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知马 圣若瑟堂
文图·汪惠迪
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意大利]斯卡利格（J.J.Scaliger）
辞书编纂工作者大都默默无闻，呕心沥血，日夜操劳，遂成大事，令人肃然起敬。
1908年春，中国江苏武进人士陆尔奎与49位同事通力合作，开编《辞源》，历时8年。1915年10月，《辞源》问世，陆尔奎却积劳成疾，视力受损，不久，双目失明。
2015年秋，《辞源》百岁华诞，修订第3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1万4210个字头，统摄9万2646个词条，约1200万字，共4767页，精装一函两册。参加修订工作的专家团队共127人，苦干8年，铸就大业。
2010年冬，中国浙江绍兴人士黄河清单打独斗，开编《近现代汉语辞源》，耗费5年心血，完成编纂工作。2020年3月，此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函套精装，共约647万字，2305页，收录新词约4万3000条。
黄河清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在编至X部时，“眼睛突然闪光，飞蚊飘舞。医生警告：失明将至！”一时之间，他惊恐不已，唯恐庞大工程半途而废。“幸好，苍天护佑，终成大业！”
《辞源》和《近现代汉语辞源》先后问世，相隔百年。这两部大型语文工具书最大的区别是，《近现代汉语辞源》这个书名中，“辞源”前有定语（attributive）“近现代汉语”，“近现代”三字凸显了这两部辞书的时代差别：前者着眼于古代汉语，后者着眼于近现代汉语。
《近现代汉语辞源》以现代汉语通用词汇为主条，广泛收录近现代历史文献中的同义词（synonym）、异形词（synonymous words）作为副条，辅以简明释义，并提供翔实、精当的近现代历史文献中的语源书证，结合精确的时间界定，立体地呈现了汉语外来词的形态、语义演变的过程，还原了现代汉语通用词汇在近现代时期的基本生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收录了2万2000多个现代科学名词术语的汉语雏形。这些科学术语都是西学东渐以来，随着欧美社会的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等知识译介而进入中国的，它们大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同时引发知识界对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等重要观念的重构。
《近现代汉语辞源》中“近代”的起始时间是“明末”，比一般近代汉语的时间晚了将近一千年。语言学界所谓“近代汉语”，一般是指“从唐五代至清中叶千年左右的汉语”，它上接古代汉语，下连现代汉语。另须注意的是，《近现代汉语辞源》收录的是“近现代汉语中的新词”。所谓“新词”，其实就是“外来概念词”，也就是“汉语中因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词语”。这是它的亮点，也是它的卖点。
《辞源》和《近现代汉语辞源》的共同特点是“极索中国文辞之源”，关键字是“源”。解析词语，最困难的莫过于“极索”其“源”。“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排摸梳理流变也是“源”。“语源”“典源”“证源”（始见用例）都是“源”。中文典籍浩瀚，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辛，不言而喻。
举例来说。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都当过总统，新加坡也有总统，那么汉语/华语中“总统”这个词是“本土词”呢，还是“舶来词”（loan word）呢？《近现代汉语辞源》给出答案，它告诉我们，“总统”始见于1872年5月7日《申报》（Shun Pao）第5号第3页。《申报》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的，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版2万6845号。第5号就是《申报》呱呱堕地的第5天。
“总统”始见那年同时出现一个名字不叫“总统”的“伯里喜顿（president）”，这个“伯里喜顿”是英语的音译，跟“总统”互为异名词语，共有25个之多。它们的始见年代有些早于1872年，有些晚于1872年。请看清单（括号内是始见年份，日期见书证出处，从略）：
早于1872年的有：首领主、魁首领（1837年），总领、国首领、国统领、首领、统领（1838年），勃列西领（president）、伯理玺天德（president）（1844年），总统领（1848年），大头目、伯理师天德（president）（1852年），大伯理玺天德（president）（1853年），国主（1854年），伯勒西敦（president）（1856年）。
晚于1872年的有：伯里玺天德（president）（1873年），众统领（1874年），大统领（だいとうりとう）（1876年），伯理玺（president）（1878年），大总统（1879年），民主、伯理天德（president）（1896年），百里玺天德（president）（1913年），大民主（1917年）。
再如“新加坡”（Singapore）,共有21个异名词语。请看清单（括号内是始见年份，日期见书证出处，从略）：
新加坡（1835年），新加步（1623年），新地坡（1820年），新嘉坡（1820年），星隔伯（1848年），生嘉波（1848年），新州府（1852年），星忌利坡（1852年），新加波（1854年），新洲（1874年），新驾波（1890年），狮子城（1892年），新驾坡（1898年），星架坡（1899年），星加坡（1903年），星架波（1904年），星加波（1904年），星州（1915年），星嘉坡（1934年），昭南岛（1942年），星洲（1948年）。
