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四个关键词

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官方与民间机构便本着强化新加坡传统华族文化的宗旨，携手组织新加坡华族文化月，联办各种文化活动。2010年代，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发起下，本地机构以及各界人士的慷慨赞助下，硬件设施齐备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在2017年竣工启用。

新加坡华族文化月重在节目内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则致力于在新加坡和谐的多元种族社会基础上，发展丰富多彩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从华族文化月的展开到华族文化中心的落成，这是一趟从文化心件到文化硬件的华丽转身。

进入2010年代中后期，“新加坡华族文化”一词的使用频率渐高，然而，与这个专有名词相关的论述并不多见；杜南发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一文，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相关论述。此文是配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机构在2016年1月于新加坡大会堂联办的“活力华彩——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而作。在那之前，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论述匮乏，所以杜南发需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通过三重结构：中华文化、移民文化、国家文化，构建出可供后人继续论述的框架。

杜南发认为，中华文化包含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汉字文化、姓氏文化、宗族文化；移民文化包含冒险精神、应变能力、互助精神、重视教育；国家文化包含认同意识、公民信念、教育效应、社会交流、家园观念。[1]

2023年1月，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吴绍均在新春团拜上透露，“新加坡华族文化知识库”计划在2024年中开始分阶段推出，全面介绍本土华族的文学艺术、语言教育、信仰习俗、流行文化和社群组织等领域的发展。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论述之声，至此方显开弓之势。2023年2月，我不揣浅陋，撰写《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一文。文中写道：“新加坡华族文化是衍生自这片土地，以中华文化作为参照数但不全盘照收的一种带有本土特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软实力的象征，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体国族利益为导向和依归。”[2]

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如何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两个问句看似两个议题，但核心其实只有一个——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内涵之后，对于如何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自是水到渠成之事。

本文尝试从文化承袭、历史赓续、母语教育、新华文学这四个面向，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部分内涵。

文化承袭

新加坡华族文化孕育自中华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域外本土化的缘故，经过新加坡社会的改造，新加坡华族文化又在某些方面与中华文化有着质感上的不同，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一个人是否属于某个特定族群，除了与生俱来的血统之外，更重要的是后天养成的文化意义。什么是文化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认识母族所说所写的母语，认识母族所传承的文化习俗，例如华人所过的农历新年、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以及认识母族的价值观念。新加坡华族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作为参照数，却不是全盘照抄中华文化。从中国的农耕文化过渡到海岛的城市文化，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新加坡更重视的是开放与融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的习俗，早期以闽、粤、潮、客、琼五大方言群为主体，1990年新中建交后大批新移民到来，新加坡华族文化则兼含早期移民与来自大江南北的新移民的习俗与价值观。[3]

要了解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文化承袭，有两本著述可作为参照。第一本是许振义所写的博士论文《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第二本是李国樑所写的报告文学《大眼鸡·越洋人》。《大眼鸡·越洋人》是一部以研究报告形式撰写的民间历史，让读者重温早期中国南方华人浩浩荡荡下南洋的大环境，以及广东人在新加坡留下的印记。

在《布衣南渡》中，许振义意图“以新加坡为地理范围，以1819年开埠至今为时间跨度，把研究对象设定为在这个时空范围内传播的民间乐曲（包括过番歌、山歌、南音）、主要戏曲剧种（粤剧、潮剧、闽剧、京剧、琼剧、越剧、黄梅戏）、古代故事和传说”，并相信“这些中国民间文艺对当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起了几个主要作用：一是提供娱乐，二是辅助教化，三是加强社群凝聚力，四是传承文化”。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新加坡华人移民历史及社会变迁，第二章是中国地方戏曲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第三章是中国民间歌谣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第四章是中国古代故事与传说在新加坡的传播，第五章是中国民间文艺对新加坡民间信仰的影响。第五章的内容是对民间文艺所发挥的“辅助教化”与“传承文化”等社会功能的陈述。[4]

与《布衣南渡》一样，向志利所写的《新加坡华语电视剧华人形象研究》一书中，其探讨的内容也涉及新加坡文化的宏观传播课题，所不同的是，《布衣南渡》“对中国民间文艺在题材和内容上加以创新，使其经历了一个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并对新加坡的社会教化、民俗和民间信仰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王青教授语），而向志利的书在于以华人形象为研究核心，梳理了自1982年至2016新加坡华语电视剧（简称“新剧”）的面貌，犹如一部新剧发展简史。

