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殇:林谋盛四哥谋昌
文·陈煜
星洲头家林路一生娶有6位夫人,育19个儿子9个女儿。他的前4位夫人均未能生育,领养10子2女,直到五夫人于1907年产下女儿碧霞,共为他生有7 子6女,六夫人则生有2子1女。1909年4月出生的林谋盛是五夫人的第一个儿子,同年6月出生的林谋晋则是六夫人的第一个儿子,相差仅两个月的兄弟俩一同长大,在星洲同班就读于莱佛士书院,前往香港大学读书, 同时回返新加坡。
1944年林谋盛为抗日救国而牺牲,成为星马民众景仰的英雄, 他的光芒照亮了林路家族, 让人忽略了他的兄弟姐妹的成就。坊间多认为林谋盛作为林路第一个实子,以21岁的年纪担起家族重任, 甚至传言林家养子不为林路所重视等。这些传言忽略了林路家族的实际问题—— 林谋盛出生时,林路年已58岁,在他年过半百的生涯里,养子肩负着家业重任, 早已为家族服务。
由于年纪相差甚远,林谋盛与兄长犹如两代人,父亲林路长期居住在星洲,常驻家乡的兄长如父辈一般,对于林谋盛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包括比他年长24岁的四哥谋昌(家名:金顺,字:炯轩,1885-1950)。林谋昌的母亲为林路二夫人,育有长子金水、次子谋天、三子金泰(字:岳轩)、四子谋昌、七子金桔(字:瑞轩)。林路
后裔留在中国的屈指可数,多为林谋昌后人,这与他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对于其生平的追述,有助于了解林路家族的变迁,以及在新闽两地的发展。
林路儿女间的情感
林路13子谋炎曾回忆,1925年他们一家约30口人,从厦门乘船抵达星洲,同行的除了他们兄弟姐妹,还有侄子侄女们。林路虽然是在星洲起家,在中国也拥有大量产业,除了在南安后埔老家建有祖厝和99间大厝,在厦门鼓浪屿建有林公馆,在厦门也投资实业, 包括漳厦铁路等。
尽管一生勤劳,庞大的产业并非林路独力管理,一些有能力的儿孙担负起重任。1929年9月《南洋商报》刊发“福安有限公司启事”,宣布林路家族产业公司化管理,董事主席为林汉河,董事包括林金桔、林金恩、林玉柳,林金桔担任经理部总理,兼任福山砖厂司理,林金恩为经理部司理,林玉柳为福安饼干厂司理。其中林金桔为林路7子,金恩为9子,玉柳为孙辈。1934年《南洋商报》亦称林金恩、林谋昌为“福安有限公司董事及经理”。
业已成年的儿子参与家族企业管理,1929年12月林路78岁高龄去世时,并未给年幼的子女带来冲击,彼时他最小的女儿清霞仅3岁,最小的儿子七四才4岁。林路17子大琛曾回忆,即便1930年其亲生母亲过世,11岁的他和弟妹们并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家族成员关系融洽,他们由各自的女佣照料。
二战之前星洲的华文报纸, 多称“ 林炯轩谋盛昆仲” 为闽侨闻人, 有关林路家族的新闻报道,通常是林岳轩、炯轩与谋盛三位兄弟联合代表。岳轩与炯轩是当时林路家族第二代最年长者,1931年1月林谋盛与颜珠娘结婚时,《南洋商报》刊登有“林岳轩、炯轩先生令弟谋盛君与颜珠娘女士结婚志喜”的贺讯,两人作为男方家长出现在林颜两人在九龙堂的婚礼照片中。
林炯轩先后娶有两位妻子,与原配庄沅香育有4子1女,长子惠汀、次子惠明(家名:玉明)、三子惠贤(家名: 玉贤) 、四女细玉、五子惠堂,继室潘福贞。林谋盛与惠明叔侄同龄,出生于南安后埔,两人关系亲近。1932年(或1933年),林惠明与白毓珍结婚,林炯轩与谋盛代表男方家长出席他们在九龙堂的婚礼。
在华家族产业管理
林路家族成员间多以福建话沟通, 儿女均接受良好的教育,由于出生地点和年代不同,他们对于华语和英语的掌握各不相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出生于福建,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成年后才到星洲,有些曾接受英文补习,以华语为主要语言,如金泰、谋昌等;第二类是出生于福建,在中国接受传统和西式教育,到星洲后继续英文教育,华英双语俱佳,如谋盛、谋晋和谋炎等;第三类是出生于星洲,虽家中聘请专人教导
华文,但在英校读书,以英语为主要语言,例如再生、大琛、七四等。
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林谋昌是林路家族在华产业的重要管理人。1903年7月林路在厦门鼓浪屿从英国人手中购置大片地产,1913年,他将部分土地转卖给他人,次年在保留的土地上兴建两层高的南楼, 1917年兴建三层高的北楼。林谋盛及家人从南安后埔搬到厦门时,均居住在鼓浪屿林公馆,在英华书院就读,为他们的双语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林谋昌往来星洲厦门, 长期居住在鼓浪屿林公馆,1940年4月,他向厦门特别市财政局为该处土地及房屋申请契证, 这与星洲方面对他行踪的报道相吻合。1946年8 月21日《南洋商报》曾对林谋昌二战期间的经历做过详尽描述,称:“已故陆军少将林谋盛烈士乃兄林炯轩近由厦返星,氏于民国而是八年回厦养病……”报道称他在厦门积极领导敌后抗日,1946年返回星洲与家人团聚, 并整理福安公司业务。
留守厦门后埔后裔
1940年林谋昌返回厦门时,同行的还有长媳戴秀英及其5 子2 女, 次媳白毓珍及其2 子2女, 他似乎感受到战争的威胁, 将孙辈全部带到鼓浪屿避难。在中国银行任职的长子惠汀,与在福安饼干厂工作的次子惠明则留在新加坡,1942年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惠汀在被抓捕后失踪, 惠明侥幸生还。
二战之后,林谋昌与次媳白毓珍一家回到新加坡,继室潘福贞与长媳戴秀英一家则留在鼓浪屿,1950年初戴秀英带着幼子回到新加坡,任教于中华女中,将钱款汇回厦门,
由潘福贞抚养其子女成人。林公馆后被征用,潘福贞等人被迫迁出。
林炯轩三子惠贤相信是在二战之前回到厦门,与洪宝英成婚之后, 返回后埔老家看守祖业,育有2 子2 女, 于1961年3月早逝。潘福贞年迈之后亦到后埔与惠贤一家同住, 1974年2月逝世, 家人将这位五代大母的葬礼照片寄到新加坡。
1949年之后,林路在中国的产业大多被没收,留守的家族成员处境艰难,林惠贤身患重疾困于轮椅,洪宝英带着儿女以务农为生。经历二战的家国之殇,1950年4月林炯轩在星洲逝世,归葬于咖啡山,他与夫人庄沅香的神主牌由次子惠明、三子惠贤供奉于九龙堂。
2018年7月,惠贤之女瑞云来到新加坡,参加九龙堂林路与夫人神主牌安放仪式,随后前往咖啡山祭拜祖父,当她看到墓碑上孙女一栏中自己的名字,潸然泪下—— 远在星洲的祖父知道于1949年出生的她。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 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