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新加坡的首位职业外交官 左秉隆领事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自视为“天朝上国”，心存“化育四夷”之念头。自明初至清末，他们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禁海”措施。尽管明成祖朱棣曾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但不久就被一些思想观念十分守旧的大臣，斥之为于国家毫无利益而又“劳民伤财”的“弊政”，遭到禁止。于是中国又重新回到了“视海外为无物，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才改变了“闭关自守”的状况。

中国虽然是旅居海外侨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清朝政府却对自己的同胞漠不关心，以至于另眼相看。有人把海外侨胞看成是“自弃王化”的“莠民”；还有人把侨民斥之为“忘祖叛君”之徒。对于海外发生的迫害华侨事件，竟然有人说成是“孽由自作”或“咎由自取”，因而置若罔闻。直至晚清，才改变海外侨民政策，变“概不闻问”为逐步实施领事保护，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侨胞。

新加坡华人是移居海外较早的族群。早在莱佛士发现新加坡之前，就曾经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创新立业，能够吃苦耐劳的“唐人”，毅然背井离乡，赤手空拳地飘洋过海，来到南洋寻找“世外桃源”。他们不但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而且经过艰苦奋斗，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创立了自己的家业。他们既为当地社会立下不朽的功勋，也为自己的祖国作出卓越的贡献。

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第一个设立领事馆的地方。本地华族人士大概都知道首任中国领事名叫胡亚基（璇泽），人称“黄埔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华侨。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领事有两类：一类是由政府直接派遣的职业外交官；一类是由两国商定，聘请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兼任。胡亚基领事就属于后一种，他当时不但是大清国驻新加坡领事，同时还兼任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驻新加坡领事。

在新加坡首设领事馆

鸦片战争后，中英虽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却没有派驻外交使节。直到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清朝政府才决定在伦敦正式设置驻外使馆，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为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在接受任命后迟迟不肯赴任，并在当年的10月28日到新加坡访问，受到当地以胡亚基为首的华侨人士热情款待，他对胡先生甚为赏识。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一月，郭嵩焘乘坐邮轮抵达伦敦赴任，四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次年又兼任驻法国公使)。担任公使后，他即向朝廷建议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华人聚居的地方设立领事馆。

新加坡历来被认为是东西方的交汇点，晚清的外交官们称之为“南洋第一埠头”。大约在元朝时，就有中国人移居此处。新加坡成为商埠后，前来谋生的华人不断增多并且在当地己形成一定的实力。于是清朝政府决定，首先在新加坡设立海外第一个领事馆。中新外交关系在当时实际上也是中英外交的延伸。

在郭嵩焘公使和英国政府商谈过程中，英方同意大清帝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但不同意由清廷派出外交官，必须由当地华侨担任领事。于是郭公使推荐了当时两国政府都能接受的胡亚基先生（此前他已受聘为俄国领事），胡先生遂成为大清帝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十月五日，胡亚基正式就任领事。他为中新交流、保护华侨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受到当地华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在任不足三年，于1880年3月27日因病在实龙岗家中去世，享年64岁。在新加坡留下了植物园、黄埔路、黄埔公园等遗迹。

胡亚基去世后，领事一职先由他的随员苏溎清先生暂时代理，但英国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因而清廷又不得不考虑继任人选问题。经过两国政府商定，继任领事由清廷派遣外交官担任。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权力如同今天的外交部）接受驻英国公使曾纪泽推荐，委任驻英使馆三等翻译官左秉隆继任驻新加坡领事。

首位从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领事

左秉隆领事（1850—1924），字子兴，祖藉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汉军正黄旗人。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生于广州。他幼年聪明好学，15岁选入广州“同文馆”（专门培训外语翻译人才的学校，光绪三十一年改名“译学馆”）读书。经过三年学习，成绩优异，能熟练掌握英、法、德三国语言。毕业后赴北京，经考试合格，授予“译生员”资格。同时受聘担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兼数学副教习。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大英帝国公使。他获选随曾出使英国任三等翻译官。这时他年方29岁。 在英国期间，他曾获得牛津大学赠与的名誉学士学位。 两年后，他被委任为驻新加坡领事，离开伦敦赴狮城就任。

