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初期的首任公共工程总监哥里门
文图·黄兰诗
哥里门肖像
乔治•庄戈德•哥里门(George Dromgold Coleman 1795-1844)1795年生于爱尔兰小镇德罗赫达。哥里门的第二个名字Dromgold是其母姓，也是结婚证上的写法。然而，此名在其它文献中又出现了多种写法，如Drumoole、 Drumgolde，甚至1844年3月28日的报纸讣告写Drumgould，而墓碑上却是Doumgold，估计当年政府文件的记载就有出入。
哥里门父母的家族都以经商著名。有关其教育背景不详，因为在都柏林或伦敦的建筑学校未能查找到他的名字，正常情况下，19世纪获得正规学术训练的学生都应该有名录可查。有人认为哥里门是搭乘直通车入爱尔兰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弗朗西斯门下受教。聪明好学且具抱负的哥里门可能预见到留在本国难展宏图，于1815年来到印度。据推测，年未及冠的哥里门可能随身带着弗朗西斯的推荐信。此行虽未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他还是在加尔各答获得建筑师一职，为当地商人设计和建造了许多住宅，并在1818年获得了帕尔默的赏识。帕尔默是英属印度最富有、最有影响的英国商人，与在东方担任总督、将军等的高官关系密切。哥里门为他建造过蒸汽浴，让他极度满意。经其推荐和赞助，哥里门后来前往巴达维亚发展.
卓越的建筑大师
哥里门首次踏上新加坡岛是1822年6月。他通过帕尔默的介绍来此“投靠”莱佛士，不巧主人不在。哥里门在等待期间，为莱佛士设计了住宅。莱佛士返回后非常中意，不仅委任他建造，而且嘱其为驻军设计一座教堂。1823年1月，哥里门在福康宁山建的住宅竣工，虽是木造结构，茅草屋顶，但莱佛士从此有了比较像样的住宅。《新加坡史话》收录有1823年2月城市布局方面的工作报告，莱佛士在报告里提到自己征询了哥里门的专业意见，说明哥里门此时已得到其重视，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同年，莱佛士离开新加坡，哥里门去了爪哇。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多，受雇调查种植园，为糖厂建造设备和制定计划，为私人设计建筑，建造大型堤坝和水库等。1826年，他因当地发生战争，重返新加坡。
时值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柔佛苏丹和天猛公签订《克劳福德条约》的第二年。欧洲商人正热衷于在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上大兴土木，这为哥里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此时他虽无固定的工作，但获得了政府的临时工作合同，也为私人提供建筑设计等服务。他的第一个重要顾客是David Skene Napier（其弟为本地首位大律师，后娶哥里门遗孀），哥里门为其设计了帕拉第奥式建筑。他还受托翻建莱佛士住宅。新建筑为砖石结构，新古典主义风格，气派非凡，一直到1859年都是殖民地首脑机关所在地。
此间，哥里门设计建造了苏格兰商人约翰的住宅，该建筑1827年竣工，豪华的罗马多立克柱廊尤为引人注目。 约翰就将它租给政府作为法院，是殖民地初期最好的政府大楼。一百多年来，该建筑虽经多次改建，至今为“艺术之家”，仍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
当时，欧洲各国刚刚经历了拿破仑战争，英国在开拓殖民地事业中仍旧重视军事工程，这使得其公共建筑总是带着军事建筑的特征—简单而粗糙（1819年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哥里门欧式建筑的出现令本地风貌焕然一新，其名声因之鹊起。
1833年初，哥里门获知政府任命一经验不足的年轻官员负责公共工程时，写了一封长信给驻扎官蒙咸先生。他在指出当地公共工程因未使用专业人才而造成种种致命弊端的同时，介绍自己来此7年取得的成绩与积累的经验并毛遂自荐，希望能负责当地的公共工程，承诺提供优质的设计和监督工作。同年10月，他如愿以偿，成为本地政府首任公共工程总监兼囚犯监督和土地测量员。
(图1) 哥里门的住宅(图片来源：Coleman’s Singapore )
哥里门由此得以大显身手。在建筑方面，他继续设计监造适合热带地区的帕拉第奥式建筑。1834年起，他先后设计监造了亚美尼亚教堂和本地第一座圣安德烈教堂(后重建)，修葺了新加坡学院(莱佛士学院的前身）等。当然，他也给自己建造了一幢住宅（图1），一直住到1842年回国。该建筑就位于今天仍以其名字命名的哥里门街。据说，他还在家对面建了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住宅，给荷兰和爪哇混血的情人及其女儿居住，哥里门还在此接待过加尔各答的地方法官Sir John Peter Grant。
(图2) 汤申等人所绘的三图局部(图片来源：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汤申曾经将19世纪中叶本地的风景描绘下来，即著名的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据说画中的建筑都出自哥里门巧思妙手。无独有偶，同一时期法国、中国的画家也绘有当地的景物。将三图放在一起（图2），就会发现画中的建筑大同小异，足见哥里门设计的建筑独领本地风骚。画中一幢幢白墙红顶的西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山脚下，在绿山翠树映衬下分外典雅醒目。它们构成了新加坡作为近代城市最初的风景线。
(图3) 老巴刹 (图片来源：Coleman’s Singapore)
能让人们领略到哥里门建筑风格的，如今只剩下亚美尼亚教堂和旧法院。不过，细究起来，“老巴刹”（旧称Telok Ayer Market）也留有其风韵。哥里门当总监后，受委托设计菜市场。他设计的市场为重叠八角形结构，屋顶上方配以小八角拱窗，（图3）十分有利于自然采光和通风。当今的“老巴刹”是后来重建的，也是八角形结构，明显承袭了原建筑的风格。
