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人文关怀 ——谈爱上中华文化的李约瑟
文·张夏帏
1983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专题讲座。当他精辟的演讲完毕后，一位听众好奇地问这位英国学者：“为什么会穷毕生精力埋头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这位83 岁高龄的科技史权威毫不犹豫地说：“很简单：为世界人民大团结（Very simple：world solidarity）。”即刻，25号讲堂里的数百名观众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在冠状病毒肆虐下的阻断期间，我特别关注全球抗击疫情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时局，宅居于家频频上网浏览和观看朋友传阅的即时新闻与论析。在所接触到的大量讯息当中，有一系列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李察·吴尔夫（Richard Wolff）录制的视频，其中一段题为“吴尔夫回应：中国偷窃知识产权的行为”（Wolff Responds：China’s
Intellectual Theft），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段长约7 分钟的视频， 其中提及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的部分， 让我不禁想起36年前出席的那场在水泄不通的讲堂里的演讲， 还有自己曾以《海峡时报》记者身份跟他本人与合作伙伴鲁桂珍（1904-1991） 访谈时的那股感动和兴奋， 触动了我重新翻阅书架上几本有关李约瑟的书籍， 也勾起了学生时代在马来亚大学修读李约瑟合作学者何丙郁教授所授课程“ 中国科学与文明” 的回忆，因而萌发写本文的动机。
吴尔夫教授任职于美国麻省大学，其著作学说极具影响，活跃于公共论坛，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尤具有颇高的姿态与能见度， 对时局如国际政治经济、中美贸易战、冠状病毒疫情等课题， 通过视频做出阐述与分析。
对于美国主导的西方舆论，不断重复中国人掠夺、偷窃他们的知识财产的指责，并当作贸易战中制裁封锁华为通讯系统的主要原由，吴尔夫深感不以为然，认为历史上军事冲突如两次世界大战都由经济冲突与贸易战而起，相关的国家应以此为戒。美国对中国欺骗及偷窃的指控从两国贸易战开始至今已变本加厉，他觉得主张中国的科技发展要靠窃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财产的说法，显然含有种族主义的色彩。
“世界科技的发展和流传向来都是通过转移的，各国因环境条件各异，闻道有先后，发明有早晚，后进向先进学习，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迎头赶上。各国科学家通过学报、研讨会在各领域里交换心得，互通有无，相互提携，促进科技发展。这才符合历史上有智慧、有人性的互助交流来加速科学进步的规律，若到头来却翻脸指责对方骗取、偷窃，那就有失信背约之嫌了。” 吴夫尔教授说。
他还指出：过去的30年来， 未曾有人强迫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工与回报率可观的庞大市场，而中美之间的交易是基于双方凭各自优劣互惠互利， 从而互相合作学习。“说中国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科技，完全是由于无知才会有的想法。” 他毫不含糊地说，“在这场科技发展较量的竞赛里，指控中国用偷窃手段是低下可耻的。”吴尔夫教授举李约瑟的研究工程为实例，针对这种无知做出最雄辩的回应。
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世界学术界是个蜚声全球的响亮名字，被尊为英国汉学界泰斗，由剑桥大学出版所著述兼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属于空前重量级的巨著， 共分7 卷28册，曾当选为20世纪100部最佳非小说类作品， 一般人对他纠正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偏见与无知所作出的贡献，却不甚了了。这也难怪，整套书因所涵盖的内容之广，几乎无所不包，论述之深度涉及东西方科学思想和理论的分析比较，绝非一般读者会去涉猎的。尽管这套巨著出版之后， 曾有科林·若南（Colin Ronan） 编纂浓缩版共6册（1978-2004），另有罗拔·邓波儿（Robert Temple）所著《天才中国：科学、发现与发明三千年》（The Genius of China：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1998出版），将李氏巨著的内容做了扼要的简介，“中国传统科学对现代科技的影响”毕竟还是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而且，对许多人来说，两者也许是互不相干的事，更别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了。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说：中国“在3 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一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是在16 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时，“ 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从此落后于西方。为何如此？ 这也是他这项研究工作要尽力去探讨的重大问题，一般称为“ 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大哉问”。尽管这“难题”至今还未获得完满的解答，李约瑟觉得肯定的是：中国许多古代科学的发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和贡献。
其实，李约瑟费尽半辈子心血，用和西方对比的方式钻研与书写中国科技史，为的是要以这套书当作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促进对话沟通，消除欧美许多人因傲慢与偏见而造成对于东方的无知及优越感。他学术上的研究议题加上他本人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参与合作， 历年研究过程中所累积的文献资料与成果集中一处，形成了座落在剑桥大学里的“李氏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好让中国以及东亚科技史成为永久性的专门学术领域。