作者锁定1982年《实里达大劫案》播映后至2016年的新剧为研究范围，对于1964年至1981年的新剧完全没有提及，实属美中不足。新剧的拓荒之作包括1975年摄制的13集电视剧《花葩山下》；1970年代末期，新加坡电视台制作的许多实验型电视剧，包括曾鹏鲲编剧的《青春乐》《王老五》、陈建彬编剧的《生命之歌》、陈侨美编剧的《升学风波》、李琪珊编剧的《痛改前非》、韩安元编剧的《当仁不让》，其他写实剧《红气球》《琪琪》《沟》《蛹》《运动鞋》，侦探剧《黑眼镜》《桃色命案》，悬疑剧《牙膏》等，摄制手法虽欠缺艺术追求，却是研究新加坡华人形象的一面大窗口。

文化来自生活实践而淬炼于艺术加工。独立建国将近一甲子，新加坡华族文化艺术经过数十年的演变与积累，淘汰与沉淀，如果细心梳理与精心建构，应可铸成一座壮观的高塔。例如，2020年成功申遗的新加坡小贩文化，是属于大众层面的美食文化，在欢庆申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属于新加坡的精致美食文化。名厨陈喜明在2019年推出双语版《陶艺·厨艺：铁人名厨陈喜明心灵创作》，展现新加坡不让他国专美的精致烹饪技艺，以及作者在陶瓷工艺创作上的多年心血结晶。2022年，陈喜明另一本展示精湛厨艺与细致陶艺的著作《轻压下的烹饪》出版，食谱也是以中英双语呈现。

再如，研究木偶戏曲多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谢汶亨，与努力记载本地传统手艺业的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副教授杨佩华，携手合著《淡忘中的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再现新加坡传统华族木偶戏艺术的历史痕迹。[5]

历史赓续

历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但为了论述起见，我在这里把历史赓续脱离自文化的脉络，单独讨论。

所谓新加坡华族文化，最基本的认识就是新加坡华族的移民史和承载那一段移民史的文学作品。在已故李过的长篇小说《浮动地域》中，人蛇贩子肆意妄为的身影漂浮在七洲洋上整整一世纪。在韩山元的报告文学《风里的枯树——广合源街237号的老人》一文中，读者则可感受到黑暗的猪仔馆阴森了半世纪。

2023年6月底，脸书平台掀起一阵关于“大䑩船”的讨论。“䑩”（音gǔ）不收录于一般的汉语词典中，却是华人移民史上一个承载着辛酸与血泪的水上运输工具的名词，特别流行于新加坡。其起源应甚早，印象所及，作于1983年的马田诗歌《大䑩摇橹》以此字为题，原载2005年2月25日《联合早报·文艺城》的蔡欣散文《河街图》中有提到大䑩船，余宁作于2017年的诗《加文纳桥》中也曾提及大䑩船。成君更有六首诗表达对大䑩船和新加坡河的感怀：《河的独白》（1983）、《建筑巨作——滨海城之光》《母亲河啊——记新加坡河》《我是一只大䑩船》《时代的跫音——记新加坡河畔》（2017）、《大䑩船》（2018），其中《大䑩船》曾被郭永秀谱成曲子演唱。[6]

经过简单整理，我归纳出下列数种新加坡历史的建构方式，以此抛砖引玉：

第一、通过学术研究或民间研究撰写而成的历史文化著述，例如陈蒙鹤的硕士论文《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胡兴荣译）、前述的《布衣南渡》、林科宏的硕士论文《神人关系：新加坡朱、邢、李三府大人信仰研究》等。在这类书写中，贯穿全书的作者或编者的史观至为重要。

民间研究成果如前述的《大眼鸡·越洋人》、黄子明的《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等。这些文化历史著述的研究与出版，通常都是在有关当局的资助下进行的。

当然，也有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著述，例如黄孟文、徐迺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结合中国和新加坡的十位学者作家之力写成；柯木林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结合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37位历史研究学者之力写成。

