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严谨的戴玄之恩师
——南大回忆录
文图 · 符懋濂
记得在1972年,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不久,我很幸运获免考试,成为了它最早期研究生之一,攻读历史硕士课程。按照规定,这是四年部分时间的课程。
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是戴玄之教授,他很乐意收我为入门弟子,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与撰写硕士论文,只要我的研究是眀清史的方向。我知道恩师的学术根底深厚,对于义和团、白莲教、红枪会、天地会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避开了这四大领域,决定以捻作为研究对象。恰好当时南大历史系有一套《捻军资料丛刊》共六巨册 (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内容相当丰富,可以作为基本的参考资料。其中包含清代名人之专著、文集、书翰,以及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八省方志(县志)中的相关信息。
得知我选定的研究对象后,恩师深表赞同,因为关于捻的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属于相对冷门的课题,只是觉得资料来源还不足够、不完整。涉及论文题目拟定,就颇费周章,即使属于暂定性质,完成论文后还可以更改,但恩师依然要求题目固定下来,这样研究时才有明确的方向。我原本想到的题目是《捻军的起源、演变及其战略战术》,但恩师认为有些不妥,因为学术研究不能先入为主,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断定它是军事组织。结果在恩师细心指导下,论文题目就定为《捻之本质及其战法》。我个人比较喜欢带有争议性的课题,对于这中性题目我很满意,它仍然赋予我探索、发挥的广大空间。由此可见,恩师治学极为严谨,对学生拟定论文题目,要求非常认真、严格。
论文有了题目,就等于学术研究有了明确方向与范畴,但还须列出章节,才算完成整个课题的学术构建。不过恩师认为,在初始阶段,只要列出几章来即可,每章小节可以容后决定,即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构建。恩师的想法与我完全一致,经过反复思考、讨论,该论文终于构建了四章:第一章是捻之起源及其组织;第二章是捻之性质;第三章是捻之战法;第四章是清政府之剿捻策咯。每章需要两节到三节来完成,并且一面审视、吸纳他人的研究成果,一面设法另觅蹊径,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尽量做到“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章学诚语)。这其实也是恩师的基本要求,因为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在学术研究上毫无意义,绝不可取!它无疑对我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挑战。
关于捻之起源:我综合各家之记载与说法,提出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三四省交会处,即俗称“三不管”、“四不管”地带,应该才是捻之发源地,首先获得恩师的肯定、赞赏。至于捻之组织,从内部基本组织到圩寨、旗帜、兵种、武器等,恩师同样要求我必须言之有据。在这章里,我根据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邓嗣禹误读资料,把“二捻头”解读为捻首中的老二。而实际上,是指捻有二位首领,一位叫“掌捻”,一位叫“领捻”。1961年出版的《捻军及其游击战》(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是邓氏的博士论文,但它犯了明显的错误,因为原始资料才是最高权威,拥有最后发言权——这是恩师经常强调的治学原则。
论及捻的性质,学者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它是杀人不眨眼的武装匪徒;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反清政府的革命组织。孰是孰非?我觉得这不是“非黑即白”的议题,最终还得让各种史料说话。阅读了大量一手史料,我发现捻既不是一般匪徒,也不是什么革命武装力量。首先,我必须用一节来论证“捻匪非匪”,包括诸多官方记载自相矛盾,以及湘军剿捻将领刘铭传诗作《郊行》,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兵不如匪”的史实。然后再用另一节论证“捻非革命说”,包括“革命”一词的定义,必须涵盖“破旧”与“立新”两领域,但捻并不以建立新政权为其初衷、使命。官方文书一再提及捻“本无大志”,与太平天国迥然而异。唯独在晚期有部分捻成为所谓“太平新军”,它才比较接近于太平革命,但已属强弩之末,不久即告覆亡。因此,我给捻的历史定位是官逼民反的自发性生存斗争或农民战争。恩师同样表示支持、赞赏,给予我莫大激励、鼓舞,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毕竟是个充满争议的历史课题!
接下来的两章,除了原始资料,还有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但仍然必须“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我论述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按照恩师的明确指示,把捻之战法分为战略与战术两部分加以论述。其他人的论述包括罗尔纲、江地、邓嗣禹、蒋湘泽等人的专著,似乎都没有做到这点,都将战略与战术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求真存实必不可少,极其重要。记得恩师对史学研究不断强调两点:一是要充分掌握原始资料,即使是添砖加瓦,也要尊重史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空口说白话”绝对不允许、不接受。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前者,我除了细心阅读《捻军资料丛刊》等十几种原始资料,并用卡片记录有关信息;还翻阅了各家著作关于捻的论述,包括清史(如萧一山)与近代史专家的相关论述。各种参考文献总共将近六十种,就五六万言的硕士论文而言,应该是非常足够的吧?为了后者,我采用大量注释,数量多达三百多个(次),完全落实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看来恩师对此相当满意。我与恩师的看法有时相左,但他始终很尊重我的看法,仅需我“拿出证据”来——“孤文单证不足为凭”。日后我指导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也遵照相似原则,主见与创见缺一不可,就是受到恩师学者风范的熏陶。
恩师规定每写完一节或一章,就把手稿呈上给他审阅。文章内容的适当性、正确性固然是恩师所特别注重的,孤文单证不足为凭,务必给予补充;而遣词用字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恩师也从不轻易“放过”,都细心审查一番。二者均让我受惠匪浅,其认真程度怎不令人敬佩、值得效仿?
恩师治学极其严谨,不仅体现于其对学生的指导要求上,同时也体现于其著作如《义和团研究》《白莲教的本质》上。俗语说“真金不怕熔炉火”,恩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最终也受到大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赞赏。其大作《义和团研究》《眀清帮会教门》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10年、2019年出版,不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的四年硕士课程,除了撰写论文,还必须上三门课,其中一门就是恩师的《眀清帮会组织》(这科目名称未能肯定)。当时,我和龙鹏飞先生都在教育部任职,他是中学校长,我是国家初级学院教师,所以上课只能安排在晚间。每周一次,我们驾车到恩师的住家上课。那是坐落在南洋大学云南园的山岗洋房,是校方免费提供给系主任的。我们俩都很守时,大约在晚上七点开始上课。恩师是研究白莲教与义和团的专家学者,讲述二者如数家珍,我们却忙于做笔记。恩师说话的河南口音很重,我听完全没有困难,但龙先生经常听不明白,不得不打断恩师的话语,然后由我来“翻译”一遍。对此,我们只好哈哈大笑,恩师当然也不例外。非常有趣吧?这事在当时的南大,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因为南大教授都来自五湖四海。其实,恩师温文尔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满脸微笑,客气异常,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亦师亦友”。师母让我们更“不好意思”,每次上课之后,她总备些甜品或水果给我们享用,有时还和我们话话家常呢。
那段进修时光是多么美好!可惜好景不常在,1980年“南洋大学”竟然变成了历史名词,恩师也已提前回到台湾去,我们都成了断肠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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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玄之教授第二张全家福,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1976年7月摄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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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学历史系同仁出游。戴玄之教授及夫人(右二及右三)与林能士教授及夫人(左一及左二)等人1985年6月摄于屏东县垦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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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玄之教授及夫人(右三及右四)与珠海书院研究生及同仁1988年5月摄于香港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