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

1942，华人新年的那场战争

文·李叶明

76年前华人新年的大年初一，1942年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黑暗的日本占领时期就此开始。

今年的2月15日，适逢农历大年三十，又是华人庆祝传统农历新年的一个重要日子。而2月15日这一天，早已被新加坡政府定为“全面防卫日(Total Defence Day)”，以提醒国人永远不能忘记居安思危、保家卫国。

在华人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特别采访了三位经历过当年战争的老人家，通过他们的回忆来让我们了解，当年新加坡沦陷及日本占领时期，人民的遭遇和当时的生活状况。

油池火光冲天

苏晋兴，1927年11月生于福建安溪。1937年随母亲来到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当时他们住在武吉知马路上段俗称14英里的一个甘榜，大家把这里称为“油池村”。之所以叫“油池”，是因为附近有英国人的储油库。

据91岁的苏晋兴回忆，当时在甘榜附近能看到30-40座大大的圆桶形状的白色储油库。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储油库显然成为日军第一波大规模轰炸的目标。

在战争爆发前，新加坡其实已处在战争阴云之中。苏晋兴记得，当时殖民地政府通过报纸刊登通知，要求居民挖防空洞。警察也在村里挨家挨户登门，教居民如何挖防空洞，做好应对空袭的准备。

苏晋兴家挖的“防空洞”离住处不远，就在屋后一片小树林中。这个可以容纳全家人的“防空洞”，其实并不坚固。顶部只是用树干支撑，盖上木板、亚答叶和泥土，根本无法抵抗炸弹爆炸的威力。

苏晋兴老人清楚记得，1941年12月8日凌晨，第一波大规模轰炸开始。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一家人赶紧躲进防空洞，就听到飞机声，接着就是炸弹的爆炸声。

由于炸弹就落在附近英军的储油库，离他们非常靠近，当时感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简陋的防空洞里充满了死亡的恐惧。终于大轰炸过去了，当他们走出防空洞，发现附近英军的储油库火光冲天。大火映红了天际，一直烧到天亮。空气中除了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火烧后飘散开的余烬，几乎把整个甘榜染成了黑色。

日本兵打过来了！

可能是因为储油库在第一波轰炸中尽数被毁，之后很多次听到防空警报，很多次跑进“防空洞”，但油池村附近没有再落过炸弹。苏晋兴告诉笔者，后来都是听飞机从头顶飞过，然后从市区方向传来爆炸声。可那种恐怖的感觉，一点也不会少。

在华人新年前夕，日军从新山方向打了过来。油池村正处在日军的进攻路线上。村民们纷纷逃离甘榜，躲避战火。苏晋兴一家决定分开逃亡：母亲带着大哥他们；父亲带着自己分头躲避日军进攻的炮火。

到2月13日，油池附近的枪炮声渐渐平息，战线向市区方向的11英里处推进。苏晋兴一家重新团聚时，才得知噩耗，跟母亲一起逃亡的大哥，被日军炮火炸死。油池村当时满目疮痍，日军曾进村烧杀奸淫。苏晋兴说，邻居家一名14岁大的童养媳，就被几个日本兵给轮奸了。

之后没多久，消息传来，英军向日军投降。当时正是华人新年的大年初一。紧接着大检证开始了。日本兵把成年男性都赶到一个地方集中。苏晋兴当时年纪还小，没有被赶去集中。事后听说，日本兵把看上去斯斯文文、像是知识分子或当过老师的都抓走了，从此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战前，南侨总会曾经发动抗日捐款。苏晋兴记得，当时福建籍侨领黄奕欢、侯西反等人曾到油池村来演讲。村里的人虽然不富裕，但还是有不少人用5分、1毛钱买花支持抗战。当时能够捐出几块钱的就是“大数目”了，会得到一张正式收据。到日本兵来油池村检证时，大家知道这种收据千万不能留，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全都销毁了。

