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是汉语+汉语变体

2020年，有学者在报章上发表一篇议论文，文中似有把“华语”与“汉语”切割之势。该文开宗明义地说道：“应该分清楚新加坡提倡的是‘华语’，不是‘汉语’；学校里学的是‘华语’，不是‘汉语’；新加坡的华族母语是‘华语’，不是‘汉语’；而新加坡的其中一个官方语文是‘华语’，不是‘汉语’。”

该文也举了若干例子，从若干名词的词义上证明“汉语”与“华语”不同。在文章结尾时，作者说：“东南亚的华人用‘华语’而不用‘汉语’，反映了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裔，对于祖传的语言有深刻的感情。这也可能与区域和国家的认同息息相关。”

汉语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今天我们所指称的汉语，其实是“现代汉语”。汉语与华语真的可以被切割得“泾渭分明”么？华语到底是不是汉语？还是汉语变体？抑或是另有指称？

曾有许多语言学研究者对汉语与华语这两个名词做出无数辨析，撰写许多论文，包括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二期）、庄妙菁《“华语”一词的历史演变与发展》（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等。刘善涛与党怀兴在《“全球华语学”建设势在必行》一文中清晰地表明“华语”是“汉语+汉语变体”的指称：

据《汉语大词典》，指称“汉语”的“华语”一词，最早出现在唐刘知几《史通·言语》。实则不然。查询“中国基本古籍库”，该义用例至少提前200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项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经济不断开放，外交日趋频密，与东南亚华语区的接触日益深入，“华语”的使用渐趋频繁，开始向世界迈进。……“华语”的定义逐渐与海外华人华侨、华族社会固定起来，成为指称该群体所使用的汉语和汉语变体的重要词汇。

简言之，汉语在传播、学习与使用的过程中，在中国域外产生变异，形成与汉语不完全相同的“汉语+汉语变体”的“华语”。早在2000年，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已在《与新加坡华语有关的一些异形词》一文中指出：“新加坡华语其实是现代汉语的一种变体，其中自然孕含了若干值得研究的异形词。”从动态的“变异”到静态的“变体”，这是经历长时间而形成的固化过程。

尽管“华语”经过历史演变逐渐与海外华人挂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所有语境皆采用“华语”一词，也并非所有中国语境皆采用“汉语”一词。华语与汉语这两个名词，多年来一直同时存在于新中两国场域。例如，汕头大学文学院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刊于1985年的《华文文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创刊于1990年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河南大学创刊于2010年的《汉语言文学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华文教育基地创刊于2013年的《华文文学评论》，无论刊名中带有“华文文学”或“汉语言文学”，这些中国出版的学术刊物在作者群与被研究对象和文本上，都呈现国际化与多元化的面貌。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海涛、周荷初讲解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张挥卷》和刘海涛编著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综合卷》。2006年和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古远清主编的《2005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和《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2009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饶芃子、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熊国华选编的《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诗歌卷》。这些创作文本或研究论述的书名，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只要是内容涵盖中国境外的华文文学，书名上通常会出现“华文”或“华语”的字眼，以示区分于中国当代文学。

从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新加坡不乏书名出现“汉语”“英汉”“汉英”的工具书。例如：1973年，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汉·汉英家政名称对照》册子；1974年，东亚文化事业出版《简体汉语成语词典》；1975年，泛太平洋书业出版陈定华、陈源发主编的《最新汉语字典》；1982年，《南洋商报》出版谢雪华律师编写的《英汉法律词汇（附汉语拼音）》；1985年，联邦出版社出版谢雪华编写的《时代英汉法律词汇》；1999年，法讯出版社出版沈茂树律师编写的《新加坡法律英汉词典》。

1976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印行《成语词典》，编者在《说明》中写道：“这本《成语词典》是为一般读者学习汉语成语而编纂的，可供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自修、参考之用。”编者还列出了该词典的特色如下：“各条成语，除用汉语解释外，尚附英译，对学习汉、英两种语文者，都有帮助。在汉语释义中，亦先解释单字单词，再作全句之解释。释文力求浅近。”

“汉语”这个词汇之所以出现在上述工具书的书名中，或在出版说明中单独或与“华文”“华语”穿插使用，我推测原因有二。第一、汉语与华语原本就是一家，虽然后来华语成为“汉语+汉语变体”的指称；第二、除了《时代英汉法律词汇》《新加坡法律英汉词典》之外，上述字典、词典中的华文，都是使用“汉语拼音”标注名词或译词。既然使用汉语拼音标注发音，那在书名中使用“汉语”“汉英”“英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外，目前在新加坡中小学各级华文考试中，能被学生带进考场参考的华文工具书总共有33种。在这些实体工具书中，书名出现“汉语”的有19种，如《最新汉语大词典》（第5版）、《规范汉语词典》等；书名标明“华语”的有七种，如《全球华语大词典》《新世纪学生华语词典》等；书名没标明汉语和华语的有七种，如《新编学生实用词典（第七版增订本）》《新编小学实用词典》等。从这些工具书的命名式样来看，新加坡学生所学习的语言，既有规范的汉语，也有汉语+汉语变体的华语。

2022年7月21日，郭振羽教授在题为《多元与统一：新加坡语言规划和国族建构之路》的演讲中，展示一张1957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图表，普查总人口数为1,445,929，调查当时新加坡人口的母语群比例。“汉语系”包含福建话（30%）、潮州话（17%）、广州话（15.1%）、海南话（5.2%）、客家话（4.6%）、华语（0.1%）等。由此可见，1950年中期的新加坡社会，华语并非主要的母语群；而“汉语系”与“华语”在这项人口普查中的“主次关系”，也颇值得玩味。

语言一直处于不断变异、不断融合与不断规范的进程中。提起变异与融合，我们不能不提起“大华语”。新千禧年伊始，陆俭明教授、周清海教授等中外学者分别在其论述中提出大华语这个概念，目的就是在于对“汉语域外变异”的进一步肯定，允许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个偏离普通话规范标准的容忍度。在“大华语时代”，“汉语”与“汉语+汉语变体”的“华语”都会一起进行大融合。

（作者为本地作家、中国语言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