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员 永远的隐身人

当你舒适地在家中沉溺于东京奥运电视直播, 心情随着运动员之间的较量、主持人高亢激昂的解说跌宕起伏时，你可能不知道在荧幕外，奥运会场后面有十数个厢房内的口译员正在为一场场精彩的赛事做翻译。

口译员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永远不会是舞台的焦点，但是几乎在所有的重要场合都有他们的出现。从世界最大的语言翻译雇佣者联合国及其他的国际组织，到规模较小的商业推广、公司会议与社区活动等，都需要口译员作为沟通的桥梁。
口译，其实并不是一份轻松惬意的工作，除了精通多种语言，还需要长期的学习、经验的积累、处变不惊的应急能力等，心理压力如影随形。

在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国进入封锁状态，似乎成为一个个孤岛，可信息仍然互通无阻，这要感谢一众口译员在种种限制与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他们居家工作时面对设备的不完善，还有环境的干扰，给原本就艰巨的工作带来全新的挑战。

本期专题，我们走访了不同背景的新移民口译员，让他们分享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个人的理想与工作上的喜怒哀乐。9月30日是国际翻译日，提醒我们别忘记这群默默付出的隐身人。

 

西贵代美
用手机“眉目传情”

西贵代美原籍日本横滨，1992年移民来新，目前是新公民。原在本地一间日本媒体公司担任执行人员。后来，其翻译能力受到一名客户赏识并力邀她加入其翻译公司，从此开启她的翻译事业，成为一名日英会议口译员。

工作与压力同行

西贵代美坦言，自己没受过正统的翻译训练，入行以来一直边学边做，她做的口译分为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与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前者是通过耳机边听演讲，边做翻译，与原话几近同步；后者则是在演讲者说了一段话之后稍停下来，让口译员进行翻译。

两种翻译对代美来说都有压力。“做替代口译时，演讲者会滔滔不绝地说话，偶尔他会过于投入而忘记口译员的存在，口译员只好拼命去记，可有时信息太多很难记住；同声传译的压力则是来自出席者，特别是高规格的日本会议，很多出席者都是懂日英双语的，所以更不能出错，压力自然大。”

虽说有压力，可对已有数十年翻译经验的代美来说，应该也只是小菜一碟，倒是疫情暴发才是对她考验的开始。

没了“同传箱”手忙脚乱

因为疫情关系，很多会议从线下改到线上，对口译员来说除了加重工作量，也多了一层原本不应该由她们去承受的责任。“在线下会议，主办方会确定所有的音响系统与设备运作顺畅无误，即便出现状况，也会有技术人员支援，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份内事就好,现在却都成了我的责任。”例如，她必须在会议前确认网路稳定、播音清晰等技术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她还必须自己建构与另一名口译伙伴的沟通系统，以方便彼此工作的交接。

一般在实体会场上，两名口译员会在同个同传箱内，每隔15分钟轮替翻译，以确保高度的专注力。可惜的是，远程会议软件偏偏少了一个“同传箱”，口译员在会议进行中无法互相沟通，“如果在现场，彼此看见对方，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可以示意，如今在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接棒工作，实在不方便，甚至很有可能会造成翻译中断。”

在别无他法之下，西贵代美与搭档利用手机屏幕来沟通，两人事先备好“准备”与“替换”的旗子，通过手机屏幕来给对方提示。她苦笑说：“尽管已做好安排，但生活充满意外，总还是会出问题。记得一次，当我出示“准备”的小旗子后，手机屏幕即刻卡住，我急得心都快跳出来，赶紧WhatsApp她，才顺利过关。”

线上工作更大的挑战是，西贵代美必须戴两个耳机，一个听原音，一个听搭档的口译，并同时看着演讲者与翻译搭档的两个不同视频，在分秒必争一心四用，还真不是一句“压力”可以概括的。

许莹
搭建虚拟同传箱

许莹，原籍中国广东，2017年底来新，目前为本地永久居民。她毕业自香港理工大学的笔译与口译系，当初在报名学科时被问及选修原因，她在申请上写了这么一句：我要见证历史！她认为任何历史上重大的时刻，行业的转变和升级，都有翻译的见证，作为一个口译员，不只见证，还有贡献，所以她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将结合人工智能