作为哥里门接班人的汤申认为，哥里门设计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把主楼层提升到地面以上，是巧妙融入了对马来浮脚楼的研究心得，这种建筑风格为本地的建筑打下了基调，是此后本地和其他地方郊区豪宅的原型。确实，哥里门不仅将欧式建筑大量带入本地，奠定了新加坡作为近代城市的风景线，而且将新古典主义风格与马来特色及热带环境相调和，创造出了独特的建筑风格，由此深深影响到此后本地的建筑面貌。
(图4) 描绘“老虎事件”的画作 (图片来源：Singapore
A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近代城市的重要奠基人
哥里门还是新加坡近代城市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827年6月就受聘担任新加坡城镇土地所有权调查和地契测量师，1829年起则参与了本地的地形测量。他曾经调查过整个岛屿，测量所有浅滩以及沿海岸山坡，勘察有必要加固的港口以及可能开发为新港口的群岛。1835年，当他在距离城镇约四英里的丛林中测绘时，一只老虎闯入，跳落在经纬仪上，撞坏器具，所幸有惊无险，无人受伤。此后，工作人员进入郊野工作，都配备武器自保。德国画家Heinrich Leutemann以戏剧性的手法将“老虎事件”描绘下来。这幅版画目前展示于国家美术馆。（图4）
(图5) 新加坡第一幅城镇与周边地区的综合地图 (图片来
源：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1836年，他辛苦多年测绘的地图在加尔各答付梓刊印。1822年杰克逊中尉曾经绘制过本地地图，用于城市规划，但较粗糙，哥里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精心测绘。此图是新加坡第一幅城镇与周边地区的综合地图（图5），为本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该图的精确程度，哥里门在给驻扎官的信中自诩说，自己绘制的地图是唯一可信的。
他不仅测绘地图，而且实际参与或负责土地的规划开发，以及道路、桥梁的设计建造。此类工作开始是受委托进行的，担任总监后则具体负责领导。在其努力下，大片的沼泽地、荒地被清理出来，开辟为街区和道路。例如，他为原本不适合居住的地区修筑了10多英里的道路，使一些低洼积水的土地得以开发。横跨新加坡河的第二座桥就是哥里门1840年所建。该桥后来多次改建，但至今一直名“哥里门桥”。相比汤申所建的“汤申桥”已名实俱亡，“哥里门桥”可谓福星高照。
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带来劳力不足的问题。在担任公共工程总监前，哥里门就率先雇用囚犯工作，积累了一套经验，担任总监后，更是大量利用囚犯修建道路和建筑工程。例如，1836年当地520名囚犯中有420人参加建设工程，1840年参加建设者增加到近1200人。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他本人则骑马穿过丛林或沼泽去现场监督，即使离城镇超过8英里远，每周至少来回两三次检查施工进度。在其严格监督下，各工程的建设质量与工艺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本地的监狱管理委员会在给印度总督的报告中说，哥里门的制度及其在积极管理劳工方面的高效率是公共工程进展中的一项突出成就。
对于哥里门在城市建设上发挥的作用，创刊于1835年的《新加坡自由西报》（哥里门也是此报四个创办者之一）在1844年哥里门逝世时写到：“我们有无愧于这个岛上良好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良好的判断力和充沛的精力。作为一名建筑师，因为他的品味和技术，我们也能享受到许多高雅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它们点缀了新加坡。”汤申也认为哥里门塑造了新加坡建筑和城市化的过程。
1841年哥里门因健康等原因归国疗养。翌年，46岁的哥里门与21岁的Maria Frances成婚，并且于婚后第二年携夫人重返新加坡，准备再显身手，但不幸病逝，被葬于福康宁山公墓。
(图6) 哥里门墓碑(作者摄于2019年6月 )
(图7) 旧法院和亚美尼亚教堂(图片来源：Coleman’s
Singapore )
(图8)Cupolas(图片来源：作者摄于2019年6月、Coleman’s
Singapore)
上个世纪70年代公墓被搬迁，仅留下包括哥里门碑（图6）在内的两百多个墓碑。目前坟地遗址留有两个名Cupolas的小亭子，据传由哥里门所建。所谓 Cupola 一般指建筑物顶端的穹顶，当年法院与亚美尼亚教堂的屋顶都有同样的设计（图7）。此两亭的特别之处，在于独立建于地上。不过，如果对比此亭与旧照片上的亭子（图8），会发现两者在细节上出入较大（例如亭柱顶端装饰不同），估计已非哥里门原作。尽管如此，它们仍能让我们睹物思人，缅怀这位开埠初期对新加坡有过特殊贡献的先驱者。
参考资料：
［1］ T H H Hancock,1955. Coleman’s Singapore.
［2］ T h e S i n g a p o r e F r e e P r e s s a n d M e r c a n t i l e Advertiser：(28March,12Sep.)1844
［3］ Wong Hong Suen & Roxana Waterson，2010.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4］ 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著、欧阳敏译：《新加坡史》，东方出版
中心，2013年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