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严谨的戴玄之恩师 ——南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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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严谨的戴玄之恩师

——南大回忆录

文图 · 符懋濂

记得在1972年，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不久，我很幸运获免考试，成为了它最早期研究生之一，攻读历史硕士课程。按照规定，这是四年部分时间的课程。

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是戴玄之教授，他很乐意收我为入门弟子，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与撰写硕士论文，只要我的研究是眀清史的方向。我知道恩师的学术根底深厚，对于义和团、白莲教、红枪会、天地会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避开了这四大领域，决定以捻作为研究对象。恰好当时南大历史系有一套《捻军资料丛刊》共六巨册（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内容相当丰富，可以作为基本的参考资料。其中包含清代名人之专著、文集、书翰，以及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八省方志（县志）中的相关信息。

得知我选定的研究对象后，恩师深表赞同，因为关于捻的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属于相对冷门的课题，只是觉得资料来源还不足够、不完整。涉及论文题目拟定，就颇费周章，即使属于暂定性质，完成论文后还可以更改，但恩师依然要求题目固定下来，这样研究时才有明确的方向。我原本想到的题目是《捻军的起源、演变及其战略战术》，但恩师认为有些不妥，因为学术研究不能先入为主，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断定它是军事组织。结果在恩师细心指导下，论文题目就定为《捻之本质及其战法》。我个人比较喜欢带有争议性的课题，对于这中性题目我很满意，它仍然赋予我探索、发挥的广大空间。由此可见，恩师治学极为严谨，对学生拟定论文题目，要求非常认真、严格。

论文有了题目，就等于学术研究有了明确方向与范畴，但还须列出章节，才算完成整个课题的学术构建。不过恩师认为，在初始阶段，只要列出几章来即可，每章小节可以容后决定，即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构建。恩师的想法与我完全一致，经过反复思考、讨论，该论文终于构建了四章：第一章是捻之起源及其组织；第二章是捻之性质；第三章是捻之战法；第四章是清政府之剿捻策咯。每章需要两节到三节来完成，并且一面审视、吸纳他人的研究成果，一面设法另觅蹊径，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尽量做到“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章学诚语）。这其实也是恩师的基本要求，因为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在学术研究上毫无意义，绝不可取！它无疑对我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挑战。

关于捻之起源：我综合各家之记载与说法，提出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三四省交会处，即俗称“三不管”、“四不管”地带，应该才是捻之发源地，首先获得恩师的肯定、赞赏。至于捻之组织，从内部基本组织到圩寨、旗帜、兵种、武器等，恩师同样要求我必须言之有据。在这章里，我根据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邓嗣禹误读资料，把“二捻头”解读为捻首中的老二。而实际上，是指捻有二位首领，一位叫“掌捻”，一位叫“领捻”。1961年出版的《捻军及其游击战》（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是邓氏的博士论文，但它犯了明显的错误，因为原始资料才是最高权威，拥有最后发言权——这是恩师经常强调的治学原则。

论及捻的性质，学者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它是杀人不眨眼的武装匪徒；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反清政府的革命组织。孰是孰非？我觉得这不是“非黑即白”的议题，最终还得让各种史料说话。阅读了大量一手史料，我发现捻既不是一般匪徒，也不是什么革命武装力量。首先，我必须用一节来论证“捻匪非匪”，包括诸多官方记载自相矛盾，以及湘军剿捻将领刘铭传诗作《郊行》，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兵不如匪”的史实。然后再用另一节论证“捻非革命说”，包括“革命”一词的定义，必须涵盖“破旧”与“立新”两领域，但捻并不以建立新政权为其初衷、使命。官方文书一再提及捻“本无大志”，与太平天国迥然而异。唯独在晚期有部分捻成为所谓“太平新军”，它才比较接近于太平革命，但已属强弩之末，不久即告覆亡。因此，我给捻的历史定位是官逼民反的自发性生存斗争或农民战争。恩师同样表示支持、赞赏，给予我莫大激励、鼓舞，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毕竟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课题！

接下来的两章，除了原始资料，还有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但仍然必须“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我论述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按照恩师的明确指示，把捻之战法分为战略与战术两部分加以论述。其他人的论述包括罗尔纲、江地、邓嗣禹、蒋湘泽等人的专著，似乎都没有做到这点，都将战略与战术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求真存实必不可少，极其重要。记得恩师对史学研究不断强调两点：一是要充分掌握原始资料，即使是添砖加瓦，也要尊重史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空口说白话”绝对不允许、不接受。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前者，我除了细心阅读《捻军资料丛刊》等十几种原始资料，并用卡片记录有关信息；还翻阅了各家著作关于捻的论述，包括清史（如萧一山）与近代史专家的相关论述。各种参考文献总共将近六十种，就五六万言的硕士论文而言，应该是非常足够的吧？为了后者，我采用大量注释，数量多达三百多个（次），完全落实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看来恩师对此相当满意。我与恩师的看法有时相左，但他始终很尊重我的看法，仅需我“拿出证据”来——“孤文单证不足为凭”。日后我指导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也遵照相似原则，主见与创见缺一不可，就是受到恩师学者风范的熏陶。

恩师规定每写完一节或一章，就把手稿呈上给他审阅。文章内容的适当性、正确性固然是恩师所特别注重的，孤文单证不足为凭，务必给予补充；而遣词用字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恩师也从不轻易“放过”，都细心审查一番。二者均让我受惠匪浅，其认真程度怎不令人敬佩、值得效仿？

恩师治学极其严谨，不仅体现于其对学生的指导要求上，同时也体现于其著作如《义和团研究》《白莲教的本质》上。俗语说“真金不怕熔炉火”，恩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最终也受到大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赞赏。其大作《义和团研究》《眀清帮会教门》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10年、2019年出版，不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的四年硕士课程，除了撰写论文，还必须上三门课，其中一门就是恩师的《眀清帮会组织》（这科目名称未能肯定）。当时，我和龙鹏飞先生都在教育部任职，他是中学校长，我是国家初级学院教师，所以上课只能安排在晚间。每周一次，我们驾车到恩师的住家上课。那是坐落在南洋大学云南园的山岗洋房，是校方免费提供给系主任的。我们俩都很守时，大约在晚上七点开始上课。恩师是研究白莲教与义和团的专家学者，讲述二者如数家珍，我们却忙于做笔记。恩师说话的河南口音很重，我听完全没有困难，但龙先生经常听不明白，不得不打断恩师的话语，然后由我来“翻译”一遍。对此，我们只好哈哈大笑，恩师当然也不例外。非常有趣吧？这事在当时的南大，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因为南大教授都来自五湖四海。其实，恩师温文尔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满脸微笑，客气异常，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亦师亦友”。师母让我们更“不好意思”，每次上课之后，她总备些甜品或水果给我们享用，有时还和我们话话家常呢。

那段进修时光是多么美好！可惜好景不常在，1980年“南洋大学”竟然变成了历史名词，恩师也已提前回到台湾去，我们都成了断肠人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