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的自由新村重垦史

马来亚半岛尚未宣布独立前，英殖民地政府曾经宣布半岛各州进入紧急状态，以全面应付“马共”武装斗争的威胁。内战紧急状态时期所导致的种种磨难，绝不是今天享受惯物质文明社会的年轻一代所能理解的。

这段紧急状态时期，由1948年过渡至马来亚独立后的1962年。当时，英殖民地政府为阻截共产主义的影响力以及民间支持马共武装斗争的供应链，通过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将国内大部分居住在森林边缘地带的垦殖地华人居民强行迁移至管制区，目的在于切断各地垦殖民同情马共武装斗争物质输送及接济活动。这种重新强行安置居民的隔离区，就衍生了今天马来半岛独有的华人新村社群。时至今日，半岛11个州属，仍由大马地方政府管辖下的华人新村约有450个，涉及的居住人口超过100万。

当今社会形态转变，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但“华人新村”一词，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还停留在当年华人垦民从四面八方，被驱逐至铁丝网重重围绕、未有任何基建的原始村庄上。当年曾在旺盛的采锡区、橡胶园或森林郊野边缘地带居住，努力农耕求存的华人垦民，一时之间在英属政府首次颁布的紧急状态下，好似弃儿般被强迁到一个未开发且陌生的“新村”，一步一脚印建立新的家园，间中波折多难的过程，可想而知有多惨痛。更讽刺的是，在森林边缘生活习惯自足自给的华人垦民，没料想到有这么一天，会在英国统治的末期，实际体验到天天要进出新村，受到管控、检验准证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

在半岛森美兰州的芙蓉市，新村计划（反击“马共”威胁的居民隔离政策）尚未获英殖民地政府认可前，自由新村（RE-SETTLEMENT AREA）的隔离社区，就比华人新村更早一步出现。半岛也有一两个州出现过数起先有自由新村，后演变成华人新村的案例。

芙蓉郊区出现的唯一自由新村，在紧急状态时期就以再垦殖区的形态出现。它不但是最典型的新村演进个案，也是森美兰第一个垦民安置计划。自由新村草创时期，不论是社区的实际状况，还是基建条件，都远远不如至少有基础规划的华人新村。

自由新村这个名称的产生，也就说明了其它区的垦民可以在这个重新移殖的地点进行农耕垦殖活动，这是英文RE-SETTLEMENT AREA一词的渊源由来。英殖民地政府在1948年6月18日正式颁布半岛进入紧急状态，全面从垦区把“马共”的影响力连根拔起。次年就在芙蓉郊区爆发了逾千户木屋区垦民险些遭遣送回中国的事件。幸好经过华人党团领袖的奔走呼号，才暂时安顿在芙蓉自由新村再垦殖区。

重提芙蓉自由新村尘封的往事，可让大家回顾当年垦民被英政府驱逐，一再大迁移的辛酸史。后来这个草创的新村曾发生过大水灾，造成这个新村须再搬迁至今日叫亚沙新村的位置。如果从自由新村建立之年追算起，亚沙新村无异是马来西亚国内最早期形成的华人新村之一。

已消失的芙蓉自由新村入口处，招牌上注明马华当年所扮演的角色。“re-settlement area”是一个历史性的英文标志（图片来源：森美兰亚沙马华校友会庆祝50周年纪念特刊）

这个再垦殖区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让我们更深层地理解，为何华人新村这个课题至今仍是探讨半岛受迁移华人先辈，最刻骨铭心的历史性篇章。受勒令大迁移的各地华人垦民家庭，至1954年为止，人数达57万人之多，这是半岛不曾经历过的人口大迁徙事件。

芙蓉自由新村的形成，首先须追溯自1949年。这年的华人农历新年期间，英军开始动手对付华人垦民，首先向芙蓉郊野的乌鲁沉香和小甘蜜华人木屋区居民下手，然后展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这两区的木屋居民约有1500户华人被押往柔佛州居銮，等待当局安排船只，将这些被视为对治安有潜在威胁的华人全数遣返回中国。英军采取强硬的驱逐行动，包括焚毁垦民的住屋，造成华人的财物和农作物损失。华人垦民面对无可估计的损失，没有获得当局的任何赔偿。英殖民地政府对垦民采取镇压性的驱逐性行动，后遗症是社会经济严重受到打击。以芙蓉自由新村为例，其结果就造成森美兰的矿场及胶园面对工人短缺的冲击。