这位年仅31岁的职业外交官──左秉隆，就成了中国驻新加坡的首位专职领事。他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也就是清朝政府在新加坡正式开设领事馆起就受朝廷委派担任大清国驻新加坡领事。任期原定三年，他却连任了十年。直至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他被调任香港领事时才离开狮城。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采纳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建议，将驻新领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兼辖槟榔屿、马六甲、海门等地。首任总领事由时任驻英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公度)先生担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上文中提及的“海门”，指的是何处？中国史书上习惯于将海港或商埠称之为“门”（例如：澳门、厦门、金门等）。香港中文大学1966年出版的《暹罗国路程集录》（越南历史学者宋福阮、杨文珠编辑）一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莓缭向申，长沙海渚，水程二日至龙牙海门（注指Singapore）⋯⋯”因此，笔者以为，史料上所称“海门”一地，指的就是新加坡。

时隔16年，左秉隆又被清廷委派为驻新加坡（兼辖马六甲、槟榔屿、海门等处）总领事，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赴新加坡就任。三年任满后，他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向清廷提出辞呈并获得批准。

左领事辞官后，并未回到中国，仍然寓居狮城。直到中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他才迁居香港九龙。数年后，他又返回广州故土。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左秉隆因病卒于家乡，终年75岁，著有《勤勉堂诗钞》七卷（诗稿于1959年由南洋历史研究会出版）。

对于这样一位由清朝政府正式委派的首任职业外交官，断断续续在新加坡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中国领事，知道的人似乎并不多。尽管他在任期间，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华族和谐，发展两国友好往来，维护华侨权益等方面付出了努力并且得到新加坡华人的赞同。然而，除了极少数史料记载之外，却很少见到有关这位领事的记述或遗迹。现在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完好的两块匾。一块是悬挂在天福宫内，由他亲手书写的“显彻幽明” 四字横匾；还有一块是悬挂在都城隍庙内，上书“聪明正直”四字的横匾。

倡导中华文化，保护侨民利益

左秉隆在1881年9月至新加坡赴任后，首先大力推行华文教育，倡导中华文明。他在当地华族有识之士创办私塾、书院，倡导华文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华人创办书塾、书社，再兴儒学之风。在他的倡导下，兴文重教之风大盛。此时创办的华人学校，比较著名的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室等。

在他的推动和支持下，新加坡首份华文报纸──《叻报》于同年12月10日问世。这份报纸，也是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报刊。它自1881年创刊，到1932年停刊，历时51载。在当时成了华人了解国际社会的主要渠道。其读者遍及东南亚各地。

他又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子弟为对象，成立“会贤社”，传播中华文化。每月由领事馆出命题作文（题目多出自《四书五经》），进行考评，称为“月课”。他常常为会贤社的授课、批改作业以及出题考评，工作至深夜。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每月都将考评中优秀者的名字在《叻报》上刊登，他还拿出自己部分薪金（每月约纹银五、六百两）作为奖学金，发给这些优秀学生。

左秉隆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他在任期间，曾组织懂英语的华人创立“英语雄辩会”。每两周在领事馆集会，鼓励大家用英语对政治、社会、文化等重大话题进行辩论。每次辩论都由他亲自主持，参加者十分踊跃，人人畅所欲言。此举既加强了华人之间的团结，又提升了华人青年的英语水准。

他针对当时侨民缺医少药和有少数生活贫困女性被迫沦为娼妓等状况，首先倡导华人创办医院。今天新加坡的同济医院，就是当年在左秉隆的倡导下，由华社集资创办而和作用，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左本人虽是基督教徒，但他对华人的各种宗教信仰，均采取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当年为供奉不同神像的华人庙宇题写匾额，就是他在宗教问题上采取包容态度最好的例证。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派遣出使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的大臣薛福成途经新加坡。左秉隆率随员前往拜谒。在听完左的汇报之后，薛曾对这位青年后辈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盖领事中之出色者”（见薛福成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他的工作已得到上司及前辈的赞许。

