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时难别亦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

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滑落得更快一些。新加坡的好处是全年常绿，春光常在。可每天出门看到的似乎都是那些一成不变的景致，也容易让人忘却光阴的更替，时间久了也会有审美的疲劳，有一种失落在乐园里的惆怅。这里的天气也是少变，除了下雨时会有些许清爽，大多时间都是昏热的，不知不觉中人就会生出疲惫感。按部就班，忙忙碌碌，生活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就在这样无声无息和不知不觉中，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其实已经改变了很多。

是的，这个世界，从2020年伊始，就已经彻底改变了。

新冠疫情以惨烈的方式，让现代人明白了古书和历史中记载的大瘟疫。起初，当我听到颇具权威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预测美国会有超过两百万人染病，数十万人死亡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群科学家坐在实验室里的闭门研究，不具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在医学、科学相对发达的今天，在极端重视人文关怀的当代文明理念之下，这种事是断然不会发生的。然而，无情的事实证明了科学家的预言，残酷而冷峻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生命——慈祥的祖母，体贴的丈夫，温柔的妻子，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都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在本地一位50岁左右的年轻朋友也永远地离开了。她是一位妻子和母亲，从中国来新加坡已经快30年了，两个男孩都出生在这里，读书，国民服役，长大成人。她的先生从事海事工作，一家人原本和和美美，住在云南园一处美丽的院落，门前有结果的芒果树，院子里有悠哉划水的锦鲤池塘。她不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是在断路器措施期间肝癌复发，很快就去世了。在郑海船殡仪馆火化的那天，正是人们对新冠最恐惧、政府管控最严格的时候，出于安全和政府限令的考虑，我没有去送她，做最后的道别。但那天，我一个人在家里低低地哭泣了很久，心里很难过，感觉异常的压抑，一幕幕旧时的清景，就在眼前：在她家作客，听她爽朗的笑声，看她漂洋过海带在身边、先祖父留下的清代雕版印刷古书……

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曾说过：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们活。

是的，我们终究还有眼前的人生，我们还有至爱的人、朋友，以及在路上邂逅，点点头，报以微微一笑的陌生人。有人说，“人的一生，最难以保存的，是时间；最终能留下的，是记忆。而能够同时承载两者的，唯有文字。”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廊下的藤椅里读书，随手刷一下手机，居然看到一封久违的邮件。写信的人是我将近40年前的中学同学，她现在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享有盛誉的日本文学专家，距离我们上一次联络，已经快8年了。信里没有太多的话，只是询问是否还可以用这个邮件地址联系到我，问我说：你还好吗？

我的泪水瞬间滑落脸颊。在遥远的新加坡，在新冠疫情迟迟不肯褪去，人们多少都有些心慌意乱、忧虑无着的时候，一句轻轻的问候，却显得那样沉重。有多少担心和牵挂在这里面，这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往事，如烟如雾，一瞬间便浮现在眼前。

我一直都是笨手笨脚的，同学们总嘲笑我小脑不发达。那年，我毕业工作没多久，刚刚学会骑脚踏车，驮上一小纸箱鸡蛋，一路歪歪斜斜地骑了将近20公里去北大看她。在文学院研究生宿舍楼外，她从学校食堂回来，手里还拿着刚刚洗刷好的碗匙。我把盒子抱给她时，已经感觉有些不对头，她接过来打开一看，果然，里面的鸡蛋已经磕碎了一大半，蛋液都洒了出来。那还是经济比较拮据的时代，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目光里充满了开心、责备、怜惜、幸福的光芒。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一天，她和她的男朋友，北大1949年以后自主培养的第一位比较文学博士，让我帮忙打印他厚厚的论文——诗歌中的时间概念。当年，一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不足一百块，一台386计算机要4万多块钱，因此，用电脑打印文件是相当奢侈的事。来的时候，他们俩带了一小包红红的草莓给我做谢仪，临走的时候，手里的钱不够坐那么远的公共汽车，只好走了好远、好久之后才搭车返回学校。

记忆是一扇门，忙碌的时候，你无暇，也可能会忘记打开门进去看看，只有闲下来的时候，大概才会偷偷地向里面望一望。原以为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一年总够长了吧？谁知道，眼看着美国和欧洲的情势逐渐平稳，国人也开始慢慢接受疫苗，一切都在向好，重新燃起希望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南亚有些地方的新冠疫情又突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了。望着燃烧尸体的熊熊烈火，我再次感到惊惧，心慌意乱。我们做错了什么，上苍要如此惩罚人类？人类大概是过于自私、贪婪和自负了。狮子可以倒在人的枪口之下，河流可以按照人的意志改道，天空也可以开放给人类乘着数十吨重的火箭飞越……可是，在亿万年的世界进化过程中，人只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出现，在莽莽的宇宙中，地球小得几乎看不到，似一粒尘埃，但就是这一粒小小的尘埃，却太重了，重到人有时候都无法承受，即使是在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春天。