第二、通过政治评论与时事评论相结合的形式呈现的历史脉络，例如亚历克斯·佐西的《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吴俊刚译）、陈加昌的《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等。这类著述在论述框架上比较接近于结构严谨的学术著述。

第三、通过回忆录或类回忆录的形式承载的历史文化片段，例如李光耀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陈新才、张清江、梁文宁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梁文宁、林琬绯、陈慧霞、李慧玲译）、田流的五辑《田流回忆录》、原甸的《爱也文学 恨也文学》等。时间脉络分明是这类著述的一大特色。

第四、通过人物采访或史料整理的形式呈现的历史文化轨迹，例如区如柏的《先贤的脚印》《百年老字号》《不服老的九十四岁报人》、李成利的《南安精神与南安人》《梁后宙与林厝港》等。

第五、通过散文的笔触呈现的历史文化轨迹，例如胡建弟的散文集《久别了的郡望》《船过水留痕》、谭成发与胡建弟合著的散文集《星洲拾遗》等。这类著述基本上继承了1950年代鲁白野的文化散文集《狮城散记》《马来散记》与《马来散记·续集》的“散记”书写风格。

上述五种历史文化的书写形式，只是作为粗略的区分之用，它们之间，有者在体例上互相交融，有者可互为参照，互为佐证、旁证和验证。事实上，以王振春“根的系列”之第15本书《昨日海南街》为例，其书写体例是融合了第三至第五种形式，在体例上可说是独树一帜。[7]

追溯历史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一大特色。例如，曾参与粤海清庙修复工程，并著有《粤海清庙：建筑与历史的对话》一书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可持续设计系副教授杨茳善，他曾厘清建筑的年代及发展史，并在修复工程完成后，坚持追踪历史的脉络，寻找19世纪初潮人建庙的历史。此外，国大建筑系助理教授陈煜，致力于推动华侨华人古迹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她，曾带领学生到中国福建省寻访本地早期华商林路和林秉祥、南音音乐家丁马成，以及书法家潘受故居祖厝的故事，展现了不遗余力的历史溯源精神。[8]

母语教育

西方人在维持其原有族徽特征上所做的努力并不那么显著，例如曾在国大中文系任教、身为法裔美国人的沈安德（James St. André），就不认为被他族/他国同化有什么不妥。他以自身的经验阐述这个看法：“美国与新加坡一样，是个移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文化的交流摇摆于同化与追根溯源之间。因此identity常被挂在嘴上。虽然我的祖先是法国人，但是我的家人被美国同化，甚至到了大家都不说法语，不煮法国菜、不庆祝法国节日或到法国旅游的地步。”[9]

沈安德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视文化同化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必然趋势的普遍看法，他们多数不认为种族与文化认同之间有着对等的关系。2007年，美国史书美教授倡议“华语语系研究”，这个研究更瓦解了自民族国家兴起后，语言、文化、民族与国籍之间形成的等价链观念。[10]

华文教育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在《新加坡华语教学的变革与机遇》一文中指出：自1987年开始，除了特选中学之外，新加坡全面落实英语作为第一教学媒介语的语文教育政策，华语教育自此进入第二语文的时代。华语作为二语之后，有关华语程度在新加坡日益下降的评论之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不少学者也针对这个课题进行必要的研究与探讨，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关于培训和招聘华文师资的问题，过去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所采取的是本土培养与国外输入相结合的方式。关于利用资讯科技改进教学的挑战，在资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至于学生缺乏学习华语的积极性，我们或许可以寄望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商贸机遇的大环境改变。[11]

华文教育曾在新加坡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但随着语文教育政策的改弦更张，进入1970年代中后期，华文教育在新加坡从往日的繁盛进入到一种“防守”的状态。尽管南洋大学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98年，南京大学与新加坡石林咨询公司在新加坡联办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加坡硕士班，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学院在新加坡联办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修读这些课程的学生，大多数是无功利性质的自我提升。这个事实，说明了新加坡华族子弟对于延续中文教育的重视。