悲惨的澳洲战俘

大检证过后，日本人建立起保甲长制度，并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维持治安。当时听进城的村民描述，有盗贼被日本人抓到后砍下脑袋，挂在纽顿交通圈那边示众。这让苏晋兴这些孩子们听得毛骨悚然。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油池附近除了偶尔看到日本宪兵，一般很少能见到大队日本兵。但是每天村民们都能看到大队澳洲战俘从武吉知马路走过。这些战俘是被押去11英里那边的小山修忠灵塔。

苏晋兴说，这个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要修通往山上的公路、高高的台阶，然后修纪念日本阵亡将士的忠灵塔，这些全都靠人力，所以修建速度并不快。而且这些战俘住在克兰芝旧兵营，后来被当成战俘营，现在则是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墓。从那里走到施工地点，要走好几英里的路。

这些战俘在日本兵的押送下，每天早上走去开工，傍晚走回战俘营。刚开始，战俘们列队还算整齐，军装看上去还很新，人也比较精神。但是几个月过后，他们开始变得衣衫褴褛，有些人已经不穿军服了，人看上去脏兮兮的，有的已经骨瘦如柴，走在路上根本看不出什么队形。

苏晋兴听村里人讲，这些战俘被虐待，吃不饱，生了病也没人管。战俘营里经常有人饿死病死，就在附近草草一埋了事。所以每天列队去修忠灵塔的澳洲战俘，一年后明显少了很多。

其实，村民们的生活当时也很艰难。日本占领时期，对米粮进行管制，配给的定额根本不够吃。还好村民可以在住家附近种木薯充饥。苏晋兴家在战前经营杂货铺，日本占领后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卖。唯一能进货的地方是美芝路的“铁巴刹”，能进的不过是一些鱼干、绿豆、花生米之类的货品。当时缺衣少药，生了病也没地方看。如果看中医，拿了药方也没地方抓药。学校和社团全都被关，孩子们没地方读书。1943年，苏晋兴的父亲只是因为“热病”，也就是中暑，由于没有药、身体弱，就这么去世了。全家人靠母亲和当时刚年满20的二哥，苦苦撑到战争结束。回忆当时的生活，苏晋兴老人只说了一句：“给日本人统治过你才知道有多么辛苦！”

大士村被疏散

罗沿龙，1931年6月生于文礼一带的树胶园，父亲当时是杂工，他出生的地方称为“浙江园”。当时附近有好些地方都用中国地名来命名，如成都园、云南园等等。

罗沿龙出生后不久，家里就搬去大士16英里-18英里新开辟的村落。据87岁的罗沿龙回忆，当时村里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和潮州人。福建人以务农、种菜为主，潮州人则以捕鱼为主。当时海里的鱼很多，渔民的生活比较好过，他们务农的则相对辛苦些。不过村民们都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生活还是很愉快的。

起初，大士村一带完全没有学校，也没有诊疗室。后来当地先贤集资办起了公立裕群学校。当时所谓“公立”，并不是政府办的意思，而是与私人办校相对，是指由众人出资办校，学校不属于一个人。

罗沿龙当时在裕群学校读到四年级。1941年12月，学校刚放假不久，战争就爆发了。罗沿龙回忆道，当时日本飞机丢炸弹，除了坡底(市区)被炸，离大士不远的蔡厝港附近的机场也被炸。凄厉的警报声，巨大的爆炸声，搞得人心惶惶。没过多久，大士村民就接到英军下的疏散令。因为大士附近有两座英军炮台。而大士村的一部分居民住在柔佛海峡岸边，听说日军已打到柔佛海峡对岸。大士已经成为抗击日军登陆的最前沿。

罗沿龙一家十口，有父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老大。当时在匆忙的疏散中，他们只卷了几套简单的衣物就离开家园，撤到了武吉巴督一带。父母在那里租了一处简陋的地方暂时住下。后来罗沿龙才知道，他们租住的那个小小的亚答屋，原本是一处鸡寮。