左秉隆大力倡导中华文明，推行华文教育的举措，不但受到当地华人社会的赞同，也得到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赞许。海外华人教育家陈有崧曾撰文将他赞喻为“韩之于潮，苏之于琼，朱之于漳”。意即左秉隆在新加坡领事任内作出的贡献，如同当年韩愈在广东潮州，苏轼在海南岛和朱熹在福建漳州一样，都有文明开化之功。因而在他第一次离任时，新加坡华社曾敬献“万民伞”向他表示敬意，并派出代表至码头送行。

今天，狮城学术界之所以将新加坡的汉学研究步入正轨的起始年份定在1881年，除了华文报纸──《叻报》的创刊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左秉隆就任领事后对华族文化（即汉学）的大力倡导和努力兴起的儒学之风始于该年。

二度出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

左秉隆第二次来狮城就任大清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是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八日。一方面左的地位己升格为总领事，一方面他是重返故地，因而受到新加坡各界热烈欢迎。这一天，（1907年10月14日，星期一）的《叻报》报导了欢迎场面。报导中说，左领事乘坐的“莪虿号”德国邮轮，经过六天行程，于傍晚抵达码头。英殖民地政府派武士百余人及军乐队至码头迎接。侨界领袖、华社代表以及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总商会”派出的代表共四十多人，一齐到码头欢迎，场面十分热烈。

他在出任驻新总领事的第二年，恰逢清廷在各地（包括侨民中）选拔青年学生赴广州及南京公费留学。在他主持选拔的几位优秀青年中，有后来成为新加坡著名教育家、慈善家的李光前先生。李光前先是获公费入南京暨南学堂读书，第二年升入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后转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1912年毕业后回到新加坡。

左秉隆的第二个任期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封建帝制即将土崩瓦解的关键时期。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孙先生常常来到新加坡和槟城组织革命活动。左和他的前任一样，执行上级命令，也曾经监视过孙中山先生的行动。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左秉隆任期已满三年，于是他向清廷正式提出辞呈。

但他卸任后，仍然没有离开新加坡。在他的遗作──《勤勉堂诗钞》中，留下了许多赞美与怀念新加坡的诗句。例如，该书（卷四）中有一首《游廖埠》（七律）：

朝辞廖岛上轮舟,

一片帆开逐顺流;

绿树青山逢处处，

和风丽日送悠悠;

谩歌雅调惊云鹤，

乱拨鹃弦狎海鸥;

乘兴不知行远近，

又看渔火照星洲。

    诗人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赤道沿线的海上风光，同时以生动的笔法描绘了新加坡附近海面的夜景。在诗稿中，有他在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时，就他创办“会贤社”一事留下的诗（七绝）一首：

欲授诸生换骨丹，

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住，

不似他官似教官。

诗稿中还有在他第二次赴任，轮船即将抵达新加坡时，写下的《重领新洲》(七律)诗一首：

十七年前乞退休，

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为新吏，

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

万般如梦是兹游。

慢云老马途应识，

任重能无颠蹶忧。

诗中满怀旧情而又毫无掩饰地抒发出他亦喜亦忧的复杂心情。读来令人可亲、可爱、可敬之意不觉油然而生。新加坡有学者考证，人们今天常将狮城称作“星洲”，就是从左秉隆诗句中引用而来的。

对于左秉隆领事，不仅新加坡华人知之者不多，就连中国人知道的也很少。历史资料中有关他的事迹甚至连他的名字也非常罕见。究其原因，由于晚清政府腐败不堪，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欺侮，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民间对外交官常冷眼相看，甚至把外交官和“卖国贼”相提并论。左对此亦有体会，并能够保持祥和、淡定之心，泰然处之。他面对民间的冷眼和嘲讽，自己曾经取别号曰“炎州冷宦”，籍以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