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三人行
——谈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编者按：
2018年1月，著名学者黄枝连教授应南洋理工大学、新中友好协会、醉花林等机构的邀请来新加坡作了一系列的讲座。黄枝连教授是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创会会长、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创所所长，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1968年至1971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讲授“东南亚华人史”与“东南亚文化史”等课程，任教期间曾带领学生进行大量关于新马两地华族社会与历史的调查研究，撰写了近三十份学术报告，对本地的华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八方文化创作室将部分调查报告重新汇编成《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出版。
1月23日下午，本刊特邀黄枝连教授，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创系主任李元瑾教授和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在宗乡总会就“新华社会发展趋势”展开座谈。李元瑾教授和柯木林先生是黄枝连教授的学生，当年都曾修读过黄教授在南洋大学开设的“东南亚华人史”的课程。师生三人，两代学者，都在华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们对新华社会的发展有哪些真知灼见？本刊记者将此次座谈会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师生三人话当年
问：三位学者都从事有关华人史的学术研究，黄教授是两位的老师，可否谈谈黄老师对二位开启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黄枝连：应该说，李元瑾和柯木林这三十多年关于华人史的研究是他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在新加坡的大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老师。在南大读书的四年中，也有很多老师，他们在很多老师那里得到指导、教益，对他们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不是因为某个课程、某个老师了不起的指导，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时我们在“东南亚华人史”这个课程上的相关活动，也是抄用别人的经验。在南大的东南亚华人史研究之前，已经有钟灵中学的老师和同学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和调查。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有自己的特点，但不能说一定是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教学活动给师生提供了一种方式，一个平台，师生之间可以有交流，慢慢地就做成一件事情。
李元瑾：我记得当时上“东南亚华人史”时，黄老师让我们选择写一篇论文，或者参与调查写报告，我是选择了写论文。 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题为“康有为在新加坡的活动”的论文。他让我接触第一手资料，翻阅1900年上半年五份中英文报，用第一手资料写成了论文，这题目是以前没人做过的。这是我跟黄老师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因为研究康有为，所以就对当时接待他、保护他的邱菽园以及林文庆深感兴趣。当黄老师指导我的荣誉学位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就是“林文庆与邱菽园：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两个改良主义者”。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就研究林文庆的思想，完全集中到一个人物，这是延续下来的。所以说我的华人研究起点还要从黄老师指导的大三那篇文章讲起。
此外，黄老师来南洋大学执教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取硕士学位，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三年。他出现在南大时，还不到三十岁，我们和黄老师的年龄差距也不会太大。他给同学们的感觉就是很有冲劲，头脑很灵活，上课也很生动。师生之间有互动，除了田野考察和口述历史，他还会带我们去一些地方参观，请一些外面的学者跟学生交流，这些对我的影响很深，所以我很坦诚地跟黄老师说谢谢。当然一路走来有不少人的帮忙和提拔，一直到后来我到港大跟着王赓武教授读博士，我离开了大学后在初级学院教了19年书之后，还有热忱继续从事研究，这一个起点还是要肯定的。
柯木林：我跟李元瑾是同班同学，就我个人来讲，在我大学的四年，我认为黄老师的确是我的贵人。大学毕业之后，另外一个贵人就是陈育崧，我跟陈育崧的缘分就是从黄老师开始的。当时我们上这门课的时候去参观天福宫，就是陈育崧来讲解的。那时候陈育崧给我们讲述天福宫的碑文，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历史竟然可以是这么读的。当时也不知道陈育崧是谁，后来看过一些资料，才了解陈育崧原来也是个大家。我在大学里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办了一本刊物叫做《社会科学研究》，这本刊物出了六期。我请了很多名教授写稿，我记得当时找黄老师写稿，他说不要找名教师写，就好好找同学写，他们会写得更好。自从黄教授讲了这句话，我就找同学写了，同学用功写的文章，写得很扎实。