英殖民地政府在后来意识到，这项行动不但劳师动众，同时涉及的费用也庞大，因此要遣返大量华人垦民的决策不符合现实需要，甚至会引发公众不满当局的情绪，绝不是上上之策。后来在半岛各地，采用怀柔的再教育计划，以较人道的居住政策，处理垦民的问题，为后来的新村能建立自力更生的社区结构，埋下伏笔。

芙蓉也有党团领袖几经奔波之苦出面斡旋，阻止垦民被遣返中国。他们是森州马华安置委员会主席陈世英、马华地方领袖张坤清医生，以及华人社团领袖许联振局绅三人。更难得的是，他们获得时任森美兰州务大臣阿都马力及英政府森州参政司高登豪尔（W.A. Gordon Hall）的认同和支持，才及时挽回大批垦民，得以继续留在芙蓉自由新村，并成为日后国家的一份子。当年抢救芙蓉垦民的行动，算是非常及时，只有其中146人来不及解救，已被遗送回中国。余者则获得当局释放，在芙蓉自由新村定居下来，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建立家园。

1949年2月，在首都成立的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也在垦民重新安置计划的关键时期发挥积极作用。时任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在创党的会议上就这样说：“唯有跟英政府合作，将可以洗脱华人只想暂时居留在马来亚的嫌疑，以及所引发的效忠问题。”当年马华公会适时的创立，当务之急就是协助华人新村居民克服全新家园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新村安置垦民的问题，也是马华一创立就面对的严酷政治考验。

但落户芙蓉自由新村的垦民，生活悲歌才开始。1951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水患，这个位于宁宜河沿岸的自由新村，由于处于低洼地带，住在设备简陋的长屋居民首当其冲，还未盼来稳定的生活，就遇上大水来袭。整个村陷入汪洋一片，生活窘迫的村民，其艰难的处境，可形容为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森州政府的安排下，这些村民再次大迁移至数里外地势较高之处，也就是今天亚沙新村的所在位置，又再次面对重新建立家园的折腾。

芙蓉自由新村被大水淹没的历史性镜头，村民被迫再迁移至新地点定居（图片来源：森美兰亚沙马华校友会庆祝50周年纪念特刊）

以当年的历史背景来看，马来半岛新村的组成，是当局为了对付“马共”的权宜之计，而今时今日的新村，不少已开始落实如何永续经营和转型的策划，不但要新村成为世代更美好的家园，更要成为推广传统美食和本地旅游的景点。实际上，今天不少拥有本地特色的新村，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内旅游的热点。

以彭州武吉丁宜新村为例，当年地方警卫团与“马共”驳火的战场，如今充满了田野旅游意趣，这个华人新村餐馆林立，美食之名远播。由于它位于云顶高原与彭州文冬之间，故成为路经旅客必到访享受美食和采购农产品的旅游区。当然也有不少偏远的新村，因欠缺条件，人口流失严重。这些新村尽管拥有青山绿水，大自然风光无限好的环境，但已是面对危机的老人村。

至于亚沙新村，今天它已发展成一个设施齐全的模范华人新村。它拥有具规模的民办体育馆，有一所以马华命名的华文小学，也有商业区和小贩美食中心，可谓五脏俱全的典型华人社区。由当年居住条件不堪的垦民安置区，后来转变成新村（new village），并获当时英殖民政府授予自治村镇的发展模式。今天亚沙新村已成为村民安居乐业的人间乐土。

苦难年代的历史不应被遗忘。亚沙新村内外的华社组织须采取步骤，通过教育活动和历史文物馆之设施，以记录新村曾走过的沧桑岁月。这段新村走过的风雨路以及无数先辈承受过的历史伤痛不能这样轻易被新生代遗忘。亚沙新村被催生之前，还有自由新村再垦殖区的存在，这段有血有泪的过去，应该是马国华社族群须永远铭记在心的历史。

今日亚沙新村的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