，自己富于责任感的介入彻底破坏了整个照片传真的程序。David当然怒不可遏，但还尽量沉住气，耐心跟她解释：打电话不是为了说话，而是要传发照片，所以请她千万不可干预，打断传真的过程，至于电话费再高也不成问题。
接下来，David重新再来第二轮还是无法完成。原来接线生根本不明白他的意思，传真正进行中她又插进来：“喂，怎么不说话呀？您有完没完的！”
“你一喂，我就没完了！”David按捺不住 了，怒冲冲地说。他想让我去找她说清楚也许会好一些。我找到了总机室，敲门进去。接线生见到我上门来满脸不高兴。忽然间，我才察觉到自己进入的是她的卧房——原来总机室亦为卧室——是我失礼了。
记不清跟接线生理论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再三强调传真过程中千万别干扰。我离去时自以为事情该已摆平了，哪知回到David的房间，情况显然没改善，他几乎已情绪失控，其时夜也深，他沮丧地说：“罢了，罢了！这样下去不疯才怪！”
为什么简单如传真这般小事也遇重重困难？据说，曲阜属偏远城镇，无直通国际电话，必须接上海，说不定还得先接省会济南才可通上海。
我很同情David的遭遇，他在曲阜的整个采访工作中，始终未能传过一张照片！我想他那部传真机发出的哔哔讯号，很可能令不止曲阜一个城市的总机台接线生大惑不解。
有个晚上我用文字处理机写完了英文新闻稿，因要赶赴晚宴，为了省却自己传递新闻稿的麻烦，便将大约300字的报告打印出来，交给电讯室的电报打字员，请她将稿子用电讯方式传回报馆。那位友善的女服务员欣然答应下来。
宴会上有何精彩节目，有什么美味的菜肴，我都毫无印象，只记得心里忐忑不安，一直挂着那位电讯服务员是否应付得了我那篇短短的文稿。思之再三，既然焦虑不安，美食当前于我也索然无味，我还是去看看电讯室那边进展如何。
那时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的时辰，推测她应该已完成任务。当我探头一看，只见她正埋头于键盘上专注地寻索，小心翼翼逐一按下字母，总共只完成了两行文字，正要开始第三行呢！
我的天哪！我发慌了，心里盘算该如何解决眼前这个困境？
我婉转地要求她让开，允许我代替她继续下去。当我坐下开始打字的那一刻，我们两人马上都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也怪不得那位工作态度认真的电讯服务员，面对这一件也许生平未曾执行过的任务，又加上她不谙英文，干活时还能表现出一流敬业乐业的服务精神，实在值得嘉奖。
近日看到媒体所报道有关中国和美国之间在电讯科技领域里剧烈的竞争，中国方面渐渐迎头赶上，似乎已超越许多西方国家。我总会回忆起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并对从前和现在的强烈对比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惊叹不已。
space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