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搭建文化桥 —陈妙华专访

妙笔搭建文化桥

—陈妙华专访

文图 · 齐亚蓉

1937年岁末，广东揭阳。北风呼啸中，一声婴孩的啼哭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这个女娃娃真是乖，平平顺顺的，恭喜恭喜啊！”接生婆把女婴拾掇干净递给她喜极而泣的母亲时，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这孩子的眼睛会说话呢，长大后一定是个 人才。”

年轻的母亲给女孩取名“妙花”。

“妙花快快长，爸爸回来给你买身花衣裳。”年轻的母亲内心充满了喜乐，有了这个乖巧的女儿，她的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但小妙花一直等到走进祠堂读书识字也没能穿上爸爸买的花衣裳。这个乐天的小姑娘太喜爱读书了，她暗暗告诉自己将来也要像私塾先生那样，出口成章，妙笔生花。

这样想着的时候，背着书包的小妙花不由得脚下生风，她恨不能时时刻刻呆在祠堂里，把先生书桌上的书读个遍。

十岁的时候，她和母亲等到了两张船票。

“太好了，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母亲的泪水奔涌而出，妙花也跟着抹起眼泪来。

坎坷漫长的小学教育

勤于农耕的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她并不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

“喜欢读书就去读吧，别像妈妈一样连封信 都看不懂。”

妙花妈妈的勤劳能干可谓远近闻名。新婚不久丈夫就下南洋谋生去了，大伯和小叔子也相继离开了家乡外出闯荡了，妙花妈妈把地里的活计全都扛了起来(伯母和婶婶料理家务)，再苦再累她连眉头都没皱过，因此而赢得了全家大小的赞许和尊重。妙花是陈家的长女，也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孩子，加上一副聪明伶俐的模样，尚未生儿育女的伯母、婶婶都对她疼爱有加。

“妙花赶快来吃粥，吃饱了好去读书啊。”饥荒的年代，只有她一个人碗里有米粒，大人们喝的都是清汤寡水。

天未亮，小妙花就提着煤油灯走去了祠堂，一到那里她就捧起了书本，成绩数一数二的她深得教书先生的喜爱。抗战胜利后，当她要跟着母亲远渡重洋与父亲团聚的时候，先生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放弃学业。

十岁那年，妙花同母亲搭乘轮船几经辗转才来到吉隆坡，然而，第一次见到生父的她内心并没有太多喜悦。从小到大父亲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念想，如今突然出现在眼前她多少还真有些不习惯，而最最令她觉得尴尬的，是她并非父亲唯 一的孩子。原来她的父亲在日治时期为了生存下去而在吉隆坡组建了另一个家庭，这对她和母亲而言无疑晴天霹雳，而她们的出现也在父亲的第二个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不来呢。”母亲的每一声叹息都让妙花觉得好揪心。但知书达理的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怨恨过父亲。

“都是战争的错，如果不是跟家人断了音讯，生性温厚的父亲怎么可能另外组建家庭？”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妙华的淡定和理性总是令人叹服不已。

得知妙花曾进过学堂读过书，父亲起先安排她到附近的私塾继续学业，后来又转她去一所正规学校就读。但不久之后父亲就叫她停学到自己开办的 炭厂帮忙记账。

“你有这方面的能力，除了你，谁能帮爸爸呢？！”原来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因妙花母女的出现愤然离家出走，而大字不识一个的妙花母亲根本帮不上父亲什么忙。看到父亲满脸的歉疚，年幼的妙花又能说什么呢？她只好放弃学业成为了一名小小的“账房先生”。

一年后母亲生下了妹妹，家庭纷争愈演愈烈，妙花母女三人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要强的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南下投奔定居柔佛古来的哥哥，后来又辗转来到新加坡谋生。

初抵星洲的妙花成为了小当家，除了看顾妹妹还得料理家务，但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学习，闲暇时，她常常到邻居家借武侠及志怪小说来读，直到母亲改嫁后她才再次踏进了学校的大门。

那时的她已是一个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在树群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她直接跳入六年级。那年下半年，母亲生病住院，妙花被当时的老校长安排去大坡一家小书店当店员，她就近转入了应新小学。母亲康复后，她又回到了树群小学，并在毕业考试中取得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

就在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她自作主张把“妙花”改为“妙华”，听起来好像差别不大，但写出来则有了全新的意境。

“我的小学教育历经了三个国家的五间学校。”每当提起这段经历，妙华总以这句话作结。

南中风云

1954年，妙华顺利跨入南洋女子中学的大门。就在她想要抓紧大好时光好好读书学习的时候，反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学生运动席卷岛国，成熟稳重且口才绝佳的她很快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南中主席团成员及“全新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务部副主任兼中学联南中分部总务成员。那时的她其实对国事、天下事并无太多的认知，她所痛恨的是殖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压制，希望通过抗争让华校生能够取得跟英校生同等的待遇。

