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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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文 · 郭振羽

前言

2013年4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宣布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到今年正好满十年。又过五年，斥资1亿1000万元新建的文化中心于2017年正式开幕。总理李显龙为文化中心主持开幕仪式时强调，一方面希望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能贡献才能，一起传递文化薪火。同时也强调文化中心所推广的文化，除了传统和现代中华文化，也将涵盖新加坡独特的华族文化。总结而言，中心的任务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纵观华族文化中心过去这五年的活动，不论是演出、展览、讲座，或是座谈，大致都是环绕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一方面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另一方面鼓励创新，努力寻求建立具新加坡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其实不只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此地的宗乡会馆无不以保留文化传统，服务乡亲为宗旨，同时举办活动，吸收年轻一代会员，传递“文化薪火”。譬如揭阳会馆在九月间联合各潮属会馆，举办潮州习俗为青少年举办的“出花园”成年礼。今年六月，厦门公会庆祝八十五周年会庆，举办盛大的国际研讨会，定名为《闽南文化在新加坡》，有超过五百人出席一整天的学术讨论活动。此外，诸大会馆也先后举办盛大文化展，如福建文化节、潮州文化节、南安文化节等；也多次召开跨区域的国际恳亲大会。这种种活动都呈现华族方言文化的活力和承传。

源自神州的中华文化由原乡迁移到新土，为适应新环境，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做文化调适，以原乡文化为资源，并吸取在地新资源，这中间有传承，也有创新，逐渐呈现本土特色。

而制约文化调适的因素包括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

就以最基本的地理条件而言，新加坡地处热带，周围环海，和神州大地温带平原是一对比。以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名录”的廿四节气为例，原是中原农耕社会四时运作所遵行的历法，具有指导农耕活动的实用功能，之后演变附加历史文化意义。在南洋赤道骄阳下，节气如惊蛰、霜降、小雪、大寒已经没有气象学上的意义；在完全没有农耕操作的新加坡，更没有实用价值。但是身处南洋的华人还是清明扫墓、冬至吃汤圆，其意义在于保留华夏文化传统。再譬如“白露”，新加坡当然没有“白露为霜”，大家记得的是充满诗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换句话说，节气的文化因素被保留，甚至发扬光大，保留了原乡的文化记忆；一般人已经不了解，也不在乎节气原来的实用意义了。

在社会因素方面，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位居赤道的海岛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就是个多元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在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各方面，都呈现多元格局。地理上又是个多方商贾汇集的港口，多元互动交流是常态，彼此相互影响，本身就是一“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的典型范例。

此外，200年来，新加坡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在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留下大不列颠不可磨灭的遗迹。自1965年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经历强势政府治理下的条规和政策（如语言、教育、传媒）和政治文化，深入生活。这些特有条件也反映在新加坡文化内涵之中。

南洋、南洋风和南洋画派

近年来，新加坡政治领袖和华社领导一再关注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强调新加坡华人已经建立特殊的文化面貌。此时此地关注我们的特殊性，究其原因是反映现阶段对新加坡社会认同的集体焦虑（collective anxiety）。为了要彰显新加坡华族文化有异于其他海外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色，有其难度，因为东南亚，特别是新马两地，地理景观相似，同样经过殖民时代背景，所谓华族文化特色，各地诸多相似之处，要特加新加坡独有标签，不免常有争议。

新加坡开埠200年，逐渐发展为多元民族人口汇集的国际大都市。多元族群经过多年的交流互动，在文化方面必然相互影响，这是新加坡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深受周边地区多元文化的影响。当我们审视新加坡华族文化如音乐、舞蹈、戏曲、美术、文学、语言，以至于饮食、服饰、建筑等等，处处呈现来自友族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多/异文化元素。所谓“南洋风”，其来有自。

“南洋”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名词，带有中国本位的意涵。广义而言指南中国海附近的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包括新、马、印、菲）；狭义而言，在历史上，南洋指的是马来亚地区，即是今日的新马地区。而我们身在新加坡，更习惯性认为南洋就是新加坡。