日军闯进甘榜行凶

2月8日，日军开始登陆。2月10日，已经有日本兵下到武吉知马一带。听说日本兵是从林厝港那边打过来的。当时罗沿龙在武吉巴督能听到四周密集的枪炮声。

再过两天，裕廊一带平息下来。附近看不到英国或澳洲兵了，反而有日本兵开始三三两两闯进甘榜抢东西。

罗沿龙一家早就听说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所以看到日本兵抢东西，也敢怒而不敢言。村里的女孩当时都换上男孩的衣服，用锅底的灰把脸上抹黑。但还是有被日本兵看破的，有村民就看到一个女孩被日本兵光天化日下强奸，然后杀死在路边。

罗沿龙的大姐在战前已经出嫁。当时父母最担心的是二姐，她的年龄谈婚论嫁似乎有些早，但小女生落到日本兵手里，恐怕更不好。父母越想越怕，就随便找了一户人家草草把二姐嫁了出去。罗沿龙听说，那个男的在中国有原配。战争结束后，原配还找来新加坡，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当时在武吉巴督，有一家从坡底来避难的大户人家，家里有一位千金小姐，人长得很美。有一天日本兵进村，正好撞上这个女孩。罗沿龙说，自己当时是孩子，吓得只是站在原地看。那女孩胆子很大，以为自己穿男孩衣服，脸上涂黑，日本兵看不出来。结果那日本兵叫住她，并一把从身后把她抱住，吓得女孩大声尖叫，一下子就露馅了。

不过女孩发疯似的挣脱日本兵，转身跳进旁边的萍池中。所谓萍池，就是长满浮萍的水塘。罗沿龙说，当时很多甘榜都有这种水塘，村民会来这里捞浮萍喂猪。水塘不会深，里面的水很臭。女孩跳进萍池，日本兵不愿下水去抓，于是在岸上拉枪栓吓唬女孩，让她上来。可女孩宁死不肯上岸。就在这时候，不知其他日本兵发现了什么，一声招呼，全离开了。女孩这才躲过一劫。

日本兵除了抢掠、强奸，还抓人。罗沿龙一个伯父叫罗端狮，跟另一位同族罗朝图，在同一天被日本兵抓走。武吉巴督已经不安全了。父母决定回大士家中。结果在回家的路上，更是触目惊心。在12英里醒南学校附近，他们看到日本兵在抓人、烧尸体。路过当时的陈远清砖厂时，他们看到不少死难者，其中就有自己的一位姑丈。

大检证，校长被杀

在罗沿龙的记忆中，肃清和检证从日本兵一占领就开始了，大士一带的检证比市区早。罗沿龙一家2月14日回到自己家中。当晚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就把养的猪拉出来杀掉，一来准备过年，二来担心会被日本兵抢走。

当晚听说英军投降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2月15日)，突然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进村，赶人到裕群学校集中。由于当时大士村范围很大，日本兵一直从早上赶到傍晚，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罗沿龙当年11岁，因此没有被叫去检证。听回来的人说，通过检证的人会被分成两边，一边被放回家，另一边的人上了卡车，从此不知去向。

当时有一个村民和刚成年的儿子一起去检证，儿子原本被分到要放的那边，老爸去了另一边。老爸于是跟日本兵说，自己的儿子在那边，意思是能不能让自己也过去。结果日本兵却把他儿子叫了过来，父子俩一起被押上车。他们成了大士村同时遇难的一对父子。

在遇难的人中，还有裕群学校的陈荫庭校长和刘老师。罗沿龙非常怀念陈荫庭校长。他是一位在村民中威望极高、治校有方的校长。1934年，裕群学校创立之初，用一间店屋作临时校舍，两年后就建起了正式校舍，地点在如今裕群地铁站附近。当时从7英里往上到18英里，共有10间学校，其中数裕群和树群两校学生很多、教学也最好。到战争爆发前，裕群学校已毕业近百人。

