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同心缔造书业传
——访周星衢之子周曾锷
文·莫美颜
周曾锷近照
在新马港三地为人熟知的大众书局成立已94年，创办人是周星衢(已故1905-1986)。在商言商，但他开书店不只是为了赚钱，还为了推广文化事业，而接手其业务的儿子周曾锷(80岁)跟他一样，经营书店既为了赚钱也执着于文化传承。
贵为南洋华文书业先驱的周星衢，祖籍浙江平湖乍浦。他出身贫寒，只受过三年正规教育，靠自修掌握华文和基本英文，辍学后在上海书店当学徒。1924年南来新加坡，创办正兴公司以销售书画、文房四宝为业。1934年，他顺应当时上海的白话文及标点书热潮创办了世界书局，1936年另设大众书局，开始涉足图书零售市场，以新加坡为据点，在吉隆坡、槟城、泗水等地发售华文书籍。1994年，世界书局并入大众书局，并发展为拥有众多分行的东南亚最大的连锁书店。
周星衢经营书局当然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但他同时也利用书店这个平台推动本地的华文、甚至是马来文的发展。
周星衢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说到父亲对文化事业的贡献，现为大众控股集团总裁的周曾锷认为，主要可分为四大块。
其一是设立大众图书馆。周曾锷说：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又会替人着想的人。那时图书很便宜，但仍有人买不起。为了提供力求上进者进修的机会，他于1936年6月成立“大众图书馆”。
据《南洋商报》报道，图书馆是周星衢的心血，他花费了许多精神、时间及物质来创办，还每月自掏腰包负担图书馆的开支。图书馆成立一年半后会员人数已达千名。馆内的图书不断扩充，各地出版社也自动邮寄报章杂志，种类不下50种。
周曾锷说：“那时读书、买书的风气很盛，新书一到就被抢购一空。人人都要买书，不愿意借书，以致大众图书馆也难以维持下去。结果图书馆坚持到1946年便结束了。但在那个多事之秋，本地民众确实从中获益不浅。”
其二是重印中国旧版书籍，回销新加坡。1949年中国大陆成为“共产国家”后，新马当局对从中国输入本地的出版物更加严格管制，并颁布了禁书令，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58年10月22日，那次共有53家出版社被点名。
本地华文书局面临断货危机，周星衢突发奇想，向香港三联书局提出租借1949年以前，没有政治色彩的版本，例如文化、历史、地理、诗词曲赋拿到香港重印，销售新马。
周曾锷说，父亲的这一提议，不但解决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版物不能外销，新马华文书籍没书卖的问题，还使香港书籍出版业兴旺起来。这项合作直到1966年中国展开文化大革命后才告终。
其三是努力推广本土文化。随着整个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周星衢认为移居本地的中国人必须在此落叶生根，于是他便开始致力于推广本地文化，出版本土作家作品。
其中上世纪风行一时的《世界儿童》及《世界少年》，更是无数本地华文读者年少时的集体回忆。《世界儿童》于1950年4月创刊直到1978年停刊，这本专为南洋儿童量身打造的刊物，共发行了28年。《世界少年》则创刊于1952年，辟有“少年园地”供少年读者投稿。在1978年停刊前，还曾设立“世界少年清寒子弟助学金”，资助穷人家的孩子就学。
周星衢也效法上海的《小说月报》于1960年创办《南洋文艺》，以填补本地文学刊物的空缺。为了进一步培养南洋读者的“本土意识”，同年他又推出了《南洋文摘》。1962年至1965年期间周星衢再接再厉出版了方修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在本土出版物中还有轰动新马文坛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的面世。这部涵盖了1919年至1942年新马文坛主要事件和作品的巨著，被当时的《南洋商报》誉为“可媲美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为华文书局空前所仅有”。
周曾锷说，父亲不仅积极推动华文文化，在马来语文出版方面也非常尽力。他不只出版马来语词典，也出版马来连环图和《马来语月刊》。其中创刊于1960年共发行了11年的《马来语月刊》，是新马华人出版历时最久的马来语月刊，在推广本地马来文学习与文化交流上影响深远。
其四是栽培了不少书业人才。有人形容周星衢经营的世界书局就好像一个母体，人才辈出。本地有至少10家书局及10间学校的文具小卖部，还有出版社和印刷行是世界书局的前员工开设的。周曾锷说，可见父亲胸怀宽大。
不忘初心 默默耕耘