无功利性质的自我提升是文化上的“加固”。文化不是政治、军事，文化重在提升、耕耘、参与和交流；恰恰是这种“守势”，才是文化的本质。

新华文化赓续工程是渐进式的。以新加坡社科大学（前称新跃社科大学，简称“跃大”；2024年1月改为现名，简称“新社科大”）为例，其新华文化建设工程以双线进行，一条是中华学术中心，一条是中文系。中心至今出版12册“新跃人文丛书”和三册“华商华团研究”，郭振羽教授写于2012年的《〈新跃人文丛书〉总序》和写于2014年的《〈华商华团研究〉总序》，实际上就是两篇掷地有声的文化建设工程的誓师宣言。

物换星移，因应时代环境的需要，新社科大中文系也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是在2022年和2023年推出新课程《南洋经验：探视东南亚华文文学》《方言与中华文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来作家与新加坡》等新课程。自2014年以来授课的《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专题》《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专题》，将从2025年改为《新加坡现代华文文学》《马来西亚现代华文文学》。从这一系列新课程的改革中，不难看出，文化学习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更为紧密了。

2023年8月24日，新社科大宣布将在2024年7月招收第一批全日制中文课程的学生。中文系主任李伟雄博士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本地市场对于华文人才有很大的需求，新社科大开设全日制中文课程，可以为应届毕业生和有意修读中文系文凭的学生提供多一种选择，同时也为本地华文教育和华文相关领域培养所需的优秀人才。[12]

在本土耕耘的层面上，不能忽略国大的努力成果。在教学努力之外，从1989年至2000年，国大中文系出版五期扎根本土的国际性学报《学丛》；从2001年至2017年，该系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视野，重视本土研究并积极开拓亚洲区域研究，出版14册“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等学术论著。

历史较短的南洋理工大学，2006年至2018年出版21册“南洋人文丛书”，包括：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九册、南洋大学历史研究六册、文学与文化研究/华人研究六册，蔚为大观。

新华文学

文学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新华文学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呈现方式之一，也是华社、华文教育、华文报章携手结成的文化果实。什么是“新华文学”？1986年，新华学者王润华教授在西德莱圣斯堡举行的“第一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为“新华文学”做出下列定义：“通常所谓‘新加坡华文文学’，是指用白话文或西方文学形式所创作的作品，除了文字与作品形式，新加坡文学作品的作者，通常在感情、题材、认同感上跟新加坡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前被接受为新加坡的作者，一定在新加坡有过相当长时期的生活经验，战后至今的新加坡作者，他们必是永久居民或公民。”[13]

从1965年8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之后，新华作家开始把自身的文学称为“新华文学”。1970年3月，孟毅（黄孟文）编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首次把“新华文学”作为一个国家文学的名称融入书名内。2002年10月，黄孟文、徐廼翔联合主编，国大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把“新华文学”的历史追溯至1919年。

新华文学发展轨迹的梳理，除了文学史探源之外，还包括其概念界定、文学史分期、五四运动的影响、早期新马华文文学的侨民意识和题材特色等。在本土性与主体性的建构层面，不同文学史阶段的不同文学思潮的倡导尤其值得注意，例如：南洋色彩、新兴文学、马来亚地方性、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倡导。

抗战与反战文学作品占据新华文学的重要位置。在新马抗战文学中，有抗击日军侵华与新马救亡的小说和诗歌，也有抗击日军侵略新马的新华小说和诗歌。1960年代的新华反帝国主义诗歌，则讴歌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人民为争取独立自主所做的努力。1980年代以来，新华反战文学可从两个面向加以观察：中南半岛的战火余温、朝鲜半岛的剑拨弩张。

在书写形制方面，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曾是新华文学的两大流派。新华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新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小说与诗歌，各有特色，各自精彩。

在内容方面，自1950年代以来，新华文学作品见证了从新马爱国文学到新华建国文学的转身，包括马来亚建国前的前奏曲——反黄运动与反兵役运动，新马爱国文学时期的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建设，独立前新华诗歌的社会图像与爱国意识等。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新华建国文学的特色，建国初期新华诗歌的社会图像与爱国意识，始终是学者探讨的对象。1975年之后，新华诗歌通过“鱼尾狮”这个特有图腾所展现的国家意识与文化思考，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

南洋大学走入历史后，新华文学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黍离之伤。在论述当代新华文学时，新华黍离之伤文学成了绕不开的关注对象，论述的议题包含：新华黍离之伤文学的发轫、成因与思潮演变。

