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缀狮城历史文化的狮王—— 雕塑大师罗多佛 · 诺利

众所周知，别名狮城的新加坡历史记载中仅出现过老虎，并无狮子，不过，却和“狮子”有不解之缘，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近百年来留下的实物，拨草瞻风可见狮迹遍布。例如，20世纪中叶本地曾流行F&N红狮牌汽水，当时一提到“AngSai”（福建话）无人不晓，几乎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的共同记忆。汽水的商标图案便是一头红狮，它是F&N公司纹章的局部。设计者名罗多佛·诺利（CAVALIERE RODOLFO NOLLI）。深究一下不难发现，诺利的作品在本地比比皆是。这些作品既具有功能性又充满艺术性，充实了本地作为狮城的形象与城市艺术，无论是从量还是质来看，称其为狮王恐怕也不为过。

寻觅诺利留下的狮迹

有关诺利，文字史料很零散，加上新加坡历经百年发展，很多老建筑几乎面目全非，也失去了线索。所幸诺利之女Lina保存了父亲作品的许多照片，为笔者循踪觅迹提供了宝贵资料。

首先， 新加坡殖民地的徽章是其作品。此徽章用于二战后海峡殖民地解散、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期间的1948到1959年。徽章上有雄狮两头：一头位于图案上方握着旗帜，似在护旗；另一头挥爪侧立于城堡上，似在护城。笔者在武吉知马前消防局（现为餐馆）的外墙上发现有同样的图案。

在本地一些著名建筑上也能看到其作品。国家美术馆（前最高法院）的山墙与诺利有密切关系。在山墙下方很不显眼处装饰着六个狮头浮雕，与下述富丽敦酒店上的浮雕几乎相同，犹如孪生兄弟。它们都是诺利之作。

作为历史建筑的麦唐纳大厦， 建于1949年，现花旗银行所在地（1965年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发生地）。该建筑原主人汇丰银行委托诺利制作的徽章浮雕仍保留于外墙窗户之间。浮雕上方雄狮与独角兽相拥皇冠，下方为帆船与商人的贸易场景。

1954年落成的中国银行大厦，守卫进口的那对石狮由诺利制作。该石狮与中国传统的石狮造型有所不同，中西合璧感强烈, 并且与建筑融为一体，令人印象深刻。

1928年竣工的邮政总局，或称浮尔顿大厦（现富丽敦酒店），从旧照能看到1928年竣工前诺利与待吊装的邮政纹章浮雕合影。浮雕为后腿直立的雄狮侧影图，原本装饰于建筑正面中央，据称在二战期间遭到不测。雄狮虽已失踪，但遍布于该建筑屋檐周边的小狮子头依然在默默守护着。

本地著名桥梁埃尔金桥、哥罗福桥桥头同样装饰有诺利的作品，均为棕榈树下雄狮漫步侧影浮雕，狮子旁更有诺利的签名为证。顺带说明一下，埃尔金桥的铸铁灯也出自诺利之手。

现存诺利作品的还有红灯码头，即1933年由建筑师F.D.Ward建造的克利福德码头。有资料称码头的纹章、建筑的悬臂支架都是诺利设计。由直立雄狮构成的纹章至今仍装饰于建筑大门上。

西方文化视狮子为百兽之王，象征着勇猛和权力，是各种建筑与纹章上常见的图案，这肯定影响到了建筑艺术世家出身的诺利的创作。那么，诺利是位什么样的建筑艺术家呢？

从意大利到泰国、新加坡

诺利1888年出生于米兰一建筑艺术世家。据他193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童年是在米兰度过，小时候日子并不好过，自幼就在家帮工，并且被迫辍学工作。他说：“我很小就开始白天到亲戚那里工作，尽管如此还是利用傍晚和晚间读夜校参加考试，并且合格。”他还说在意大利的亲戚们仍在从事石材、大理石和灰泥的雕刻与装饰工作，自己继承了古老的家庭传统艺术。据此可知，他自幼就受到建筑艺术的熏陶。25岁时诺利随亲友和一群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等到曼谷，受暹罗（泰国）王室之邀参与建造皇家御会馆（The Ananta Samakhom Throne Hall）。他们（包括诺利在内）还为曼谷玛哈伊德西特大桥（Mahaiudthit Bridge）以及一些公共设施制作了大理石饰品，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富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一批沾亲带故的意大利人远涉重洋至亚洲另寻生计，可能与当时的欧洲政治不稳定有关。诺利由此与东南亚结下不解之缘。1918到1920年受朱拉隆功大学邀请，担任艺术学科教授，1921年首次来到新加坡创业。他在曼谷时结识了《马来亚论坛报》（The Malaya Tribune）编辑H.L.HOPKINS先生。笔者推测促成此行的原因，可能与此著名报人有关。

来到本地后，诺利受曼斯菲尔德公司委托为海洋大楼（The Ocean Building）装饰人造石墙面。高大的海洋大楼的建立标志着哥烈码头沿岸进入新纪元，此工程为其带来了广告效应，自此订单源源不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二战前后数十年新加坡的建筑外观增添了亮丽的风采。据说战前友联大厦、汇丰和邮政总局形成的新加坡风景线可与上海滩媲美。

据1939年、1949年诺利公司在《新加坡自由西报》刊登的广告可知，建筑承包、雕塑、石材装饰、装饰工程以及任何形式的人造石、石膏饰面等均属于营业范围。工场地址先后有Scott Road47、49号两处，大概都是其住宅与工场，浮雕、雕塑等基本上在此预制。从50年代地图看，对应此地址的是今日纽顿地铁站一带。

