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先驱画家更早的先驱
文 · 张夏帏
图 · 刘恭安 、刘恭禧
近应《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主编柯木林与柯宗元之邀请，完成了书中有关岛国华人美术史的篇章。在写作的过程中，对长久以来华文与英文两种语文源流论述上的区别，感受尤深。文章根据2015年华文版里拙文《南洋画风：早期新华社会与南洋美术的形成》加以扩充，因此内容与篇幅都增添不少。这是由于在写作时，获得之前未曾发现或利用过的资料而扩充了文章的叙述，尤其是有关早年画像、书法、篆刻以及土生华人的美术活动概况。
早在19世纪中叶，来自广州的画家林官于大坡一带设立画像馆，为人作油画或水彩肖像。据美术史学者姚梦桐考证，1899年间大坡（俗称漆木街）有家号为醉石轩的图章店，在《天南新报》刊登的广告里，申明所作“精刻图章”之艺已有30多年的历史，意即其业务早从18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1906年间画家苏彬庭所经营的美术传习所，陆续在《中兴日报》、《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 ）刊登招生广告，传授水彩、油画及炭画的技法。广告有时列出修完课程学员的姓名，其中除有不同方言群的华族外，还包括了葡萄牙人与马来人。
根据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13年出版）以及早期英文报章上的报道，新加坡有一群爱好美术的土生华人于1909年成立了一个名为 “业余绘画协会”（Amateur Drawing Association）的团体, 并获得华社领袖如林文庆、宋旺相、陈若锦与陈武烈的大力支持。会员除了例常的写生与展览活动外，偶还参与本地英国侨民组成的画会新加坡美术俱乐部（Singapore Art Club）举办的绘画比赛。
在一般华文论述里头，几乎不曾涉及这个受英文教育而不谙中文的土生华人群体，尤其当中较杰出的画家刘溪士（Low Kway Soo 之音译）与刘开赏（又名刘溪松 Low Kway Song) 两兄弟，他们是业余绘画协会的骨干成员。在宋旺相的书里刘氏兄弟的身世与事迹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但是由于是百年史，叙述止于1919年。此外，之后的记载散见于英文报刊，也幸亏有刘开赏的两位孙子刘恭安与刘恭禧，尽心为祖父生平搜集资料，累积了一份富有参考价值的档案，偶有难得一见当年华文报章上的报道，亦弥足珍贵。
原来，刘氏兄弟共三人，长兄溪士(Kway Soo)、老二溪固(Kway Koh)、老幺溪松(开赏Kway Song），父亲刘文斌 (Low Boon Pin 音译）是19世纪60年代来自广东大埔的移民，曾在桥北路经营当店生意。资料显示溪士与开赏早年就读于莱佛士书院。虽然学校里没设美术课，他们的绘画才华早就脱颖而出，时常为人画肖像，所以在当时土生华人社群以及英国侨民之间已享有相当的声誉。
刘溪士
刘溪士生于1881年，求学时期因擅长作画而得到师长们的赏识与器重，并鼓励他往美术方面发展。毕业后，他自己继续努力追求画艺，精益求精。他还擅长舞台演出及舞台设计，曾于1907年上台表演“闪电速写”为社会名流画肖像，一时传为佳话。但他却深感生不逢时，认为时人皆缺乏艺术鉴赏能力，导致他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与艺术良知，一味迎合市场口味，所以大多数作品都属非富即贵的人物，比如黄文德、陆佑以及陈若锦的肖像。新加坡国家博物院收藏中有一幅刘溪士所作的陈若锦。后来，他决定转向学医，希望靠行医为生。据可查考的记录，他似乎没完成医科课程， 最后赴曼谷另谋发展。
刘开赏于1919年创办Eastern Illustrated Review 东方画报，也常在其中发表自己的漫画
1919年2月6日刘溪士将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前举行的新加坡开埠100周年庆典画入一幅油画里，这幅画被收入宋旺相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成为书中百年终结叙述的最后一幅插图。但是，这幅画如今却下落不明。
比长兄小八岁的刘开赏（1889-1982）也是位出色的画家兼戏剧家，学生时代就展露出卓越的才华而令人刮目相看，毕业后也献身于绘画与戏剧舞台事业。因此，相对比起他哥哥的生平事迹更加姿彩丰富，成为新加坡文化史上一道灿烂的彩虹。但由于关于他的资料零星，作品记录散紊，文献匮乏，有待美术史学者努力研究，挖掘更多的资料，好让我们对他在早期新加坡美术发展上的贡献能更深入了解。
刘开赏原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 的一家小学念书，1900至1906年他转入莱佛士书院，所念的都是英校，正课里虽没有美术这门科目，他绘画的本领常获得同学与师长们的表扬，还有人出“高价”买下他的作品。
