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浦：俯首甘为孺子牛

烈浦：俯首甘为孺子牛

烈浦近照

懵懂孩提时

他本姓陈，名川强，对于人生的最早记忆可追溯到日治时期(1942年2月-1945年9月)， 那时他的父亲在日本军官官邸做厨师，六七岁的他常常跟在父亲身后跑出跑进。有一次，他的一位跟父亲一起当厨的亲戚因饥饿难耐偷食而被关起来，父亲趁日本人不备之际弄了些食物让他偷 偷拿给那位亲戚吃，这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自海南文昌南来谋生的父母都没读过书，加上经济条件所限，直到川强九岁那年，他们才把他送进了离家颇远的公立培群学校就读。那间学 校里的教职员工及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海南人，大家无论课堂上还是下课后都讲海南话，这让川强第一次对祖居地有了概念。

虽然生性好玩，学业上也没什么过人的表现，但川强还是在老师们的引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他记得当时任教的老师大都来自中国，他们不但学养深厚、兴趣广泛，且极富爱国热情。他们常常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中国历史，这无形中拉近了年少的学子们跟“祖国”的距离，也激起他们对于时政的关心。与此同时，老师们也教学生唱一些爱国歌曲，川强的音乐启蒙即始于那个时期。

小六那年，川强开始代父亲给海南的祖父母写家书，每年三五封，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父亲第一次回海南探亲才不再动笔，前后历时二十余载。

小学毕业后，川强考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即今天的华侨中学(简称华中)，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花岗岁月

那是1954年，踏入华中校园的川强遇到了恩师王震南先生——他中一时的华文老师。他深深地被王老师生动有趣的教学特色所吸引，至今还清楚记得王老师讲解第一课《繁星》和第二课《秋夜》时的情景。王老师让他明白了作者的语言特色跟其生活背景息息相关，也让他懂得了游记跟抒情性散文的区别。可以说王老师启发了他对华文写作的兴趣，并让他知道任何一篇文章的产生都有其目的性及现实意义。

中二那年，教他华文的是李家斌老师，她的发音带有浓厚的北京腔，极富感染力，深受同学 们喜爱。李老师在学生的每一篇作文后都写上恰如其分的评语并加以鼓励，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创作热情。

另一位令川强没齿难忘的是初二那年教他历史科目的丘絮絮老师，古文功底深厚的丘老师时不时会在课堂上大声吟诵诗词，让他对于古诗词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也进一步引发了川强对文学创作的兴趣。

值得庆幸的是，他也遇到了同样喜爱华文文学的黄孟杜同学(笔名泡蒂)、黄昌虎同学 (笔名莫河)及叶华荣同学(笔名黎航)，他们后来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一起追逐起自己的文学梦来。

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提笔写散文、写诗歌， 并投去《星洲日报》、《时代报》等。同一时期，他也帮一些工会团体办壁报，去乡村联合会义务教华文，并成为中学联组织的小组财政成员。

时值社会大动荡，思潮纷争，学潮起伏，置身其中的“文艺青年”们自然深受影响并想要有所作为。除了办壁报、教华文，他们也把歌声带给工友及村民们。

川强记得他曾跟王鼎昌(已故总统)学长学唱民歌如《一条小路》，也曾跟谢太宝学长学唱民歌如《北风吹》，每当忆起这些，他都恍若回到了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而对这位“文艺青年”影响最深的，则莫过于“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 鲁迅。他曾跟同学们一起探讨鲁迅的随笔 《小草》及诗歌《自嘲》，并把《自嘲》中广为传颂的名句背得滚瓜烂熟，那就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想要成为鲁迅笔下的“孺子牛”，甘愿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这种“孺子牛”精神成为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除了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巴金、高尔基 等都成为了他文学道路上的指明灯。

初涉文坛

为了实践文学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还是中学生的川强即萌生了出版文艺丛书的念头。

那是1955年，他跟泡蒂、莫河及黎航等同学商定，由他出面注册了一个出版公司——和平出版社。他们发动同学们筹集资金，然后收集新马两地文友的稿件，先后出版了《在长堤工地上》及《出走》两本丛书，并把书送到笔友及工友手里。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更多丛书， 但这次大胆的尝试为他日后继续在本地文坛发光发热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他还结识了大华学校的校长 ——著名散文家沈侠魂先生。由于弟妹们就读大华学校，他也常常去那里翻看报纸，熟络起来后，沈 校长常常向他提起多名潮州籍作家，如黛丁、钟祺、 沈橹、谢克、柳北岸等。后来，川强一一认识了 他们，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很多启发。

1959年，求知若渴的川强同莫河、黎航专门到植哲夜校上作家沈橹的文学课，获益不浅。 那时，名作家姚紫也时常出入植哲夜校，川强他 们曾有幸听了一堂生动感人的文学专题讲演。