1955年，深受学生爱戴的陈仰成老师被政府无故逮捕，华中、南中两校学生群起抗议，后来两校学生代表及校长获当时的首席部长马绍尔接见， 妙华就是南中学生代表之一。

1956年，妙华随中学联观察团出席了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学生会议”，前往万隆的轮船上，她第一次学唱印尼歌曲，第一次学习印尼语，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南洋大学学生观察团团员杨贵谊。贵谊后来成为她的另一半，他们一起搭建了联系马、华文化的桥梁，成为了本地文坛一幅绮丽多姿的风景。

自印尼返回不久，中学联被林有福政府解散，包括妙华在内的一百多名学生领袖被尽数开除，妙华的求学之路被硬生生切断。

这对于喜爱读书的妙华而言无疑是一大遗憾，但她却从未因此而后悔过。

“我也曾为争取新、马独立做出过小小的贡 献。”她常常这样对朋友说。

结缘马来文

“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句富含哲理的话语用在妙华身上再合适不过。

被迫离开学校的妙华为了避风头，不得不躲去一位朋友家，朋友家里丰富的藏书令她如获至宝，鲁迅、巴金、叶圣陶、茅盾、老舍等一大批文学大师成为了她的老师。她每天手不释卷、如饥似渴。

与此同时，她也利用小学课本和字典自学起马来文来，这在当时的新马华人中是一种潮流，因为他们都希望通过共通语言与马来人团结一致以争取国家独立。而妙华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看懂马来文民间故事及小说，后来她越来越意识到不同种族之间沟通、了解的重要，遂决心竭尽所能从事马来文学和华文文学的翻译工作。

一年后，她的第一本翻译作品《刀尖下的生命》问世。这是新马华裔翻译的第一本马来文长篇小说，引起了本地文化界的注视，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的信念。

1960年2月28日，妙华参加了新加坡马来青年协会举办的“非马来人马来语演讲比赛”，并获取女子组第一名。1962年，她考获新加坡教育部举办的国语考试第3级文凭（相当于中四文凭），受聘为成人教育局马来文教师。

不久之后，她凭借自己的马来语能力考进了星洲日报社，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还为《星洲日报》及《联合早报》言论版翻译马来亚 (现马来西亚)的《马来前锋报》及印尼的《罗盘报》的马来文社论，同时还在文艺版介绍马来作家及其作品等。1997年退休前她已是国际新闻组的一位高级编辑了。

除了勤勤恳恳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妙华手中的笔从未停歇过。迄今为止，她已出版文集及译作计十七部（其中《一片热土》获颁1999年度马来文学佳作奖），加上跟夫婿杨贵谊先生合编的十七部词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过分。

她的成就有目共睹，马来作家协会“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为她颁发了“文学贡献奖”，新加坡马来语文理事会也为她颁发了“文学之友奖”。

2016年7月她获颁第15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

而她跟同样精通马来文的杨贵谊之所以能够结为夫妻，除了冥冥之中的安排，也跟他们对马来文的共同热爱有着直接的关系。

拥有令人称羡的婚姻生活应该是她人生中获得的最大奖励吧。

夕阳无限好

都说岁月催人老，但八十有二的妙华却毫无疲态、老态。步履矫健、腰背挺拔的她每天清晨都去住家附近的贝雅士蓄水池旁打气功、练太极，如果不是满头的白发，任谁也不会把她跟“八旬老人”划上等号。

“还有太多的书要读，太多的书稿要写，所以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自从退休后我每天都坚持运动，也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都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生于乱世，身边没有父亲保护，成长岁月颠沛漂泊，求学道路曲折坎坷，这一切有让你感到悲观失望或沮丧难过吗？”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没有，从来没有过。乐观开朗是我的天性，我从来不怨任何人，也没有过想不开的时候。” “抓紧时间写本自传吧，一定非常励志。”

妙华笑而不语。

伫立在自己那栋甘榜味十足的老屋子前，妙华脸上的笑容恬静而灿烂，一如西天的云彩。一抹斜阳透过树梢把低矮的屋顶涂抹得金光闪闪，一圈又一圈的光晕在妙华的头顶轻轻飞旋着。

 

后记

跟妙华姐认识有些时日了，但始终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一则年龄上差距颇大，二则总觉得自己没资格靠近资历深厚的文坛前辈们，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们的颈背，默默地送上祝福，然后轻轻地转身离开。

但终是庆幸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得以走进她位于三巴旺山的寓所，跟她实实在在地聊了三四个小时，对她有了粗粗浅浅的了解。

谈起自己她始终轻描淡写，但浮现在我眼前的画面却一片浓墨重彩。无奈功力有限，笔下的文字总觉苍白无力，只能期盼着她早日动笔写写自己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