2020年新冠病毒的蔓延，对会展行业来说是一个震荡期，许多跨文化多语言活动要不取消，要不搬到网络进行，市场上一片纷乱，在别人眼里的危机，许莹却看到了机会。

“疫情暴发的确让很多人着急，可会议还是要继续，所以各类会议平台相继出现，但功能尚欠完善，很多人都是左拼右凑地用，特别是对同传口译来说更是艰巨。”主要的问题是功能的欠缺，规模稍微大一点的会议操作起来就很艰难。

“在现场会议上，设有专门的同传箱，但虚拟的会议平台则没有类似的功能，所以口译员必须自己进行搭建，还要兼顾技术层面的东西，相信你也从其他受访的口译员听了不少，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地方。”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许莹与合作伙伴开发了一个远程会议插件，可配合任何会议平台运作。如果要比较形象化的说明，这个插件就是一个虚拟的同传箱，还原现场同传的体验，最简捷地，让多语言会议恢复原本的运行。

另外，许莹也考虑把插件和人工智能结合，将同传口译的工作提升，从而完善会议观众听众的体验。

不一样的逻辑思维训练

接受过同传训练的许莹认为，口译员强大的理解和逻辑能力，普遍不为人知。

“在接受的同传训练中，我们要反复地比较别人说的和自己翻的，慢慢会发现，有时候自己所听到的和别人真正的原意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养成了一种习惯，不断问自己，我是真的理解了吗？”换言之，口译员最基本的能力，是解开事物的表面，直入问题核心。

许莹很感恩这么多年的同传训练，让她形成了一个快速找出问题痛处，并找出解决方案的思维模式。好比现在多语言会议正面临技术困境，她便相应地研发出解决方案，让多语言会议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之后，都可以顺畅运行。

金美真
即便有人倒下也要冷静

金美真出生韩国首尔，为了让孩子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接受与世界接轨的教育，2016年她全家移民新加坡。她说，这个选择或许和她自幼跟随木材商父亲到印度尼西亚旅居有关，希望孩子像她一样在东南亚国家成长。金美真毕业于口译专业学校，目前是国际会议同声传译员（韩英）(Conference Interpreter)，持就业准证。

金美真指出，翻译不是纯粹语言解码，也是文化的交流。她身为一个口译员，必须尊重不同肤色的人、不同背景的人，遣词用语应尽量中性，带出清楚、准确，以及演讲者措辞特色的信息。即便平日与人闲聊，她也会去了解不同文化的沟通方式，不清晰的就再确认，保持开放、理性的态度。

翻译一半突然哭了

她记得在受训期间，曾被派到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做口译实习，主要为联合国难民署收集朝鲜难民营的故事，因为听到的故事都是充满悲情与痛苦，没有经验的她到了某个临界点忍不住哭了，不能继续口译。整个工作只好停下，等她的情绪恢复后再继续。

金美真一直将此事记在心上，她说，“虽然事后，我的导师安慰说，我不是第一个有如此反应的口译员，但我自觉实在差劲，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保持专业态度，不能受情绪影响。”

心脏医生病发现场

她说，会场后方的同传箱象征着口译员的身份，一个隐藏在背后的角色，只有出声，不会露脸。这是她的“安全屋”，
“人在里面，与现场既保持一段距离，又能一览全场，而且伙伴就在身旁，感觉超好。”她还说，同传箱是口译员“死守”的地方，即便会场出现状况，也不应随便离开。

金美真跟着分享另一个理性与冷静交织的场面。她记得2012年参与一个紧急医疗国际会议，就在讨论有关紧急病房的心脏救护问题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一名心脏专科医生发表演说不到三分钟，便突然脸色苍白紧抱胸膛，瞬间倒下。幸亏出席者都是医生，马上冲上台施救，现场乱成一团。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只见身旁的资深口译员却冷静地叫我拨紧急热线求救，而她则做现场播报，让观众了解状况。她跟我说，口译员必须保持冷静并跟进情况，随时向观众更新消息，舒缓现场的紧张。如果观众从口译员的语调中察觉到紧张，紧张的情绪就会蔓延全场。我又上了一课。”

