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画展 我书展
——洪有和的小说之旅
文 图· 庄永康
画展我们看多了,然而就在2023年即将落幕的最后两个星期,友联书局辟出一角,在一张长桌上摆满了书,为七十五岁资深写作人洪有和举办“书展”。原来,展主已出版了华文书籍三十六本,包括二十本小说,著作展是为翌年2月间面世的新作《异国鸳鸯》提供预购服务。
年届古稀的洪有和体魄充沛,黝黑的脸庞上双眼炯炯有神。当有访客到展桌前搭讪时,展主有问必答,话匣子打开,口若悬河。笔者与洪君已认识多年,主要在新加坡艺术剧场的演出上相遇。即使平日在路上也曾碰过他:长期以来他曾挨家挨户担当水电表记录员。当然,本人也曾是他各类作品的读者。
写作路上充满鼓舞
“我在艺术剧场活动和当公务员可说完全是同一时候,”洪君说。1970年他加入剧场,同年也开始了读水电表的生涯。剧场活动持续到1994年,离开公用事业局(PUB)则是1992年。之后他便以教补习维持生活,也到民众联络所教导戏剧。趁假期之便到中国旅行不下五十趟,每次都扛回来一大袋书,丰富了他的文化体验。
有和太太是位中医师,1994年,岳丈的峻峰企业为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走在戏剧过道上》,并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发布会,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开始时的书写多围绕着戏剧、汉语拼音和华文教学等题材。2001年的《番薯粥》是撷取了本地幼儿、小学和中学的华文课本为素材,编写成各种儿童短剧。这本剧集很受学校欢迎。
小说创作是从2008年开始的,《中国女人vs新加坡男人》出了三百本,不久后便卖断货。“光看书名就很吸引人了,是吗?”他说。据闻书中一些性描写引来了文友的批评,认为这会影响了主题的表达。不过,作者在他下一部著作中宣称,他已着意减少了“比较露骨的性描写”。
洪有和认为,从微型到短篇,本地的小说写作已蔚然成风,不过长篇小说才会有震撼人的作用,让读者在某个课题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共鸣,并对作家所描写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愿小说园地能百花齐放》——这是新著《异国鸳鸯》中作者自序的题目。
小说取材自本地社会
友联书局曾在2023年7月间为洪有和举办过一次《20部长篇小说创作展》,小说著作总字数已超过两百万。他认为“意志力”是写作的要素。长久以来,他坚持每天写一千字,上图书馆时也每次写数百字,四个月后便能完成一个长篇。小说题材多来自报章上的社会新闻,人物是杜撰的,情节与对话都来自作者的想象。洪君认为,新加坡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课题,例如组屋发现“腐尸”的案例,反映了本地独居老人很深重的困境。
为了帮助笔者完成《源》的这篇特写,洪君送出了三本他自己觉得“喜欢”的长篇作品。《青青:一位中国女孩的异乡梦》(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2009年3月),是继《中国女人vs新加坡男人》之后,另一部描写中国女孩在新加坡娱乐圈打拼与挣扎的小说。不过,前一本书里面的中国女孩是以非法渠道赚钱而遭警方逮捕遣返,《青青》中的女孩则是通过正当的谋生技能立足本地的一名歌手。在狮城青青遇上阴险恶毒的上层社会男士,也遇上一位善良亲切的大学教授。人情冷暖,不能以简单的猎奇心态去臆测。
新华文化2019年10月出版的《岁月留痕》,是部牵涉了本地华人、马来人和印族家庭的小说。作家国民服役时加入警卫队,接触到社会的底层事物,同时体会到不同种族之间生活水平也有差距。小说中的黄志平、古玛和祖菲里青少年时住在同一邻里,大家感情笃厚,也能互相扶持。后因居住条件的不断提升,使得三个朋友分道扬镳。最后,成为一名警察的马来青年祖菲里在追捕歹徒时中枪殉职,到他墓前来鞠躬献礼的只有印族的古玛。而古玛与志平之间,却产生了“因公牺牲是否有价值”的辩论。
也许最能引起华语文艺圈共鸣的,是《风雨路上:一代人之真情告白》,2016年1月由新加坡艺术剧场出版。小说中的“一代人”,来自民间演艺与文艺期刊相对蓬勃的年代。洪君说,本书三个老人的名字中都含有一个“忠”字,而“忠诚”是交友的先决条件。著书的意义,是献给“为新加坡繁荣昌盛作出贡献之先辈们”。其实说华语而以华文思考的这个“先辈”阶层,到底为新加坡作出多少贡献,因不同视角,看法是有很大差异的。
畅谈之间,我问起记水电表的生涯对一位作家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哦,大有关系!”洪有和说。首先是一天只工作三小时,记完规定数量的水电表就可回家了,剩余给读书写作的时间很多。这项工作也让他接触一众住户和狗:那些有钱人家,要花很多时间让他们先把猎犬绑好;往乡村跑,却不时给野狗咬到,幸好都是轻伤。有的乡村住家要跑很远路才能记上一组水电表,不过乡村人却很体恤,往往因此而请记表员吃一顿饭。
贫穷问题是记表员最大的感受。“有的穷人家还不起水电,要求我记少点。这怎么行呢?”洪君说。“出于同情,我还常掏出一二十元(那时是不少钱了)来周济她们。有位家庭主妇,时常不见丈夫的面,却养了三个女儿。”
“二十年记水电表生涯,你的亲身经历,是不是可以写成小说?”笔者问。
“唔,我在考虑。”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