回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海外华人（中华）民族意识萌生，“侨居地”和“祖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流频繁，中华文化在南洋充分发展，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奠基时期。诸多重要华校、华报、华族社团于此期间创立，由新加坡扩及南洋各地，奠定了南洋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根基，形成所谓的“南洋文化圈”。

由“南洋风”衍生的文化，包含了南洋画派、南洋建筑风格、南洋服饰、南洋风味菜式等等，甚为丰富，其影响力遍及东南亚以及闽粤侨乡。

“南洋风”所呈现的当然算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特色，但却未必是新加坡独有的。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基本上新马不分。以食物为例，有关诸种南洋食品的原始出处，近年来两地之间不乏争议，譬如肉骨茶、捞鱼生，出自何时何地，争议不断。再以“海南鸡饭”为例，虽然以海南为名，却是海南所无，远在纽约却还吃得到“新加坡鸡饭”。在纽约和香港还有“星洲炒米粉”，倒从来没有人指称为独特的新加坡食物。由此看来，诸种“标签”多是人定的，争论出处难有定论，也没有意义。

1952年陈文希、刘抗、钟泗滨、陈宗瑞四位新加坡画家结伴到印尼峇厘岛旅游写生创作。次年，四人在新加坡联合举办轰动一时的“峇厘之旅作品展”，展现南洋地区的艺术风貌。1980年，钟泗滨著文主张建立“南洋画派”。之后多年，有关南洋画派的定义和定位，讨论不断。近日更出现“风”和“格”之辩，也开始有学者探究“南洋画派”究竟为何，甚至于是否还存在。

而当新加坡就此争辩不已之际，邻近的马六甲在2016年成立南洋画院，标榜“新南洋画派”，声称马来西亚“华裔画家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结合了南洋地区其他民族的绘画理论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南洋画派”。2019年2月6日，自称为马来西亚“当代著名（南洋派）艺术家”的谢忝宋登上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展示其艺术创作，声势浩大，背景不详。同年7月，马来西亚画家戴蕾珍在马六甲举办画展，以“南洋画派第三代传承人之一”自居。由此诸种迹象看来，关于马来西亚有意以“南洋画派”申遗的传言或许不假。

此处讨论“南洋画派”的重点不在何谓南洋画派，何谓南洋风，以及“风”和“格”的定义内涵，更无意参与马来西亚画家作为“南洋画派传承人”之辩，此处要强调的还是在文化特殊性的定位。显然，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画派”或“南洋风”视为专有。马六甲方面强势争取以“南洋画派传承人”自居，看来南洋画派“身世”之谜，一时还难厘清。当年新马一家，同属马来亚；如今新马分家，各自为政，也只能和马来西亚共戴“南洋”一冠了。

民间信仰的引申：从七月普渡到庆赞中元

如果连“南洋文化”都是新马不分，不能视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那我们要如何寻找我们专有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曾玲教授今年6月应新跃社科大学之邀，发表专题演讲，题目是“从七月普渡到庆赞中元：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创造”，深入浅出分析新加坡华族社会盛大举办“庆赞中元”嘉年华的背景和文化意义，可以作为新加坡独特华族文化的一个实例。

曾玲教授研究新加坡中元节活动多年。根据她的研究，最早有关本地中元普渡的报道出现在百年前的《叻报》。1888年9月8日《叻报》报道在中元节期间，“盂兰之会本坡向最盛行。今已届仲秋，则普渡之事已毕。”

依曾玲的研究，中元节庆的新加坡在地化，主要发生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建国后，“新加坡面对诸如国家认同之建构、社会重组与城市重建、多元种族、宗教、文化和谐政策的制定等等。”新加坡中元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演化进程。

曾玲分析中元节在新土的文化创造，集中在三特色，为原乡所无，而在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提供重要功能。