黄老师给我的影响就是带来的口述历史，还有田野考察。这两种方法到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在用。虽然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不是黄老师，是崔贵强老师，但我所用的方法还是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我当时就找了民信业的三大巨头：林树彦、周镇豪、黄正本，这三个人的介绍者就是陈育崧，而陈育崧就是黄老师介绍的。所以说一个人的学术历程是有迹可寻的。
我20多年前就想写一本华人通史，但是时机不成熟，一直到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才在宗乡总会提出来，得到了理事会和政府的支持。这一本书就是集大成者，把在华人研究领域中有突出贡献的人都请来写稿，但最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找到黄老师，请您来写稿。
新华社会发展趋势
问：当年你们去做田野调查，研究当时的华人社会，那时的华人社会是比较传统的，今天想请几位谈谈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的趋势。
黄枝连：这个问题请他们两位先讲，因为我已经离开新加坡好多年了。
柯木林：如果是以1965年为界限来讲，1965年之前的华人社会，就是祖父辈的那一代，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我为什么要研究华人史，因为这是我们的父辈、祖辈的历史，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一种亲切感。就像我父亲那一代，他就是把中国当成他的祖国，但是我的父亲也是比较识时务的，新马分家的时候，政府说要申请公民权，他就马上去申请，他没有观望。那个时候的华人社会是比较亲切的，虽然比较贫穷，但是比较有文化。
1965年之后你就会慢慢感觉到它的变化，但是真正发觉到这个社会已经变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它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宗乡总会做的工作就是逆水行舟的工作。新加坡整百年来都是外来力量的影响，再下来50年是否也是靠外来力量的影响，史家不做预言，在文化上，新加坡的前景不容乐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李元瑾：我觉得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是受到国际的影响，这个是宿命，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历史一开始就受到东西方的影响，现在、将来都是。当然，它也受到所在区域环境和本身先天结构的制约。殖民地时代，它受东西方的影响，受中英的影响，中英两国分别在这边设立领事馆、华民政务司来争取华人的忠心，来推动他们的文化，他们也通过英文教育来栽培一些峇峇子弟。所以社会上很明显地分裂成 和新客两个群体；文化上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兴趣，效忠意识上呢，有亲中的，有亲英的。在中英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下，整个华人社会是分裂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跟新加坡的关系疏远了，英国的势力也已经衰退，被美国势力取而代之。受冷战影响，以及区域上排华排共的冲击，加上内部多元种族的制约，新加坡华人社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华人的种族色彩，中华文化色彩，变成了他们的负担和束缚。独立之后的一个变化就是效忠中国或英国的问题慢慢解决了，执政者致力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在国内外趋势的影响下，执政者采取一些去华化政策，本来是去中国化，不再效忠中国，现在是进一步去华化，希望实施大熔炉的政策。华人社会因此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表现出来就是中华文化的萎靡，华文教育的衰落。
然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原来担心的东西尤其是周遭反华排共的情绪慢慢地淡出了，但执政者发现我们的西化太厉害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稳固性趋向松散，所以提倡三代同堂、儒家思想。70年代末知道华文教育会走向消亡，就选几间好的华校作为特选学校。1979年也推行了讲华语运动。随着建国初期淡化中华质性，以及讲华语运动取代方言，导致以方言为基础的华人社团逐渐萎靡。过去方言群分裂的态势呈现消退。华校没有了，影响华人社会分裂的教育因素也逐渐淡化。不过还存在大批的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他们会影响他们的后代，老师会影响学生，社会已经变成了不是受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而是讲英语和讲华语的两个群体，这些分裂还在。
刚好碰上中国抬头了，各种因素加进来，华文华语的重要性增加了，讲华语运动本来是少讲方言，华人讲华语，后来就变成了讲华语跟经济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因素催促了华文教学的频繁改革。刚才木林所担心的，正是很多人担心的，因为好长一段时间把一些东西几乎快要连根拔起了，很多东西已经萎靡了，怎么样在短时间内把它恢复过来？