李约瑟37岁之前原是一位卓越有成的科学家，专攻化学生物，后来，在一些中国科学
家的影响下，对中国科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便下定决心学中文。从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起，到能够博览中国古代典籍里的原始资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至于要深入了解个中文、史、哲的内容，进而应用到科技史的论述上，对一位颇迟起步的学者来说，所必须克服的各种障碍，确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到的。这项研究工程开始的几册全由李氏亲自书写而成，后来篇幅越来越多，他才得到各国学者的协助与合作，试想这是个多么惊人的难度，是何等庞大的工作量？ 他1948年着手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出版第一卷， 直至1995年他逝世后编纂工作还继续进行， 陆续出版了八册。
为了完成与延续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他也曾常经历过经费短缺的时候。当年访问新加坡时， 除讲学外， 目的是要为创建李约瑟研究所筹款， 结果获得华侨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振传博士（1908-2005）认捐新币90万元，作为建研究所里“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费用。
李约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启发了著名英国作家西门·温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写成一部广获好评的传记《爱上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2008，中文版译者潘震） 。传记里穿插了许多一般记录里缺乏的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与内容， 让人读起来趣味横生。作者利用了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文献记录如日记、信札与访谈资料，以生花妙笔叙述了这位杰出剑桥学者对中国文化执着、坚贞不渝的爱恋， 也穿插着他与红颜知己的中国科学家鲁桂珍之间不寻常的恋情。在这段诞生于剑桥大学关于中国科技的世纪传奇里，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始终是这位自南京来英国留学的女子鲁桂珍。根据当年跟她访谈所追溯：李氏后半生对中国语文、文化和科学的兴趣，原来是从他俩聊中国人如何数数开始的。
西门· 温契斯特受李约瑟启发写成传记《爱上中国的人》，中文版译者为潘震
虽然有一部分学者批评李氏过度夸张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对西方的影响，学术界一般上对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都给予至高的评价与肯定。无论如何，他的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加上那股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过，我觉得他那近半个世纪的伟大工程更深远的意义，还是他致力于对“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愿景，所体现出胸襟开放与抱负宽宏的人文关怀。
当年李约瑟毅然投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主要就是为了要沟通东方和西方。他的文集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Within the Four Seas：The Dialogue of East and West，劳陇译，1969），写道：“科学这种东西只能由全世界人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方式共同享受。…… 科学的基石也并不只是欧洲人， 而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所共同镌刻和奠定的。”有意思的是，文集题目取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欧洲文化应该和其他兄弟文化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常常听到西方人说，亚洲人只是抄袭了欧洲的知识和技术成就；其含义就是说欧洲人辛辛苦苦创造了一切现代科学的机械设备，而亚洲人只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基础上坐享其成。但是， 这种历史观点…… 是不正确的。学习应用现代技术绝不是简单的模仿，学者必须要懂得它的理论依据。”
李约瑟这番“科技无国界”的话，是1955年说的，听起来却似针对时弊，冲着当今现状，与前面引述吴尔夫教授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说法完全一致。
他在文章结语里说：“ 我们必须真诚相信， 一切种族主义的思想， 一切自我陶醉的文化优越感都是和世界大同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那个年代的科技距离今日的太空探测、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 实在太
遥远了。如今世界科技尽管很先进，但有很多人，尤其是西方的某些政客，所表现的傲慢、与无知不逊于从前。
几个月来，不绝于耳的新闻总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端移动通信科技无所不用其极地遏制和封杀，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个被尊为全世界最强大民主国家的楷模，竟如此霸凌弱者，以科技当称霸的武器，要如何谈和平共处、世界大同呢？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