此外，新华小说对文化断根的拷问、人性的召唤、时代的狂澜与建国之路的思考；新华诗歌对后殖民时期的国族建构、文化脊梁、生态环保的关注；新华散文中岛屿书写挖掘族群记忆、重塑建国之路的历史场景、亲情书写与悼念文学等，都是新华文学的书写主题。

新华文学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战之前。这些团体的创立，旨在提升新华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联系新华作家和促进文学交流与发展，弘扬华族文化与提升本地学府的华文水平。新华文学团体包括：

一、成立于1970年8月，在2018年获颁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组）的新加坡作家协会。

二、成立于1978年10月，旨在提升新加坡现代诗的创作与研究水平的新加坡五月诗社。

三、成立于1980年12月，2012年创设新华文学馆的新加坡文艺协会。

四、成立于1990年11月，隶属于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的锡山文艺中心。

五、成立于1997年4月，2008年创办方修文学奖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六、成立于2011年1月，旨在出版《新华文学大系》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

七、成立于2012年11月，不定期主办全国学生华文写作比赛的大士文艺促进会。

八、成立于2013年7月，黄明恭医生兼任会长及旗舰刊物《书写文学》主编的书写文学协会。

九、成立于2015年，旨在促进新加坡不同语种的文学交流与文化融合的新加坡诗歌节。

十、成立于2019年5月，重视学生创作的赤道风文化协会。

除了上述的团体经营之外，我们也不应忽视个别新华作家的创作成果与文学推动努力。谢裕民的长篇小说《m40》在2016年入选台湾文学杂志《文讯》2001-2015华文长篇小说20部，另一部长篇小说《建国》入选2018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王润华发起编选的《鲁迅在东南亚》和《五四在东南亚》等论文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2018年在印尼举行的第12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黄孟文、希尼尔获颁微型小说贡献奖；同年在缅甸举行的第16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李选楼获颁亚细安华文文艺营30年贡献奖，这些奖项与成绩，都是新华作家努力不懈地耕耘所换回来的。

小结

除了文化承袭、历史赓续、母语教育与华文文学之外，新加坡华族文化还有许多其他的面向，例如：语文探索、美学建设、戏剧影视、媒体生态、民间研究等。无论是哪一个面向，继承、承袭与赓续，始终是重中之重。

就如文前所述，新加坡华族文化是新加坡软实力的象征，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体国族利益为导向和依归，而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是跨族交融。

在我所接触过的新华文化工作者中，大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群。很多新加坡华人心里有数，作为南洋诸岛的其中一个岛国，如果能够为自身文化贡献一点力量，那已是万幸了。基于此，新加坡华族文化赓续工程始终未曾中断过，而这项浩大工程的稳中向前，不只使得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继续扮演交流、参与和催化的角色，同时也在区域性的跨国与跨文化交流中，恪守一个岛国的应尽本分。

注释：

[1]详见杜南发《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杜南发《文史拼图——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史文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23年），页179-185.

[2]张森林《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2023年2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

[3]同[2].

[4]张森林《许振义〈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南方大学学报》第14期（2021年8月），页165.

[5]同[2].

[6]张森林《报刊与新华文学中的大䑩船》，2024年4月《联合早报·缤纷》。

[7]张森林《现代版狮城稗史》，2023年8月22日《联合早报·言论》。

[8]同[2].

[9]沈安德作、李秀玲译《前言》，沈安德编《KIV阅观星象》（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年），页XIII.

[10]张森林《教育之必要——读冯焕好文集〈润物细无声：育人之旅〉》，2017年2月13日《联合早报·阅读世纪》。

[11]张森林《新加坡华语教学的变革与机遇》，《源》第153期（2021年10月），页59.

[12]安诗一《跃大全日制中文课程明年7月迎首批学生》，2023年8月25日《联合早报》。亦可延伸参阅张森林《跃大推出全日制中文课程的意义》，2023年9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

[13]王润华《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年10月），页16.亦可延伸参阅张森林《新华文学后继有人》，《源》第102期（2013年4月），页10-12；张森林《新移民深耕新华文学》，《源》第161期（2023年2月），页26-27.

（作者简介：张森林，1961年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客座讲师。著有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专题研究《砥砺前行：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发展之路》、学术论著《朝向环境伦理：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1976-2016）》等。编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新国风：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选》《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