在沉闷的时光里，我偶然读到了一句话。作家冯唐在《春风十里不如你》里写道：“古时候，每值清明，快马送新茶到皇宫，大家还穿皮大衣呢，喝一口，说，江南春色至矣”。

哎呀，在这充满焦虑的春天，我们似乎都被担心和不安笼罩了，却忘记去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品新茶。我们的生活怎么变得如此无趣了呢？如果就这样一直木木然地、枯燥地生活下去，生命还有意义吗？

文学家的茶自然与众不同，虽然没有像《红楼梦》里那样，奢侈到用冰窖里保存下来的冬雪化成水烹茶，但味道却是活色生香的。“我把茶放进壶里，冲进滚开的水。第一泡，浅淡，不香，仿佛我最初遇见她，我的眼神滚烫，她含着胸，低着头，我闻不见她的味道，我看见她刚刚到肩膀的直发左右分开，露出白白的头皮。第二泡，我的目光如水，我的心兵稍定，她慢慢开始舒展，笑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颜色，闻见比花更好闻的香气。第三泡，风吹起来，她的衣服和头发飘拂，她的眼皮时而是单时而是双，我闭上眼，想得出她的每一个细节，却想不清她的面容，我开始发呆。第四泡，我拉起她的手，她手上的掌纹清晰，她问：“我的感情线乱得一塌糊涂吧？你什么星座的？”我说：“世界上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我这个星座的啊。”香气渐渐飘散，闻见的基本属于想象了。

“风雨一炉，满地江湖”。茶是朋友，雨也是朋友，一个人不能没有朋友。古人说新知旧雨，其实是说朋友。北京有一处从大约100年前开始就很著名的饮茶场所，据说是中国唯一用四个字命名的轩号——来今雨轩，这个雨字说的就是朋友，而地处赤道的新加坡，最不缺的就是雨了，在遥远的南洋，浓浓的人情，更有一种别样的味道。

我在本地有很多朋友，因为这些朋友，我的生活才变得有意义，有趣味。大概是某一年，在新加坡的一间美术馆举行过一次浩大瞩目的法国艺术展览。展览虽好，但却有观众留言说听不懂，看不懂，因为没有华文和华语的解说。于是，一位先生匿名捐赠了几千块钱，指定馆方协助组织华语导览，方便国人。就这样，一群本地热心人开始做起华语义务导览员，虽然华语并不流利，但大家都是那样的充满热情。机缘巧合，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也加入到其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这也为我日后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不少新设立的大型美术机构的华语导览员。

新冠疫情没来的时候，大家平时除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活动之外，就是每周日上午的例行爬山活动。每个礼拜天上午，风雨无阻，我们都会在武吉知马山脚下集合，先打八段锦，然后是杨氏太极，热身完毕，就一路缓缓而上，绕山而行，最后还要爬过有285个梯级的“夺命坡”，再来到山顶的小亭旁边，一边看年轻人跑到刻着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大石边留影，一边分享朋友们一路背上来的热热的咖啡，这才算圆满，就连吊在树上的猴子都羡慕我们，循着香气跳来跳去。

然而，一切终究还是被改变了。疫情之下，尤其是断路器措施实施期间，所有活动都暂停，朋友们不能相见，在灰暗的气氛和情绪下，我在独处中越来越难过。但是，朋友们没有忘记彼此，在一个小小的聊天群里，大家发一些小智力游戏，讲讲笑话，努力去破解压抑的状态。到了政府允许有限度接触和聚会的时候，我们立刻又恢复了每个礼拜天的例行爬山运动，只是会分组，保持距离，也不再围坐一起喝咖啡。

因为朋友，我重新变得开朗，因为朋友，我看到了希望，因为朋友，生活又有了意义。当然，不幸的消息还是不断传来，尽管不都是因为新冠所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作家英培安先生离开了，老朋友们熟悉的专栏写手“马上香”也离开了，我的几个远在中国的年轻朋友，也同样不幸地离开了。因为疫情的限制，很多人不能亲自到场做最后的道别，那种痛，很深，难以承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刻，新冠疫情仍在毫不留情地改变着世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生活的信心和趣味，因为我们还有责任和义务，有工作，有家庭，有朋友，还有未来。如果你觉得这些定义和概念太飘渺，那么是否可以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做一个安静细微的人，于角落里自在开放，默默悦人，却始终不引起过分热闹的关注，保有独立而随意的品格，这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