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被调派到大巴窑医院妇产科部,专门照顾出生后不久有病患问题的婴儿。如:早产婴儿、新生儿黄疸病、感染病婴儿等等。那时候婴儿病房只是妇产科的一个附属病房。
1975年,我获得哥伦坡计划奖学金,到澳大利亚学习新生儿医学。回国后不久(1977年),卫生部便委以重任,让我出任大巴窑医院新生儿科部门主任。那是政府医院设立的第一个新生儿科独立部门。从此,我全身心投入负责新生儿专科医疗工作,直到退休。
新生儿科部起步就面对种种问题:人手不足,仪器既原始且缺少,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唯一的部门医生,须24小时值班,随传随到,“独当一面”处理大小事务。当时,只有两位护士和我一起奋斗。
那时候,新生婴儿黄疸病 (Neonatal Jaundice)甚多。严重的新生婴儿黄疸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致黄的胆红素侵入脑部,可造成脑核黄症(kernicterus)致使婴儿丧命。侥幸活下来的会有脑瘫(cerebral palsy)、终身残障,如肢体动作失调,耳聋,痉挛。
50年前,新生婴儿黄疸病是婴儿死亡主要原因。当时,严重新生儿黄疸病唯一医疗办法就是换血。光疗仍在试验阶段。换血手术要动用两人,风险高,时间长,每次得花上45-60分钟,务须把体内的胆红素抽取出来,不使脑细胞受到损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唯一接受过换血训练的医生,因此只好自己动手,把脐带切开,从脐静脉抽出10-20毫升血液,然后输入相等容量的“鲜”血,如此抽出输入30-50次才完毕。最难忘是某一年的农历新年,病房有3个严重黄疸病的婴儿急需换血。我花了六七小时为这3个婴儿换血后,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傍晚了!
器械落后 人心超前
到了70年代末,有了比换血更安全,更省人力的光疗(phototheapy)治疗黄疸病。但是光疗仪器迟迟没有送到,我迫不及待地“用手劳动”,粗制一个木箱子,将几支光管放在里面,计算好光线亮度,波长,距离等,开始历史性的光疗了!
最棘手的是,早产婴儿的呼吸随时会停止,如果不施行人工呼吸,让婴儿获得氧气,脑细胞就会受损,后果堪虞。那时候,我们病房没有购置呼吸器, 唯有亲自把插管置入气管,另一端连接一个气囊(气球), 把混有氧气的气体用手以每分钟三四十次左右的频率(每小时约1800次)轻轻泵进,扩张肺部。这样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能每次以一样的压力(力度),将气体输入,过不久,手指开始酸麻,让护士接替,轮流操作,搞得大家疲累不堪。
早产婴儿发育未成熟,肺部表面活性物质(surfactant)不足,因此肺部不能扩张,引起缺氧、呼吸停止等现象,出现呼吸窘逼症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简称RDS。婴儿胎龄越低,RDS死亡率越高。解决办法是补充表面活性物质(surfactant replacement therapy或 SRT),将这物质注入肺部。50多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早产儿,就因为出现RDS,没有表面活性物药物,令到群医束手,最终夭折。SRT临床研究,花了近40年, 在1990年代初才获得批准使用。
1990年底,我受英国牛津OSIRIS 表面活性物研究组邀请,参与一项联合37个国家临床使用新药物Exosurf试验,治疗RDS。1991年3月,我在竹脚医院第一次使用人工合成表面活性物质治疗RDS,救活了RDS早产儿,是东南亚的第一例。翌年,我到牛津报告临床医疗结果,才发觉到自己是唯一来自亚洲国家的代表。
自从有了表面活性物质药物,加上日臻先进的医疗仪器,受过专门训练的医护人员,很多早产婴儿活下来,NMR也随着大大下降。
微薄贡献 充实人生
记不起我诊治过多少婴儿,但有很多婴儿家长还和我保持联络。三十多年后,有好些体重约一公斤早产儿,已经是大专毕业。有的担任教职或大机构职员或已为人父母。这些事实,推翻了早产儿会有智障的错误观念。
能够为国家在医疗领域做出微薄贡献,即使我曾经付出不少,也感到无怨无悔。我得感谢过去二三十年来,和我一起打拼过的敬业乐业的医生以及护士。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一起建立了新加坡的新生儿科!也得感谢新加坡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的人生既充实又有意义。
2001年我退休离任时,我们的新生儿科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设备齐全,享有声誉,成为邻近国家医护人员考察和训练、学习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