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独酌意浩然 —— 长谣专访

追忆先父刘思

1935年暮秋，位于广东潮安的韩山师范学院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某日晚餐后，一群热血青年聚集在一间教室，他们正在商讨发动全校师生支持马占山抗日救亡活动事宜。议程过半，18岁的学子刘世朝尿急入厕，返回途中，他惊见一群军警正在包抄集会教室，惊慌之中他翻过篱笆墙仓皇逃回三叔家。

世朝刘思自幼丧父，由三叔抚养成人，为了避免自己的侄儿惨遭迫害，三叔要他连夜逃往石叻坡。

尽管事出突然，但世朝还是拗不过命运的安排，满腹悲愤的他只好连夜赶往汕头，挥泪登上了开往异国他乡的船只。

踏足南洋星洲的世朝起先在陈李济商行任账房，后来先后在印尼及马来西亚柔佛短暂任教。拼命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他毅然拿起手中的笔（以刘思为笔名）开始了文学创作。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了新马最早的诗社“吼社”，并担任总务，他们每周在星马四大华文报轮流出版一大版专辑，主要鼓吹抗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于此同时，他的诗文也频频出现在本区域各种华文刊物上。1951年，他因受到星洲日报总编辑黄思的赏识而进入该报社工作，由“特写”栏目记者做起，很快即担任文艺副刊及国际新闻的编辑。

舞文弄墨是他的专长，但就在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灾难悄悄地向他袭来——他病倒了，谁也医不好的怪病，只能躺在床上休养，一年时间里他一连睡坏了三张帆布床。

苦乐参半的童年记忆

长谣本名可传，生于1944年，是家里的长子，也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

可传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是病塌上的父亲，父亲病倒之时他刚刚跨进学校的大门，但还没来得及打开课本就失学了。

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倒塌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照顾父亲，母亲只好把可传寄养在外祖父母家。好在吉人天相，一年后父亲竟奇迹般地逃过了劫难。

后来步父亲的后尘踏入文坛的可传把父亲当年的病况及治疗过程演绎成一篇小说，是为《薛先生》，这篇小说曾被中国的《小说选刊》（1986年第1期）转载。

回到父母身边的可传再次背起书包踏进了育英中学附小，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父亲的小帮手。那时的父亲在星洲日报主编《青年园地》栏目，一些青年文友闲暇时常常来到他们位于加东一带的住家跟父亲高谈阔论，记忆中有柳舜、夏彬、雨青、叶苗等。每每此时，父亲就让可传坐在自己身边，除了帮忙端茶倒水之类，每当父亲太过疲累时可传就帮着搭搭话以免冷场。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就轻声吟唱起自己酝酿成熟的诗词，让可传帮他笔录成文稿。不知不觉中，文学的种子悄悄地播撒在了可传的心里，并慢慢地生了根，发了芽。

长谣沸大千

在父亲的熏陶下，可传也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做起诗来，初中二年级时，他以刘戈为笔名在南洋商报的“青年园地”栏目发表了自己的处女诗作《三轮车夫》，因此而受到主编杏影的赏识，此后不断有诗作发表。初中三年级时他又以戈莎为笔名发表了诗歌《婴孩》，这首诗后来收在了他的诗集里，这是他留存的年少时期的诗歌作品之一。

高中时，他给自己取了另一笔名长谣，出自父亲的诗句“长谣沸大千”，长谣就成了他后来唯一使用的笔名。

中学时代长谣最喜爱的诗人是英国的拜伦和俄国的普希金。

“有点儿崇洋。”他笑言。

中正中学的图书馆里有的是丰富的藏书，他每天手不释卷，如饥似渴。但他并未因对文学的爱好而忽视了其它科目的学习，事实上，自小学开始他的各科成绩一直都很不错。

他最大的愿望是中学毕业后进入南洋大学深造，然而父亲306块的月薪养活包括祖母在内的一家十三口已捉襟见肘，根本不可能拿出150块供他上大学，几经权衡后，除了早早出来工作帮父亲减轻负担外他别无选择。

1962年，18岁的长谣经培训后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教书育人之外，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

除了诗歌，他还尝试写起剧本来。

这其实也跟父亲有关。话说父亲刘思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潮剧迷，当时流行的潮剧诸如《陈三五娘》、《苏六娘》等都被拍成了电影，父亲最少看过五六十遍，可谓百看不厌。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们几乎个个张口能唱。那时他们有个同乡，孩子们天天都盼着他来家里串门，因为他来时会带着唱机，他们就能听潮剧了。