陈荫庭校长一开始对师生参与政治活动很反对。但到了1938年，新加坡支持中国抗战的各种活动越来越多，陈校长也不再阻止，而是允许老师在学校教唱抗日歌曲，如《锄头歌》、《大刀进行曲》等，也允许在学校组织抗日筹款义卖会。

罗沿龙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名抗日分子叫陈油，曾带着几个学生去坡底参加抗日群众大会，罗沿龙是其中之一。去的时候大家很兴奋，但回来后听说陈校长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些学生不来上课？还说要亲自严查此事。陈校长治校素来严格，他曾经公开鞭打一名顶撞老师的男生，当时罗沿龙听说校长要严查，心里怕极了。但后来校长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处罚。

由于开战时学校正好放假，只有陈荫庭校长和刘老师住在学校。刘老师50多岁，个子矮矮，有些驼背。他和陈校长一起在检证中被杀。陈校长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之后突然不知去向。检证过后，日本兵用铁链绑住校舍的柱子，用军用卡车一下子就把裕群的校舍拉垮了。此后三年多，罗沿龙他们再也没有读过书。

打耳光、采椰子

陈校长和刘老师被杀，令大家痛心疾首。裕群学校的几位董事，还有大士村的一些村民也被杀。罗沿龙老人特别整理了一份名单，希望后人不要忘记。

进入日本占领时期，日军对粮食进行管控，并在大士建立起收集站。大士村出产的所有农产品，大士码头的所有渔获，都不准私下买卖，需全部交到收集站。日本人还给每户发了户口登记证，按人头规定最低产量，如果产量不达标，就会被抓去做“奉侍队”，也就是给日军做免费苦力，去修工事等。

罗沿龙回忆，那几年幸好产量不错，除了种米，他们也种木薯，解决了不少问题。在那个时候当农民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吃饱。而大士村的渔民就不够吃了。因为渔获统统要上交，粮食却是配给的。在树胶园里做胶工的马来和印度同胞也是如此，大多吃不饱。于是农民冒险私卖木薯给他们。

当时大士村附近原英军炮台驻扎了一队日本兵。他们在兵营门口堆起沙包，架起机枪，每天都有人在外面站岗。按规定，新加坡人路过日本兵营的岗哨，必须要向日本军人鞠躬。罗沿龙回忆说，当时有些日本兵很可恶，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故意转身假装看不到，然后就赏给你几个大耳光。

日本兵有时还闯到附近的村子来抓鸡、赶猪。一般鸡不太好抓，他们就命令村民去抓。有一次罗沿龙的父亲就被他们叫去抓鸡，结果抓不到，被日本兵暴打了一顿。当时村里的女孩都不敢大意，白天都躲进山芭里，父母会让男孩去送饭给她们，直到晚上天黑才敢回家。大家就这么提心吊胆过日子。

当时学校没有了，华文书也被日本人烧光。日本人开了日文学校，推行愚民政策，但是村里没有孩子去。那时华文报也都停刊了，村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家里的男孩都下地干活，有时日本兵会把男孩叫去，让他们爬树采椰子。有的孩子采了几个后，累了想下来休息，结果发现日本兵举着刺刀、刀尖向上戳着。他们吓得直好再往上爬，继续采。直到日本兵收集到足够的椰子后才扬长而去。

美国轰炸机来了！

虽然得不到外界的消息，但是到1945年，天上开始出现美军的轰炸机。罗沿龙后来知道，那种机身庞大、飞得很高的轰炸机叫B29。当时防空警报一响，孩子们都会兴奋地跑出去看，有时还会跑到小山顶去看。当时大士一带有很多小山，后来都被移平，拿去填海了。

当年站在小山上观战，罗沿龙曾看到有日本飞机被打下来，一头栽进柔佛海峡里，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才从水中浮起来。军营里的日本兵有时会用机关枪对天空扫射。但B29的高度，用机关枪根本是打不到的。

