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故事手账创作系列：走进童年岁月

简陋的亚答屋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祖父的家。当时老旧的房子里住了好多人，有祖父、大姑姑一家、二叔、小姑姑和收养的童养媳。他们是在听到我呱呱落地的哭声时，才知道家里又添了人口。结果祖父只说了一句“又是查某”
（福建话，又是女孩的意思）。

大家庭人多口杂，一向是职业女性的母亲嫁入夫家后，需要操持家务，从挑水、砍柴到井边洗衣等，和在城市娘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妈妈虽然不必服侍家婆，但家里人多，丈夫又失业，借钱办婚礼的债务要还，万分烦恼。结果大姑姑闹分家，在上演一出闹剧后，妈妈把养大的鸡和猪都便宜卖了，本来要坐月子进补的鸡，成了租车费。由于我未满月就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住，因此爸爸给我取了个乳名“阿新”。

1959年2月初租的这个房间，房东太太是个好心肠的海南嫂，不仅愿意租房间给还在坐月子的家庭，对频频交不出房租的房客也从不给脸色。所以直到21世纪初，父母和海南嫂仍有往来，直到老人家逝世。

1959年，我和家人刚搬到巴西班让，与屋主海南嫂的女儿合照。

住坟场、蹲茅厕，糗事一箩框

河水山大火后，我的外婆在泰丰饼干厂对面，海发路旁的华人坟场中建了一间木屋，分割成四个单位。我们从1961年住到1964年，直至政府清坟才搬离那里。

我记得外婆给我们准备的房间有两个门，正门面对坟场的墓碑，侧门通向厕所。

我一打开大门，就看到门前有一块石头，后来才知道是块墓碑。我还跟姐姐一起去看大人在忙什么时，看到一堆的骨头和干枯像铁线的头发。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我，并不知道是时清坟，只是感到很好奇。晚上和父母提起，他们警告我们不可以再去玩。

说到家里所谓的厕所，其实就是用木板架起的茅厕，离地大概一两个梯级，只有半截木门，蹲在里面可以往外看。地板上开了一个洞，有时附近的猪会跑来吃粪。我记得有一次弟弟上茅厕时，一只猪在下面等得不耐烦还伸头扯弟弟的裤子，吓得他之后宁愿拉屎在裤裆也不上茅厕。

白天，妈妈一手拖着大弟弟，一手抱着小弟弟，带我和姐姐一路走到红山的一所幼稚园上课。我因为在家里只学会讲福建话，对老师讲的华语一窍不通，觉得很无聊。回想当年，因为家庭经济不好，爸妈只够钱买水枪一类的玩具给男孩，女孩是没有玩具的，只能捡些树枝、树叶、小石子来玩家家酒。

傍晚，在工地当红头巾的外婆和其他大人回家后，大家晚饭后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感觉有说不完的话。我在一旁没事可做，便拿鸡毛帚玩，有一次还因为把鸡毛一根根拔下来，惹来一顿骂。有好东西吃时，大家也会聚在一块，像是吃榴莲。我记得小时候吃榴莲吃得很慢，因为只分到一核，所以吃得很干净，连在核上的那层薄膜也不放过。

家中藏刀防暴徒

1964年7月底，我们一家搬回荷兰路重建后有锌板屋顶的砖墙屋，而外婆则搬到亨德申的亚答屋（旧称玻璃厂）。大姐回忆说，搬家那天虽然是早上11点，但是路上没有车，因为是戒严时期。姐姐也说，那时气氛很紧张，好像有暴乱。

在我的记忆中，在新家时，我只有五岁。入夜时分，爸爸叫我们不可以开窗，不可以开门，要把门锁上，还用桌子把门顶住，也不可以点灯。

我记得白天时，爸爸把一把长长的刀磨了又磨，说是要放在门后来，万一有什么人杀过来，可以派上用场。我听后似懂非懂，觉得很害怕。幸好那把刀一次也没用，后来生了锈。

后来，我们告别了鸡啼狗吠的日子，一家搬进了组屋。当年爸爸买这间三房式组屋是9900元。往日的老邻居也住在附近，每当上巴刹购物时，总有机会碰面聊天。

1973年，从乡村搬到荷兰通道组屋，站在最新的电视机前留影，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窗和铁花。追时髦的姐姐的高跟鞋就在旁边。

叔叔婶婶（住在隔一个单位）也一起围炉庆祝爸爸的生日。

住组屋比起住乡村的生活费明显增加了。往日田中的瓜果蔬菜都是亲手栽种，随要随采，新鲜好吃又免费，如今一条辣椒、一粒酸柑都要掏腰包买。

往日孩童放学后可以山前山后捉蜘蛛、捞小鱼、小蝌蚪，如今放学后只能在家看电视节目或是到楼下游乐场玩。主妇们没有菜园种菜了，有些就到附近的工厂上班。我的二婶则接了一些衣服在家里“车”（粤语，缝纫的意思），赚点钱补贴家用。爸爸妈妈则继续卖咖啡、茶水，直至80年代才转行。

爸爸最早的一辆车是经常死火的老爷车，有时会开着它送我和姐姐到励群小学上课。记得一天清早，老爷车又不给力，不管爸爸怎么启动都开不动，只好车里的人全都下来推车。

我上中学时，爸爸买的二手车终于可以准时把我送去学校。记得我们曾一家六口挤进爸爸的车到裕廊露天大影场看戏。片名是《唐山大兄》，车子得排长龙买票。爸爸妈妈斜躺在前座看戏，两个弟弟则坐在车顶上。我不喜欢这种打斗戏，觉得很无聊，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但能坐在汽车里看戏，倒是让我的乡村友伴羡慕不已。

爸爸的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