事件的结果是，医生在半小时后恢复清醒，他继续演讲，口译员继续翻译。专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郭子玮

翻译前搞好“关系”

郭子玮，原籍台湾台北，14岁举家移民美国，2000年来新加坡，随后取得永久居民。在美国念大三时通过交换学生计划留学日本，当时她看到很多因为语言隔阂而无法沟通的场面，因此萌生了要充当文化与语言桥梁的念头。她过后在美国蒙特利学院考取会议口译硕士学位。

在新加坡遇到职业生涯的伯乐

入行22年的郭子玮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到新加坡不久，便遇上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伯乐，将她带入国会实习。

“当时我还是实习生，只须在同传箱内听前辈翻译，还有做观察、记笔记，但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不仅让我学习到新加坡的用语，也了解新加坡对某个议题的看法，让我跟新加坡之间做了一个很大的联系。”

郭子玮不否认刚来时，觉得自己是一名观光客，很有距离感，但因为从事翻译的缘故，让她与这片土地与人民有了感情上的联系，特别是因为前辈的提携，让她接下不少政府部门如外交部、专利局、经济发展局，以及国企与其他私人企业的工作。

2006年，她再次经由前辈推荐，顺利成为国际口译专业协会的会员，并开始接获联合国的工作。“具备国际资格认证无疑是贴上了一个名牌标签，像中国、日本等就尤其重视资历。”

对于工作，郭子玮说她看重客户对翻译专业的尊重程度。“比如有些客户可以用大笔预算请嘉宾，却对口译员非常严苛计较；或者翻译中介，随便在网上丢出一个工作，用比价的形式来选人等，这些工作我都不接，这是我的红线。”她认为，关键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如果对方很有诚意也尊重并了解口译专业，就算预算不足，工作的酬劳和条件还是可以谈的。

为翻译提供附加价值

对于口译，郭子玮觉得最难的是临场反应。“语言可以透过训练登峰造极，但是临场反应往往是天分加上经验的累积。第一个重要的临场反应是要快速搞清楚各方关系，有些可以问，但很多时候须通过旁敲侧击和敏锐的观察里出头绪。梳理得越清楚，就越能顺着客户的意向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务。”

所谓的“关系”是指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关系，演讲者之间的关系，客户跟讲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客户跟翻译公司的关系，以及对口译的期待等都要弄清楚。

郭子玮还说，担任替代口译的时候，会议进行的顺不顺利，客户满不满意立马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一场会议开下来，能够让客户双方带着满意的微笑走出会议室，而自己同时也学到一些宝贵的知识，便能让大脑产生大量的多巴胺，感觉非常过瘾！

郭子玮认为好的口译员必须有更广的世界观与灵活的思维，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些语言翻译以外的附加值，不仅仅帮客户转换语言，也能够传达情感，让对方能够听到细微的言下之意。

 

富樫順子
不替名人做口译

原籍日本北海道的富樫順子，2003年来新定居，目前是本地永久居民。順子本科修的是法律，硕士修的也是法律，可她偏偏没有进入法律界，而是成为一名自由身口译员。她说，小时候追看美剧《草原小屋》，让她领略到花体英文书法的魅力，自此爱上英文，能够从事翻译，她无怨无悔。

梦中也在翻译

同声传译是一份高压的工作，富樫順子坦言，入行的第一年，曾想不干。

“作为一个口译员，我们要翻译各种各样的课题，我们虽不是课题的专家，却要为专家做翻译，内容可能是我不理解的，又不能控制别人讲话的内容，工作充满着不定性，所以我刚入行时很是焦虑。”

那时候的富樫順子，即便在梦中也经常看见自己在替人做翻译，可想她的压力有多大。不过，她还是适应下来，并一直坚守这个岗位近20年。这些年来，她从未停歇，即便在休闲时刻，也私下翻译，继续精进。她除了到YouTube看视频，加强自己的英语能力外，也经常阅读报纸来自我提升。

