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起点
50年前的新加坡百废待兴，全国上下一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人若无法继续同心同德，而是闹分裂，则可能是百兴待“费”（消费的费），带动新加坡兴旺的正能量将被“消费”掉、“稀释”掉。
文：严孟达 图：徐伏刚
李显龙总理在第七届“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以“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阐述我国在未来10年、25年和50年里所面对的短、中和长期挑战。他说，我国要取得长远发展，短期要确保经济增长；中期面对人口萎缩和老龄化问题；长期则必须保持新加坡的独特性和加强国家认同感。
他提醒，新加坡50年来辛苦建立起的国家认同感，可能在两股外在和内部趋势下面对“被稀释的威胁”。
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是建国50年的显著成就之一，李总理却认为这是今后50年里的长远问题，那么“稀释”国家认同感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建国一代对国家命运的觉醒，源自反殖民主义和抗日的斗争。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新加坡（以及马来亚半岛）的华人被当作中国人看待，因此在政治、教育上饱受歧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华族先贤兴学办校，提高华族子弟的教育水平。及至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争取华语作为议会里的语言，为华人争取投票权（也惠及印度族同胞），一系列的反歧视行动，以及战后向日本声讨血债运动都激发了华人的本土意识，政治的效忠对象逐渐从中国转移到 新加坡，本土意识在新加坡建国前便已开始萌芽。
在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下，另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如李光耀、吴庆瑞、拉惹勒南、杜进才等人也投入反殖的火热斗争中，他们在1954年成立人民行动党，从此改变了新加坡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武力斗争和左派在政治上的势力，使行动党面临生死的挑战。人民行动党起初是以建设一个独立的马来亚为目标，所以他们后来积极争取新马合并，带领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1965年８月９日被逼脱离马来西亚，突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国，摆在第一代建国领袖面前的是贫困、失业和政治动荡。建国一代人民，经历过反殖、抗日的苦难岁月，他们坚决支持政府，为建国事业作出无私的贡献，他们知道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国家若失败，他们也没有退路。所以，第一代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是建立在与政治领导人共进退的基础上。
相比之下，在80年代末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国人在学校通过每天念信约、男性接受国民服役，培养起国家认同感和爱国意识，但他们基本上是在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下长大，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基础跟第一代新加坡人有很大的不同。
当第一代国人开始享受国家的经济成果时已经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们的大半生时间已奉献给这块土地。建国一代华人当中，也有部分是当时南来的“新移民”，但他们多是逃难或是逃荒而来，这里给了他们新的机会，他们很快融入本土环境。所以说建国一代是“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的一代，并不为过。但新一代新加坡人从小便在很好的生活条件下成长，他们可以展望未来几十年的美好前程，终老于斯未必是他们的必然选择。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好的素质，反而可能成为“稀释”新一代国家认同感的因素，这也可以说是成功带来的烦恼。
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不振，社会加速老龄化，吸引外来移民的政策虽然遇到了政治上的阻力，但还是不会放弃，只是放缓而已。当人口的本土成分被新移民所“稀释”，整体国民国家认同感是否因而被削弱，是政治领导人所不能忽视的，这也是反对移民政策者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
过去几年，新加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转型非常明显，老一代的成功模式似乎已过了有效期，过去的50年几经转折，又来到另一个50 年的新起点。50年前的新加坡百废待兴，全国上下一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人若无法继续同心同德，而是闹分裂，则可能是百兴待“费”（消费的费），带动新加坡兴旺的正能量将被“消费”掉、“稀释”掉。
加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被政治领导人当作长期的挑战，是出自对新加坡未来20年、50年是否还能继续远远跑在区域国家前头的远忧。新加坡若是从卓越沦为平庸，这块小土地是否能留住本土人才则是近虑，更遑论吸引外来人才。
庆祝独立50周年的这当儿，回顾以前走过的路，更大的意义在于，认清未来的方向。未来也许跟我们之前走的方向不同，最后还是必须殊途同归，国人的认同感必须不断加强，一个“新加坡民族”有待形成。
(作者为《源》杂志编辑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