第一是出现在华族社区的“中元会”，成为常年主办庆赞中元活动的非正式组织机构。曾玲指出，中元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遍布新加坡全岛各处；建立中元会的组织团体包括华人庙宇、华人社团、新镇社区、各行业、工厂与商场，甚至于政府部门、警察局、移民厅、地铁站、巴士总站等。此类组织均为非官方，无需登记（在新加坡极为少见），不具法律地位，但自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约束力，为众所遵循。曾教授强调，“中元会的出现，适应了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社会重组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新加坡聚合人群、凝聚社会认同的最基层的民间组织。”

目前，新加坡人普遍的庆祝方式是基于各社团机构以及邻里组成的中元会，每年选出一位炉主，由头家炉主与理事主持中元会事务，向会员收月捐等。中元节一到，这些月捐便用来购买祭品。拜祭完毕后，所有祭品均分给会员，每人一份。担任炉主是一大荣誉，自然成为地方领袖。

第二个特色是多元的酬神方式。新加坡礼赞中元承继传统的的“酬神戏”，逐渐转换为娱乐大众的“中元歌台”。传统的酬神戏主要为了娱神或答谢神祇，同时供善信观赏，与民同乐。1970年代之后，电视逐渐普及，方言戏剧相对没落，传统酬神戏对年轻一代失去吸引力，现场演出出现观众寥寥无几的现象。中元会为吸引年轻人参与，开始引入歌台演出，逐渐取代传统的酬神戏，到了新世纪愈为流行。根据《新明日报》报道（2016年9月4日）“万人芽笼争看歌台。歌台闹哄哄，大戏冷清清”，据报道，每晚各地歌台达四十处之多，每晚歌台聘金可高达万元！（《新明日报》1996年8月13日）观众竟达万人以上！可谓万人空巷。

新加坡普赞中元的第三个特色是“标福物”。中元会通常会在公共场所如大草地举办。早期中元会摆放酒席中，最中间的一桌放空留给“好兄弟”。参与者每月向炉主捐出一笔钱。这笔费用随后用来购买拜祭“好兄弟”的供奉品，之后也会在参与者之间分配。

“标福物”也在中元会中同时举行。中元标福物，不一定是高价值物品。这些物品通常是受过道士“开光”的“福物”，具宗教意涵，也是新加坡慈善团体筹款的重要来源。根据曾玲教授的统计，单单在1996年，全国肾脏基金经由700个中元会共筹到善款100万元；同年广惠肇留医院也经900多个中元会筹到48万元款项；大众医院则经由560个中元会筹到款项11万元。民间酬神办慈善的财力不可忽视。

依曾玲的分析，中元标福晚宴兼具多种功能，是提供一个持续整个农历七月、涵盖全新加坡各界与全岛各处的社会大舞台。汇聚多元功能的中元标福晚宴，遍及新加坡全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也乐于参与，与民同乐；它兼有社会公益慈善功能，同时向非华族开放与促进国家的多元种族和谐。此一特色或是新加坡庆赞中元独有的多民族共庆（华族）中元一大特色。

结语

150多年来，新加坡的华族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就稳定地占四分之三左右，也是中港台之外唯一的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因为这样，在这里的华族人口始终占的是主导地位，相当能够保留原乡的文化特色。我们是中华之外，又在中华之内。中华是脱不去的标签。

这篇短文要讨论的主题是寻找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结果好像还找不到答案。新加坡独立到今年58年，在一个历史长河里面太短了。只能靠点点滴滴的努力，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孕育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目前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当今华语华文水平的低落，当务之急是如何推动保留文化之根。

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离不开大中华文化圈，继续受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而今中国崛起，对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自然有所冲击。这过程中，涵盖“中心”跟“边陲”的互动和转换，也涉及多元身份认同的流动。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先天存在的“双重性格”，兼有源自原乡华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的特性，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宝贵的资产。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文化中华的一部分，可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就在新加坡本身，华族文化跟非华族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差异之处外，是不是有新加坡文化的共性出现？这其间文化认同跟身份认同交错重叠，需要深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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