“日本报纸是日文英文版并排的，我会抄下日文版的文字，再通过手机的发声功能“读”文章，然后尝试把听到的日语译成英语，事后再对照报纸的英文版，从中改进自己的翻译技巧、表达与识字率。”

富樫順子形容自己是个韧性很强的人，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挑战，“每当我想不做的时候，便会对自己说，不要轻言放弃，即便被打倒了，也要站起来再拼过。”

平日，她会经常诵经减压，“我是佛教徒，诵经不但让我沉淀思绪，也给予我许多启发，这是一个自我审思的过程，提升我的精神品质，让我充满希望。”

害怕舞台害怕艺人

虽说一般口译员是不挑工作的，但富樫順子会避免替名人做口译。她说自己不知怎的，一上台就怯场，替艺人做翻译，就必须肩并肩站在台上，她不习惯。她回顾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说，“我曾接下一份为演员翻译的工作，我觉得他们一般很挑剔，很难侍候，我不是说艺人本身，而是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忙不迭切地出主意，考虑太多，把一份原本很纯粹的工作复杂化，政治家也是一样，我是可免则免。”

除了偶有不顺心的经历，富樫順子对这份工作还是保持着一份热诚，因为大部分的翻译课题如地缘政治、经济、环保、未来科技等，都是她所热衷的课题。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更能以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了解世界未来的走势，扩大自己的视野。

 

崔成淑
20年从未放假

崔成淑是一名自由身口译员，原籍韩国首尔，她在大学修读英文与英国文学，目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1998年她正式入行，20多年来，她专心做好口译工作，为此她不仅付出时间，还有她的生活。

法院开启翻译之路

崔成淑坦言，刚开始在新加坡找工作十分困难。她原本希望替本地的韩国公司打工，可那时候很少韩国人移民到这里，正当她徘徊在十字路口时，新加坡初级法院找上了她。

“一些居住在新加坡的韩国人因为犯规或酒醉驾驶而被控上法庭，需要找人翻译。他们通过领事馆找到我，虽然我没修口译课程，也没有翻译经验，但我还是答应下来。”崔成淑表示，担任法院的口译员，让她了解本地审讯的流程，学习到很多法律用语。来自法院的工作虽不多，却是她事业的垫脚石，开展了她在本地的翻译事业。

不久，她在朋友的推荐下接了韩国贸易团的工作，让她迎向事业的春天。

“韩国政府一向积极将产品外销，这类商业性质的说明会对翻译的需求量很大，可说是长做长有。”

除了一些商品说明会外，她也经常到工厂做口译。“有时候，韩国方面派技师过来为本地厂商解说机器操作情形，我就必须到现场做翻译，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机械的运作，就是看着技师的现场示范现学现译。”

崔成淑在接触不同行业的过程中学了很多，这让她很有满足感。例如半导体业、化学业、物流业等她都了解不少，她信心满满地说：“从某个角度看，我对新加坡的了解可能比一般新加坡人还深入哦！”

下半生留给自己

20年的耕耘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是，她从当口译员的第一天起，就没给自己放过假。

“作为一个自由身口译员，别说是出国旅行，即便是约会也要思前想后，因为我常会接到一些突发性的工作，如果拒绝一次，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这个客户。”所以，即便是平时与友人约会，她也会考虑再三，担心最后一分钟可能因为工作而取消。

从不放假的崔成淑，在2018年突破性的与家人一起去柬埔寨旅游。她兴奋地说：“其实吴哥窟一直是我心愿清单上的一项，终于圆了我的一个梦想。”这次出游，也是她生活的转点，她开始审思过去，思考未来。

“我一直为工作放弃了生活，现在觉得够了，往后的路，我决定多花些时间去拓展个人兴趣，找回自己。”

崔成淑说到做到，她练瑜伽、学游泳，还有学泰语等。有人开玩笑地说，怎么还是离不开老本行，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次不是为了翻译，而是要学习另一种新的文化。”

 

Open to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ers are often present at important events, but they are never centre stage. Besides being skilled in languages, they also need to be keen observers, quick on their feet,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stay calm in any situation.