周星衢育有三子二女，周曾锷为三子。虽然周星衢大力推广华文，但他除了送两名长子进华校，却让周曾锷和他的两名姐妹接受英文教育。周曾锷在加东一带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1964年在美国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周曾锷说，大学毕业后，他原想回到新加坡来，但父亲担心他年少气盛爱发表意见，不让他回来，而要他到香港管理书店业务。就这样，他落脚香港，在那里结婚生子。他的一子一女都是专业人士，目前有四个内外孙。
周曾锷坦言：“我从来就没想过要经商，更没有想过要经营书店，而我念的是英校，对华文和华文书店非常陌生，起初真的很痛苦。”
他说：“幸亏那时仍是华文书业的黄金时期，只要新马有市场，香港的业务就不必太过担心，我跟着做就是了。”就这样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书局的业务。
书业在本地曾是个令人羡慕的行业，但80年代初情况开始变化。受新加坡教育政策改变的影响，华文书读者大幅减少，周曾锷也一度面临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为了力挽狂澜，周曾锷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双语书局”和“一站式”经营理念。
周曾锷说：“现在这个年代你不能只做书店生意，一定要多元化，我现在经营的书局仍以书籍、文具为主要业务，兼营生活文化产品，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比如我们卖食谱，食谱离不开烹饪，烹饪离不开炊具和餐具，所以我们也卖锅子和碗盘。”
尽管面对重重困难，周曾锷并没忘记当年父亲经营华文书店的初衷，仍为推广文化默默耕耘。
铜臭多过书香?
2004年他以父亲之名成立了非营利文化机构“周星衢基金”，就是希望通过出版及主办文学性质的活动，延续父亲推广华文文化、教育及语言的理想。出版方面主要以中英文两种版本，重新出版世界书局一些绝版书籍。基金会的对象主要是幼龄儿童，以保证他们对华文的兴趣。除出版双语儿童书、培训义工到不同的图书馆或学校给儿童讲故事，基金会也举办中小学生书法比赛，并与国家图书馆签订协议，定于2016至2021年间捐赠淡滨尼区域图书馆5万6000本华文儿童图书。基金会也办文学讲座、文化展览等活动。
2006年大众书局也开始举办“年度海外华文书市”。书市每年分别在新马港三地举行，这不只是大众书局零售业务的延伸，每年还设定不同主题，以推广华文文化及阅读为目的，并引进优质华文文学作品。
2016年在本地推出的海外华文书市，还首次在新加坡举办双语文化展览——“字在人家”。展览以四合院为架构，呈现汉字的日常面貌与“非常”特色。现场还辟设“墨池”，让公众在池边临帖《三字经》。
大众书局于1984年进军马来西亚市场，那里的年度海外华文书市，除主打中英文书籍外，也加入马来文，三语策略成功吸引了大批马来族顾客。2016年的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还凭“最大规模书展”的殊荣被收录在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中。
2011年在香港办的海外华文书市让公众免费入场，成了香港首个免付入门费的大型书市。该次书市展销超过百万本中外书籍，还举行了百余场著名作家的讲座和签名会。
据知，周星衢基金是周曾锷用自己的钱维持的，至今投入的资金已超过500万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项目资金。海外华文书市一样赔钱，最初几年还蒙受巨额亏损。
周曾锷说，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并说自己铜臭多过书香。他很清楚，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在本地凡是冠上“华文”二字的生意都是不赚钱的；他也很明白，他推广华文的努力就像大海的一滴水，不管他付出多少心血，对前途暗淡的华文书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爱开玩笑的周曾锷经常“语出惊人”，问他为何还如此坚持华文文化和教育的推广工作？他说：“因为有一个傻父亲，所以有一个傻儿子。”其实周曾锷心里非常明白，正如他说的：“这很简单，因为我知道我的‘根’。”原来那是一种追寻自己文化与民族根源的执着使然。
周曾锷掌管的大众控股集团，业务主要分成零售、出版和房地产三大块。作为集团的领军人物，周曾锷从不言休，仍然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忙。他闲暇要么逛逛大众书局，要么带上行囊到人烟罕至的偏远地方放空自己，然后与友人合作出版旅游摄影集，与好友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人。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