“如果家里有台电唱机那该多好啊！”每每此时长谣总暗自感叹。

于是他决定写剧本以赚取稿费。1963年，长谣的四幕剧《蜗牛》刊载于《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拿到稿费的当儿，他即刻买了台电唱机送给了父亲。

第二年，他完成了长篇叙事诗《三夜》。

此后的长谣因种种原因停笔达十年之久，期间他做了一件具挑战性的事，那就是自修外语。

“目的只是为了阅读大师们的原著。”

话说中学时长谣从未翻查过一个英文单词，原因是他反感殖民统治，故而“不屑学殖民者的语言”，但毕业后他才发现自己最为崇拜的诗人拜伦的诗作（华文）译本极其有限，于是下决心自修英文以有能力直接读原著。

“那时的做法是逼自己每天熟记20个单词，精神好的情况下记100个。”

除了英文，他还自修起西班牙文、德文及法文来。

“这些语言都有相通之处，学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

1977年他重新执笔。除了写诗，他也创作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等。

1987年他荣获“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获奖作品是《知法犯法》。

一脉相承

“父亲最难得的一点是他把我们兄弟姐妹十人都送进了华校。”

虽然小时候只有长谣一人帮父亲笔录文稿，但其实他的身后站着一溜儿喜欢舞文弄墨的刘氏后人：他的二弟刘可式（笔名喀秋莎）、三弟刘可为（笔名古琴）、小弟刘可喜（笔名二炮）、二妹刘双圆（笔名方莎）、三妹刘双慧（笔名安琪）都先后步入了文坛。这恐怕是父亲最感欣慰之处，也是他们一家人最常被人津津乐道的地方。

受父亲的影响，长谣及弟妹们都以诗歌起步，小弟二砲后来也写散文及微型小说，二妹方莎曾在南洋商报写过一系列故事新编，三妹安琪则出版了两本小说集。

除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在刘思的影响下步入文坛的还有他的十多名学生，计有原甸、史英、严思、杜南发、吴垠、常枚、方然、伍仲、韩山元、怀林、夏彬、朱德春等。因为从1956至1970年间，除了报馆的工作，他还兼职在中正中学执教。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即笔耕不辍的刘思创作的诗词可谓不计其数，但一向为人低调的他并未想着集结成书，直到1980年，长谣才跟弟妹们瞒着父亲为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刘思诗集》。2003年，刘思自选诗集《双星集》终于问世。2012年，96高龄的刘思驾鹤西去。2017年，子女们为他整理出版了文集《回首惊虹天角飞》，收录了他战前战后的散文、小说、特写、杂感、评论等，极具历史及文学价值。

而长谣自己也是在笔耕二十余年之后的1981年才跟三个弟弟一起出版了诗歌合集《三弦集》；1990年出版第二本诗歌合集《琵琶弦上》；1995年他的叙事诗《三夜》出版；1999年《长谣诗歌选》出版；次年出版《长谣论诗》；隔年出版《长谣短诗选》（中、英文）；2006年出版小说集《透明的笑》（其中《陌生的童声》一文入选本地中学华文课本）。

2007年，长谣荣获＂连士升文学奖＂。

目前退休在家的长谣除了继续诗歌创作之外，近两三年他还在做着另外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把父亲的诗歌翻译成英文。

“估计明后两年就能全部完成。”他说。

2013年，长谣首次回到父亲的故里广东潮安，从一位堂叔那里得知了父亲早年鲜为人知的故事，感慨万千的同时怀念之情也日甚一日。

每当提起父亲，年逾古稀的长谣眼里就会溢满泪水，泪光闪闪中，他吟诵起了父亲的《高台独酌》：

高台意浩然，何似乘飞鸢；

天与英雄世，人逢龙马年；

樽前日月转，剑底江山悬；

不觉凌风举，长谣沸大千。

 

    他的身后，站着他的弟妹们，看得见他们的身影，听得见他们的声音……

后记：

得知长谣之名好些年了，那是因为他的小说《陌生的童音》被选入中学华文课本，给学生讲解的时候心头总有一丝莫名的感动——那种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弱的感动。

坐在他家客厅听他谈父亲、谈自己、谈弟妹们的时候，感动的潮水一波又一波漫过心头，实在而真切。

对于自己的母语，对于神州大地，他始终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

“每当听到那些歌唱祖国的歌曲，我的眼眶就会不自觉地湿润起来。”

跨出他家门槛时，我的眼眶也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