据报载，他承接的工程有范克里夫水族馆的牌匾、爱德华七世医院的门面、荷兰贸易学会大楼仿大理石的外墙。另外还参与了Elias Building、Nunes Building、Asia House、Meyer Building、Mercantile Bank、OCBC、Municipal Building、The Strait Merchant Guild、Kelly&Wash Building、The Victoria Memorial Hall、Medeiros Building和Sime Darby&Co等相关项目的建设。众多项目中使诺利事业大放光彩的是前最高法院大楼（现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该建筑于1939年竣工，诺利主要负责建造人造石柱子和最上方的山墙。整个山墙设计的重量达13吨，仅位于中央的正义女神就重4000公斤，他和助手S.A.Martelli花了一年完成了这项不朽之作。旧照片里的诺利满怀成就感坐在自己的作品科林斯柱旁。他说:“这是我的孩子”，“从底部的第一块石头到圆顶的避雷针。”值得一提的是，法院最初有四个法庭，仅其中一间内有Alec Wagstaff 设计的徽章一枚，估计二战期间被毁。诺利1951年受公共工程部委托为四个法庭制作了新徽章。

在寻找相关线索过程中， 偶得一份1952年旧报图片， 是诺利踌躇满志仰望着自己的作品—— 颜永成学校（GESS）校徽。虽说该校徽出自诺利之手，并非珍闻，但如此画面却难得一见。由龙和帆船组成的校徽，当初挂在学校建筑上，原件已不知所踪，但此画面记录了现校徽的源头。

他也为社会名流建造陵墓，如本地赫赫有名的犹太人先驱梅耶爵士1930年逝世后，诺利采用多立克柱式为其设计陵墓，将古希腊壮观的神庙风格带入本地的犹太人墓地。可惜如今唯有通过照片才能一睹其真容。

除新加坡和泰国以外， 马六甲、吉隆坡、霹雳州、雪兰莪、槟城和文莱等地都有诺利的作品。非凡的成就给他带来了声誉，1925年11月意大利国王授予其骑士（CAVALIERE）勋章。诺利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和荣幸。本地报刊对这位名人也很关注，如1934年10月21日Sunday Tribune报道说，当天凌晨约一点半Mayer Road有两辆汽车相撞，诺利是其中一驾车人，这位本地广为人知的意大利雕塑家因车祸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有趣的是翌日Malaya Tribune一字未改照抄，仍称“当天”。

二战的冲击与战后东山再起

二战爆发后， 作为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公民，诺利被迫离开新加坡，1941年至1945被关押于澳大利亚拘留营。1946年返回新加坡时，他发现房屋遭破坏，残旧不堪，长期收集的宝物一件没能留下，包括最珍贵的300本艺术书籍。更糟的是所有工具（大多是德国和意大利制造）都丢失了，并且无法获得新的。这打破了他原有的退休计划，一切需从头开始。然而，当发现许多老朋友热烈欢迎自己归来时，这股温情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重新创业， 在原工场后院搭建遮阳棚。没有工具，自己打造，没有工作所需“粘土”（ 以前一直靠从意大利进口） ，用本地土壤加工替代，靠昔日的信誉赢回了客户。例如，邮政总局委托他设计新纹章，替代被日本人破坏的纹章。为了恢复因战争满目疮痍的城市，诺利不遗余力。1949年诺利在返回离别21年的家乡前说：“我希望能保持忙碌，然后，也许我长期推迟的退休梦想得以实现。”

据多数史料记载，诺利是1963年在意大利离世的，享年75岁。但时至1964年2月19日，《海峡时报》在得到诺利居住在香港的女儿Mrs. Lina Brunner来信告知后才刊登了此消息。讣闻里提到他是1956年退休的。

也许是出于对诺利作品的偏爱，更因为有关诺利的资料很少，笔者发现博客或报章上不少诺利的粉丝，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冠以“诺利”之名，张冠李戴，并且以讹传讹。例如《联合早报》2019年10月31日的《建国前的石狮子》一文， 提到独立桥的一对石狮是意大利雕塑家鲁特夫· 诺利（Rudolfo Nolli）设计，在他菲律宾的工作坊完成。先不说真正作者，“Rodolfo”之名就有字母写错。更令人生疑的是，该文还称丹戎巴葛火车站前的四座大雕像也出自其手。经查阅，2006年版的《新加坡百科全书》第277、384 页也说上述火车站前的雕塑出自Rodolfo Nolli之手。有关独立桥石狮，1956年8月23日《新州虎报》报道说， 是意大利雕塑家Raoul Eigazzi与新加坡公共工程部（PWD）协调后，在Raoul Eigazzi 监督下由其学生在马尼拉制作。因为是独立桥开通仪式后不到一周的报道， 笔者觉得可信度高。不过，雕塑家之名应为Raoul Bigazzi ， 该报混淆了E和B。至于车站前的雕像，1932年5月2日《海峡时报》报道车站的开通仪式时， 明确说是由佛罗伦斯Raoul Bigazzi 工作室杰出艺术家安吉利诺（Angelino Venette） 制作。

当然，这些毫不影响诺利作为“狮王”的地位。要问其成功的秘诀，通过1939年8月2日诺利接受《马来亚论坛报》记者的采访，大概能窥知一二。他说：“我来自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同行业的家庭。我和很多人一样都经历过了很艰辛的生活，直到今天，我都不惧怕艰苦。”

参考文献：

[1] Singapore The Encyclopedia: page 129,277, 384,500.

[2] The Straits Times: 2 May 1932,2 July 1939,2 August 1939, 6 August 1939, 21 December 1951, 19 February 1964.

[3] Malaya Tribune: 2 August 1939.

[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 July 1949,10 September 1953.

[5] Singapore Standard: 12 May 1952, 23 August 1956.

[6] Morning Tribune: 21 March 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