1990年代新加坡跟中国建交，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可以说第一个阶段是英国影响力最大的，中间那个阶段是美国的影响力取代英国，现在还是继续发挥作用。再接下来的阶段，中国的影响力也大起来，这个影响力其实现在也在很显著地影响着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新移民进来了，新移民不是当年的劳工阶级，他们是有专业的，有知识的，这些人有一些是有很高的职位，这就让人想到当年 和新客的分裂，现在就看到新移民跟土生新加坡人的矛盾。当年新客嘲笑 西化或番化， 则不满心在中国的新客来这里抢饭碗，现在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新加坡政府希望出去的新加坡人是效忠本国，然后他们又希望新移民效忠新加坡，这是矛盾的。所以我们以前的国家认同的分裂似乎悄悄地回头，我们以前的社群分裂和文化差异也可能去而复返。如何面对和解决，是值得关心的。
如前面所强调，新加坡向来深受国际局势影响，在中国迅速起飞的时候，我们自然关心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准备、有敏锐的眼光？经过长时间文化土壤变质后，我们各领域是否有足够的文化底蕴深厚、能应变和创新的人才？这些都值得深省。
黄枝连：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以我个人来讲，我在过去10年写东西基本上用的是“1.0-2.0-3.0”的概念。1.0时代基本上是华人华侨也存在的时代，李元瑾研究的很多人物，基本上是在马六甲、槟城活动的，包括林文庆这样的人，他们是1.0时代进入到2.0时代的一批人。他们已经开始要跟西方的现代化接触，而且希望有贡献，有参加的一群人，林文庆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那么柯木林所研究的，已经从1.0进入2.0，新加坡共和国是2.0的产物。什么是2.0？就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占绝对优势的时代。2.0时代最重要的国家是英国，英国18世纪就到印度去了。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在加尔各答，然后向外发展，横过印度洋，到了缅甸的仰光；下来就到槟城、马六甲，1819年发现新加坡，在广府人和闽南人的帮助下，又到澳门去，在澳门定居，在澳门研究中国学问。
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华人华侨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从槟城开始，然后到马六甲，再到新加坡，再到澳门。在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派了很多人，对这个地方的地理、水文、岛屿做了研究，然后他发现新加坡岛附近的海峡是一个最好的海峡，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占领新加坡。新加坡海峡缩短了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时间，新加坡因此跟中国发生新的关系，也因此跟东北亚，包括日本、台湾发生新的关系。所以这个是2.0新加坡的开始，那么到了新加坡共和国的建立，可以说是2.0的一个高潮。1.0时代的华人华侨在马六甲、槟城、巨港都很活跃，他们都是小传统的人，都是从农村出来，文化水平很低，根本不知道他们可以跟英国人争取些什么。
新加坡共和国的产生是一个艺术，我们可以说新加坡是2.0时代的一个优秀生。前总理李光耀的很多做法是有他的必然性，现实性和合理性。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对英国文明没有反感，但是他不可能完全接受英国人的那套。到最后，取代英国人的就是美国人，美国是新兴的势力，整个亚洲在1950年以后，也就是二战之后都是美国人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之下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与美国取得协调。1970年代之后，中国也跟美国妥协，建立中美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个因素，中国根本不可能成功。
现在进入3.0，它不再是一个英国人的时代，是一个后西方主义，或者说非西方主义的时代，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知道，总之美国人的那套东西不必排斥它，但它不再是超乎寻常了。比如说新加坡今后怎么办？必须重组对美国、中国、日本、澳洲等国的关系。新加坡还没有走进3.0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新加坡还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个走向3.0时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部的华人之间，华人跟印度人之间，华人和马来人之间一定有很多东西需要重组，必须有这个意识，先进行重组，然后才有办法处理这些关系。
柯木林：我在编《新加坡华人通史》的时候，感觉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很有文化，它是一个文化重镇。比如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学生们都积极办刊物，现在哪里还有？新加坡建国之后的最大成就是经济成就，但是在文化建设上，我个人认为该打不及格。经济成绩只有当代人知道，可是文化的力量会一直传递下去。明年将迎来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新加坡的文化定位是怎样。当年新加坡开埠100年时，殖民地政府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当时的思想就是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文化遗产，最后筹建一所学府，编了一部《新加坡百年史》。现在到了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应该想一想要留下哪些文化遗产。宗乡总会已提议把《新加坡华人通史》翻译成英文，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留给后人。
(整理·欧雅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