参与创办文学社团

1957年，完成初中学业后的川强即进入社会打拼，希望以此减轻父母的负担，但天不从人愿，无奈之下他只好重返校门。一年后他考进育英中学读高中，并于1961年毕业。参加高中会考时，他的华文取得特优，但由于家境贫困，他无缘进入本地大学继续深造，只好退而求其次。1962年，他报读中国厦门大学海外师范语文专科及香港美江学院新闻专科，因为这些函授课程费用低，且可半工半读。1964年，他考 取人民协会第一届青年领袖组织秘书，正式踏入职场。1968年，他又考进人民协会宣传组《人协报》(后易为《人协周报》)担任记者兼编辑 至1975年8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许多访问 稿、特写、新闻稿及其它专题稿件，其中也包括一些文艺创作。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以烈浦作为笔名，这个笔名取自他的两位老师:其一是华中时 教他数学的胡鸿烈老师，胡老师曾帮他垫付过学费;其二是他在教育学院参加短期培训时教他教育心理学的陈辅老师(取其谐音“浦”)。这两位有恩于他的老师成为他一辈子的感念。

七十年代中期，烈浦转换跑道，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属下的“教育出版社”，在何家良总经理的大力支持下，该出版社开始出版《新加坡文艺》半年刋，烈浦担任执行编辑。编辑委员会主席为杨松年博士，其他委员包括王润华博士、 骆明、杜诚、谢克。

《新加坡文艺》出版至第二十期时，为了便于申请“文化基金”，在何家良博士的建议下， 由烈浦出面注册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发起人还包括编委会其他五位成员。十年后，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易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

可以说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的诞生纯粹是为了顾及《新加坡文艺》的生存及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后来却出现了一些不实传言，当纯属误会。

该协会成立之初，即借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举办了两场“国际文艺营”。接着，又跟其它机构联办或主催了“国际华文文艺营”或研讨大会等活动，从那时到现在，该团体在新华文坛上一 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烈浦在文学活动上发言

锡山文艺和大士文艺

1990年11月，人民协会属下的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创办的锡山文艺中心应运而生，该文艺中心的成立旨在“发扬传统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艺发展。”

自1992年，烈浦开始担任该文艺中心主席， 前后历时18个春秋。 除了定期出版文艺刊物《锡山文艺》外，烈浦还率历届理事或跟其它相关文化团体如作协、文协、福州会馆文教部，以 及一些华文刊物如《赤道风》、《热带文艺》、 《源》等合作，开展多元文化艺术活动。如作文比赛、讲故事比赛、大型书展、诗歌之旅、民歌 演唱会、多元歌舞飞扬、华语辩论赛、中英翻译比赛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锡山文艺》每年 都会举办中小学作文比赛并出版优胜作品文集， 从而发掘出一批又一批“学生作家”，这对本地华文文艺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首十年里，锡山文艺中心还致力于出版作家丛书、已故作家丛书(包括诗 人力匡、丁冰、符气南遗作)，尤其后者对提升社区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010年，步入古稀之年的烈浦御下锡山文艺中心主席一职，但他并未因此放马南山。身为文礼大士伯公宫理事会成员的他向理事会提出赞助 出版《大士文艺》半年刋的建议，得到理事会一致同意。于是，他又着手《大士文艺》的出版工作，一年后该刊物改为年刊，迄今为止已出版11 期。《大士文艺》每期刊印海內外七十余作者的作品，免费赠送给海内外读者。除此之外，大士文艺还每年轮流举办中小学现场命题作文比赛、 道教文化比赛、道德经名句书法比赛、名人故事讲演比赛等，这些活动自然由烈浦亲自主持，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本地华文文化事业的发展。

特殊贡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烈浦编写了一套供全新加坡幼儿园采用的课本(四册)，这套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幼儿课本被采用达12年之久。

1994 年， 烈浦获得“第二届中国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1995年获新加坡全国书籍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儿童及青少年读物)。

烈浦著述及编辑的作品

他也是一位执着的社区工作者，历任达曼裕廊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文礼民众俱乐部委员、 文礼居委会委员逾40个年头。1992年，烈浦获颁公共服务奖(PBM)。

逾82高龄的烈浦近期收到泰国两名乡亲作 家邮寄来新近出版的《泰国海南文友作品选集》 第二十集和一本纪念特辑。为了表达谢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读后感》投寄给泰国《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并得以在该报的《湄冮》版副刊发表。他也趁居家抗疫之机，写了三首抗疫诗篇 ，参加由(香港)中华时报传媒集团联办的 “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并成功入围。

真可谓“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后记

受疫情影响，第一次通过电话访谈，对方是仅仅几面之缘的八旬老者，生怕他听不清，更怕他讲不明，但这些担心纯属多余。

两个半小时，有问必答且思路清晰，这才明白他能够在《锡山文艺》服务18年后以古 稀之年再创办《大士文艺》绝非浪得虚名。《大士文艺》的旗帜在他手中业已飘扬了十个 年头，相信烈浦手中的大旗必当屹立不倒。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