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坡的生日》与老舍的华文教育思想

老舍在新加坡撰写的唯一以新加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老舍先生(1899-1966)一生大部分时间里笔耕不辍，创作了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大量题材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茶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流传至今。老舍用朴实的文风表述着老北京市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用起伏跌岩的文笔叙说着中国人民的拳拳爱国心，不仅让知识分子爱不释手，在平民百姓中也被津津乐道，不愧为文学巨匠、”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除此之外，老舍还有个”教育家”的称谓，恐怕有些人对此会感到陌生。老舍1918年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做过小学校长、劝学员、中学教员。1924年他远赴伦敦大学，担任为期五年的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授汉语，推动了汉语对外教学活动的开展，为汉语在国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1929年，与东方学院的五年教学合同期满后，老舍前往欧洲大陆游历，月中旬由法国乘船来到新加坡。他选择在新加坡停留，—是由千身上所剩旅费不足以回国，二是早就想到南洋看看，搜集写作素材。经由当地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介绍，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担任华文教员，直至1930月学期结束。

华侨中学又名南洋华侨中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千1919年捐资创建，是新加坡第—所主要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言的学校。1939年时任华侨中学董事长李光前先生对该校办学宗旨及历史地位有清晰的阐释：”自民国成立后，南洋华侨小学教育更形发达，吾侨子弟卒业小学后……大苦升学之无门，则设立一中学以利华侨优秀子弟之进修实属刻不容缓之举也。经数年之提倡酝酿，华侨中学遂于民国七年六月七日实行筹备……海外华侨教育至是乃大放异彩：盖以前各小学省区华侨子弟咸得聚首一堂，受完备之中华民国中等教育……又规定以国语为教授用语。此在南侨教育史上自应有其破天荒之位置也。”[1]。华中学生多为来自闽、粤方言区的南洋华侨子女，不同千此前五年在英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老舍在华中承担的是学校视为办学特色的国文课程，属千华文教育范畴，即”以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海外华人、华侨为主要教学对象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这从老舍后来谈及新加坡生活经历的文章可见一斑，一方面，”学生们都会听国语，大多数也能讲的很好”[2]’但在写作时还是会闹诸如”自从母亲流产我以后之类的笑话”[3]，另—方面由千学生的华裔身份，”他们都很爱中国，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4]，这点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到：”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和所要知道的问题，是我在国外的学校五年中所未遇到过的，不错，他们是很肤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5]。与学生们的朝夕相处中，老舍受到了极大腰动，他发现新思想在东方国家已经开始萌芽，曙光就在眼前，这也最终促成了他做出尽早回国的决定。

《小坡的生日》以出生在新加坡的华裔少年小坡为主人公，作品前半段描写了他的家庭与学校生活以及闲暇时的活动，后半段集中描述小坡的梦境。老舍说这部作品”以小人儿们作为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也时时对南洋的事情做小小的讽剌＇＇［6]。其中的许多素材和灵感都来自他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实践与日常生活观察，可以说《小坡的生日》凝聚了老舍的华文教育思想。

思考华文教育目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馆办学”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主要模式，即由在当地已具备—定基础的地缘性华人社团和组织兴办新式学校，主要为本族群华裔子女提供教育机会。这些会馆学校通常以方言为教学用语，意在由此加强族群的内部认同。辛亥革命后，新加坡华校教学用语逐步从方言过渡向华语，华文教育的目标开始由地域性的族群认同迈向更大范围的民族认同。直至今日，华文教育的主要目标依然被视为加强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这也是华文教育区别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本质特征之一。

老舍非常细致地观察到了彼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目标的不同认识。虽然他本人任教的华侨中学是华语教学和族群融合方面的先行者，但在老舍眼中，30年代新加坡许多华人依旧将华文教育的首要目标视为地域性的族群认同，而非民族认同，正如《小坡的生日》中，小坡的父亲母亲所说”广东人上广东学校，没有别的可说的!”、＂广东人是天下最好最有钱的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老舍笔下的小坡尽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始终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人，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也完全无法理解父亲对其他族群的敌视态度。老舍认为小坡出现族群认同困惑的根源是语言。他对小坡的心理逻辑做了如下推测：＂况且在街上遇见的小孩子们，虽然黑黄不同，可是都说马来话，（他和妹妹也总是用马来话交谈的。）这不是本来大家全是马来，而后来把颜色稍稍变了—变的证明吗？”老舍也特意强调当小坡和其他族群同伴们玩游戏时，”他们全说马来话－南洋的＇世界语＇＂。老舍对此并没有感到忧心忡忡，相反，他有意在作品中将东方小孩全拉到一处去玩，小坡和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要唱歌时，”有的唱马来歌，有的唱印度曲，有的唱中国歌，有的唱广东戏，有的不会唱扯着脖子嚷嚷”,—幅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老舍认为自己创作《小坡的生日》动机之一就是”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7]，虽然他”很明白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冲突与不合作”[8]，但他依旧坚持这—理想。由此可见，老舍对华文教育目标有自己的思考，他并没有执着在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上，而是更为尊重儿童的天性，追求教育的本质，强调华裔青少年在当地社会成长过程中与他者的交往及融合。