上述25个“总统”和21个“新加坡”是黄河清先生排摸、梳理了近现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780多种文献，包括学术著作、科技刊物、专科词典等获得的。很明显，“总统”大多源自英语的president，“新加坡”大多源自英语的Singapore，都是通过音译或意译的方式引进汉语/华语的，只是由于音译或意译选字或取义因人而异，才出现25个president抢坐同一把交椅的现象，“新加坡”亦然。
“总统”和“新加坡”从“百花齐放”、争妍斗丽的竞争中胜出，而选中它们的不是个人，而是广大的汉语/华语用户。一经社会约定俗成，就定于一尊，而淘汰其余。这些历史陈迹通通记录在《近现代汉语辞源》里，翻检这部辞书，我们大开眼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宝贵的语用实例反映了西学东渐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影响深刻的历史变革，具有独特的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
如果把“总统”和“新加坡”这类条目单独敷衍成文，就是一篇颇有可读性的迷你论文。事实也正是如此。25年来，黄河清在不断充实数据库的同时，撰写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词语考源论文，如“吨、博物馆、动物园、西班牙”等，在北京、香港、日本大坂的刊物上发表，而撰写这类条目，尤其是科学术语，作者“用力颇勤”，因而深受中国海内外读者欢迎。
收词、释义、配例是辞书不可或缺的互相紧扣的三环，而编纂资料都采用现代手段存放在数据库中。黄河清的数据库名为“近现代汉语辞源数据库”，是1998年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资助下建立的。究其实，“数据库”就是一部电子词典，具有词典的本质特征。
这个“数据库”内存放的语料，时间跨度为350余年，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即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公元1552-1610年）到中国传教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数据库”所收条目有8万4000多条，“以汉语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语为主”。试想，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得耗费多少财力与精力啊！那么黄河清是怎么起步的呢？
1989年的一天，黄河清在绍兴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刊《语文建设通讯》（Chinese Language Review（H.K），现已出版至第121期），上面刊登了该会主席姚德怀写的文章《反思、反省》，是探讨这两个词的起源的，于是投稿与姚德怀讨论，很 快，文章刊登出来。从此，黄河清关注汉语外来词的时间多了起来，并且跟姚德怀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7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了《词库建设通讯》（Ciku Jianshe Tongxun，2000年6月停刊，共出版22期），筹建“外来概念词词库”，二十多年如一日，黄河清都积极参与其事，他研究外来词的工作由此逐步展开。
1997年，姚德怀寄给黄河清一本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美国出版的专著：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这本书是马西尼研究近现代汉语新词的力作，理论和方法都十分新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表示愿意赞助黄河清翻译并出版此书。不久，此书由黄河清翻译，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制作，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很受语言学界欢迎。翻译马西尼的专著是黄河清研读、思考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也是他确定进军目标，获取丰硕研究成果的过程。
2001年，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下，黄河清编写出版了《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收词5000余条。2010年，黄河清编写出版了《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收词9000余条。
《近现代辞源》出版后，中日两国4位学者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有过一次聚会，会上，日本学者指出《近现代辞源》失收了一些日本词，而收录的日本词未予标注，也没有标音。黄河清接受了日本学者的意见，在《近现代汉语辞源》中，凡日语词都用方括号标示，并按照日本词典的规范做法，按“词语配假名”的形式标音。例如“经济”“财务”“会计”条下，分别是：［日］経済（けいざい）、［日］財務（ざいむ）、［日］会計（かいけい）。这样处理大大地增加了辞书编纂的工作量。
《近现代汉语辞源》是在上述3部著作翻译或编撰的基础上编纂的。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述说《近现代汉语辞源》诞生的背景，为的是想说明，《近现代汉语辞源》是一部有分量的语文工具书，它不但有深度，有广度，而且基底厚实。
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黄河清专心致志，兢兢业业，朝朝暮暮，不辞辛劳地工作，一步步地拾级而上，终于登顶；内地学者和香港学者、学术团体长期真诚合作，共同谱写了语言研究领域中一曲美妙的乐章。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