B29每来一次，他们就知道日本人离战败不远了，但日本法西斯这时候也更加疯狂。有一次罗沿龙看到有4名英军战俘被押去挖战壕。B29飞来时，他们一时喜形于色，有人还拍起手来，结果一名日本军官当场就拔出枪，把他们都射死了。

后来村民听树胶园的印度工人说，当年大士村检证被日本兵抓走的人，都用电线绑住双手，被卡车载到成都园一带杀害。日本兵抓了印度人去埋尸体。那个地方后来成了日本投降后，用来关押日本战俘的地方。而成都园就在16英里，大体在如今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学院附近。罗沿龙说，南大那边的云南园，则是日军的另一个杀人地点。

父母是抗日分子

本地慈善家黄马加兰，1938年出生于怡保。战争爆发时，她才四岁，对当时日军南侵的印象不深。她只记得自己从小就被剪了短发，穿男孩子的衣服。一直到1947年，日本投降后两年，自己已经快十岁了，父母才允许她留起长发，穿回女孩子的衣服。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她跟姐姐出门的时候遇到飞机轰炸。当时炸弹从天上落下来，地动山摇一般，巨大的爆炸声令人感到异常恐惧。她跟着姐姐躲进路边别人家的店屋里，爬在一张桌子下瑟瑟发抖。

怡保是马来半岛著名的山城，附近都是高山。在日本占领时期，怡保附近的山区一直有抗日军活动。黄马加兰记得，自己家有一张床特别高。当时父母不让她进那个房间。后来她才知道，原来父母是抗日分子，那张特别的床下藏着油印机，父亲会躲在那里印传单。印好的传单则由母亲运送到一个秘密地点。

今年80岁的黄马加兰告诉笔者，她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参加”运送传单的工作。她只记得那一次，母亲带她出门，照旧把她放在脚踏车后座绑着的一个篮子上。篮子里装的就是刚刚印好的传单。而她就坐在盖了一条花布的传单上面。可是没想到，这次在半路上遇到日本兵检查，母亲眼看情况不妙，一把将她抱下车，推给旁边的路人，让她自己回家。

年幼的黄马加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日本兵拦下，他们搜出了传单，然后当街对母亲进行毒打。一名日本兵用军用皮鞋踩住母亲的胸口，那个场景给黄马加兰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母亲总是咳嗽，黄马加兰一直认为，是被那名日本兵用大皮鞋踩伤的原因。母亲那么美丽、优雅的一位少妇，居然被如此惨无人道地对待。

在狱中感染肺痨

黄马加兰回忆说，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家是做贸易的，俗称“九八行”。有三间店屋，下面用来做生意，上面住人。战争爆发后，贸易难做，店里的货物还被日本兵抢，损失惨重。当时家中米粮已经不够吃，这时邻居来借米，母亲毅然决然地借给了他们，并且安慰孩子们说：“我们不会饿死的，我们可以吃木薯。”她告诉孩子们，邻居家比我们困难，已经断粮很久了。

母亲第一次被抓后，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被放了出来。但很快母亲再一次被抓，父亲也被抓起来，而且音讯全无。一直到战后他们才知道，父亲后来逃了出去。母亲则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和折磨。好在当时离日本投降不远了。日本投降后，母亲被放了回来。这时她身上遍体鳞伤，而且一直在咳嗽。

在父母同时被抓时，家里一度陷入困境。几个兄弟姐妹是靠两位奶妈照顾，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妈妈回来后，很快他们发现，每次吃饭，母亲都不跟他们一起吃，而是远远在一个角落独自一个人吃。平时她还用手巾包住口鼻，别人跟她说话也会离得远远的。后来听奶妈讲，母亲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痨。这种病是传染的，当时夺走过很多人的性命。

不过母亲很坚强，也很乐观。她除了定时去看医生，按时吃药，也开始打太极，调养自己的身体。而战后的医疗条件开始恢复，母亲的肺痨终于得到控制，最后完全治愈。但是她在日本监狱里留下的那一身伤痛，一直没有彻底痊愈。

(作者为本刊编委、《随笔南洋》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