揭示华文教学形式

华文教学形式上，老舍反对那种传统乏味的教学模式，讲究趣味性教学。《小坡的生日》中有这样—段描述，小坡学校的国语课，先生教的课文是＂轮船”，可是书本上”只有—片黑字儿，连个轮船图也没有＂。小坡心里想”讲轮船不到码头去看，真有点傻＇＇，千是要求先生带他们去码头看轮船。先生先是摇头拒绝，但看到全班—齐央告，只得改变主意，说”下午习字课不上了，谁爱看轮船去谁去……现在好好的听讲！”这个时候，全班同学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大家看先生这样和善，允许他们到海岸去，立刻全—声不发，安心听讲。”小坡的态度尤其认真：”眉毛拧在一块儿，眼睛盯着书本，象两把小锥子，似乎要把教科书钻两个窟窖。……两耳好似挂着条橡皮筒儿，专接受先生的话，不听别的。……唯恐听不清先生的话，唯恐记不牢书上的字＇＇，形象地描绘了老师改变方法后，孩子们态度的转变。老舍认为，华裔青少年长期生活在海外，缺乏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亲切感，再加上华文本身与英文不同，是象形文字不是拼音文字，难度较大，导致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这也是华文教育长期面临的—大难题。老舍认为面对多半被家长强制来学习中文的华裔学生，教师要是采取严肃的填鸭式教学，”念读写作，一天干到晚”，结果就会像三多一样，看似书本上的字都认识了，但由千缺乏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一换地方，他便抓瞎了。”要是教师能够顺应学生的个性趣味，—方面会因为珍惜课外教学机会，而在课堂学习中表现得更为专注，另一方面也会在课外教学的过程中，将课本知识与日常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教学与学生的个性趣味、日常生活发生联系时，才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的教学活动，但在华文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理念即使运用到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华文教学中也是富有创建性，永不过时的。

创新华文教学内容

华文教学内容上，老舍也有自己的创新。他在《小坡的生日》中反复几次提及学生对华文教材的失望：父亲买来了新教科书，小坡和妹妹—本—本地先把书中图画看了—遍。＂妹妹说：这些新书不如旧的好，因为图画不那么多了。小坡叹了口气说：先生们不懂看画，只懂看字，又有什么法儿呢！”曾有学者考察，二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教师和教科书均来自中国，可说新加坡的教育，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再现”（臧慕莲：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八桂侨史，1994年，月）。教科书中缺少图画，不够生动，只是编排形式上的—个弊病。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教材全是为中国教学对象设计，没有考虑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及学习程度，缺乏针对性。华裔青少年本就没有多少学习华文的动机，又要使用内容相对陌生艰深的中国教科书，更感到索然无趣。这一点不仅被老舍看在眼里，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坡的生日》的写作风格与创作动机。他甚至把这部作品看做是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而新加坡华裔青少年就是这部作品的潜在读者群，主人公小坡与他们身份背景如出一辙，故事描述的是他们熟悉的日常生活，语言力求简明易了，不论是人物设定、小说主题还是写作风格都在迎合当地华裔青少年的口昧。因此，《小坡的生日》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老舍对华文教育目的的思考及华文教学规律的揭示，它的创作本身就是老舍华文教育实践的一部分。老舍希望对华文教学内容有所创新，主动尝试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华文教育相结合。浅显的语言、生动的内容，不仅契合当地华裔青少年的个性趣味与日常生活，又能引导他们深入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堪称华文教材本土化的典范。

注释：

[1]李光前，《华中二十年》，华中校刊，1939月。

[2]老舍，《还想着它》，《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

[3]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国现代文学史

资料汇编（乙种），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1985年。

[4]同注[2] [5]同注[3] [6]同注[3] [7]同注[2] [8]同注[2]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