Kiyomi Nishi
(Yokohama, Japan, new citizen)

As a conference interpreter, she does bot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nd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Each has its own kind of pressure.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the speaker talks for a while before we start translating.

Occasionally he may forget that there is an interpreter present, and we have to remember a lot of information from his speech before we start translating,” she explain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for high-level meetings, many attendees understand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So we cannot make mistak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y meetings have moved online. This has created new hurdles. For instance, at in-person conferences, interpreters usually share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I) booth. To ensure optimal focus, one interpreter translates for 15 minutes, and another interpreter takes over for the next 15 minutes.

However, as software used for online meetings does not have a function that simulates this shared booth, interpreters can no longer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using hand gestures or eye contact during an assignment. To adapt, Kiyomi and her colleagues started using their mobile phones to communicate. For instance, they use the phone screens to display written cues for their interpreting partner, such as “get ready” and “take over”. An interpreter now also has to wear two earpieces that feed them the speaker’s audio and their interpreting partner’s translation, while looking at the speaker and her partner on separate video screens. This means interpreters now have to multi-task much more.

 

Crystal Xu
(Guangdong, China, Permanent Resident)

A graduate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s written and oral translation course, Crystal was drawn to this profession because she wanted to not just witness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m.

The pandemic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meetings and conventions industry, but she has been able to find a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n this crisis. “The functionalities of many platforms for online meetings are not ideal, especially for interpreters,” she explains. Together with some partners, she developed a plug-in that serves as a virtual SI booth for interpreters. This plug-in can be used with any video-conferencing platform, and she is now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developing it with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im Mee Jine
(Seoul, employment pass)

Back when she was training as an interpreter, Mee Jine was an intern at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where she was tasked with translating stories from North Korean refugee camp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During this assignment, she heard so many tragic stories that she was overcome with emotion and unable to keep doing her job.

At the time, her instructor comforted her by saying that she was not the first interpreter to react this way. “But I felt I had to buck up and maintain my professionalism, rather than be affected by my emotions,” she says.

An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happened in 2012, while she was interpreting at a medical conference. A cardiac specialist turned pale while he was speaking and started clutching his chest. He then collapsed. Thankfully, the attendees were all doctors, and some leapt into action.

Her veteran interpreting colleagues also stayed calm, and started to update the audience about the situation. Luckily, the cardiac specialist recovered consciousness after 30 minutes and was able to continue with his talk. From this incident, she learnt from her colleagues that interpreters must maintain their composure and get a good grip on any given situation, so as to help defuse tension.

 

Vivian Guo
(Taipei, Permanent Resident)

As a university student, Vivian visited Japan as part of an exchange programme, and the language barrier during that experience inspired her to enter a profession that could help to bridg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She later enrolled in the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After moving to Singapore in 2000, she served an internship where she was able to observe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I was in the SI booth listening to experienced interpreters work, and I learnt a lot.” Subsequently, s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nd started taking on assignment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She also works with many 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tatutory boards, as well a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and various enterprises, and these experiences have helped her to develop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Singapore and its people.

 

Junko Togashi
(Hokkaido, Japan, Permanent Resident)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a child because of the television series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and thus eventually took up interpreting despite studying law.

However, when she first started out as an interpreter, she found it to be a highly stressful job, and even thought about quitting after just one year in the profession. “We have to translate all kind of topics. We may not be experts in a topic, but we have to translate like we are experts, even if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That made me quite anxious,” she explains.

Nevertheless, she managed to adapt, and has now been an interpreter for 20 years. These days, she keeps her skills sharp by constantly referring to YouTube and newspaper articles for practice.

 

Choi Seong Sook
(Seoul, Permanent Resident)

She became an interpreter in 1998 by chance. After moving to Singapore, she found it tough to find a job in a Korean company as there were few Korean immigrants here at the time. But an opportunity came up when Koreans appearing in court needed an interpreter to help translate what they were saying.

Since then, she has worked as an interpreter for trade events, and for factories where Korean technicians are brought in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 of equipment. These assignments mean that she knows quite a lot about industries ranging from semi-conductors to logistics, and enjoys learning about these diverse s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