他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当书记，有一阵子到泰国曼谷亲戚的锡矿公司里任职，1911年在那里与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女子结婚。婚后，经慎重考虑往后的终身事业，他决定迁回新加坡做全职的画家。刘开赏于1911年被委任为业余绘画协会的荣誉导师，除了教导协会的会员绘画之外，有时也带领他们出外写生。1912年他还受新加坡美术俱乐部之邀，与其他三位协会会员参加绘画比赛，结果他以自己为莱佛士书院校长的父亲菲利普先生画的一幅油画肖像赢得了锦标。同年，他也在勿拉士巴沙（Bras Basah Road） 开创了莱佛士画室（Raffles Studio）, 后来搬迁至乌节路改称为帝国画室（Empire Studio）, 接收委约为人画像。1913年他卸下荣誉导师之职，1916年业余绘画协会于周年欢庆会上由林文庆医生颁发一枚金质奖章予他，以褒扬他的卓越贡献。本区域巨富糖业大王黄仲涵1924年逝世于新加坡时，《马来亚星期六邮报 》（Malayan Saturday Post）发表此则新闻，用极大篇幅刊登了黄仲涵的肖像，并特别注明是“帝国画室著名画家刘开赏”的作品。刘开赏作这幅肖像得到$3500报酬，是委约画像破天荒的四位数价码，曾轰动一时，传为区域华人社会之美谈。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圣泰戈尔于1924年4月赴中国与日本访问，途经新加坡作短暂停留。在一个特为泰戈尔而设的午餐会上，刘开赏将亲自绘制的泰戈尔油画肖像献给他本人。这幅肖像如今收藏情况不明。
1918年刘开赏创办了以英文出版的季刊《东方画报》（Eastern Illustrated Review），后来或许变成了月刊。刊物内容以本地题材为主，里头的很多插图、漫画都出自刘开赏手笔。这份出版物于1922年刘开赏离新往曼谷工作而宣告停刊。
刘开赏美术方面的活动并不局限于自己向来所熟悉的土生华人与英国外侨圈子里，他曾于1929年参加由青年励志社举办的“新加坡美术展览会”，被当时媒体称为“马来半岛空前的美术展览”。1928年7月3日《南洋商报》报道这项消息时写道：“刘君开赏乃本埠美术界之能手，彼近首倡连合马来群岛各华校，举行空前之美术展览大会，目的在激动艺术界之沉寂空气，同时又负有赈济鲁难之任务。” 从这则新闻来看，刘开赏在当时英华两种不同语文源流的美术界享有相当的声望和地位。
翌年9月，《海峡时报》与《南洋商报》都相继报道刘开赏将自己画的孙中山油画肖像制成印刷品，公开售卖给公众人士。如今所存印本不多，据所知，晚晴园与吾庐俱乐部都各藏有一幅，其收藏情况良好。其实，他早于1921年就曾将所绘孔子肖像印制成艺术品来售卖，为非欧族失业人士基金会(Non-European Unemployment Fund)筹款。他在孙中山的肖像上的签名是LKS三个英文字母组合成方形犹如印章，另外还有工整楷体写出“刘开赏”。
刘开赏确实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的“多元艺术家”，在艺术方面跨源流以及跨媒体的活动能力至今或许还无人可以比拟。除美术外，刘开赏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戏剧家，于1923年创立了由土生华人组成的剧团 The Merrilads Musical and Dramatic Association，并担任团里的编剧兼导演。1926年12月，他率团在新世界的剧院将他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马来语剧《相命师》（The Fortune Teller）搬上舞台，由于反应热烈，几年之内就在不同的剧院上演了20多场次。1928年，由刘开赏带领共有65位成员的剧团，赴槟城为钟灵中学筹款而义演。这次远征北马为当时被视为区域重点的华文中学筹款，而演出土生华人的马来语剧目，可算是马来亚文艺史上一次跨界的壮举。刘开赏所创作的剧本还有《不幸的骗子》（Unfortunate Bluffer）与《吝啬鬼》（See Kheam Siap）等。
刘开赏与友人创办的土生华人剧团 The Merrilads Musical and Dramatic Association
1930年代后半期，刘开赏因宗教上的感召成为虔诚的基督徒，1939年在马六甲的卫理公会教堂担任牧师，用峇峇式马来语布道。他在马六甲当牧师至1954年期间，还继续不断地为人绘制肖像以及画一些圣经题材的作品。比如，于1953年他受马六甲琼州会馆委约完成了一幅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作为庆贺女皇加冕的礼物。翌年，他还主持了一个筹委会，策划一项马六甲美术义展，为南洋大学与一青年团体筹款。以他为土生华人牧师的身份，刘开赏通过美术活动跟新马华社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可说是相当不寻常的。
刘开赏曾为多位马来西亚元首苏丹绘肖像。这幅是马来西亚元首(1965-1970)（照片摄于1967年，由刘恭安、刘恭禧提供）
1954年，刘开赏结束了牧师生涯后返回新加坡居住在 Tembeling Road，还继续忙于教会事务以及作画。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他曾为多位马来亚苏丹、政坛人物以及社会名流绘制肖像。根据他孙子刘恭安所记录，其中包括马来亚第四任元首、第一任总理东姑阿都拉曼、马华公会第一任会长陈祯禄、马六甲第一任首长梁宇皋等。其他还有森美兰、雪兰莪、吉打、丁加奴及柔佛苏丹都曾请他画过肖像。其中一部分这类作品属于刘氏后人之珍藏。刘恭安还说，当年许多富豪甚至要求他祖父特地为他们心爱的良驹画像。刘开赏1982年于新加坡逝世，享年94岁。
显然，刘开赏从20世纪初开始直至70年代很长的时期，曾是新加坡华人社会里极活跃，并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画家。他绘画的活动较偏向委约的性质，许多画作成为私人收藏而极少有机会公诸于世。也许就因为这样，如今其生平事迹与作品鲜为人知，美术史文献里也缺乏详尽的记录。他于1929年参加由青年励志社主办的空前大规模的“新加坡美术展览会”，同时参展的有徐悲鸿、张汝器、李家耀、张伯河等著名画家.
刘开赏的作品于1994年重现于一个在马来西亚国家画廊举行的画展上，即刻引起一阵争议。马来西亚评论家皮雅达萨(Piyadasa)在展览图录里发表论文，宣称“马六甲画家刘开赏”(当时误认为马六甲画家)驳斥槟城收藏家陈志宽医生认定先驱画家杨曼生为“现代马来西亚艺术之父”的论调。陈医生因此不满，向当局提出书面抗议，竟欲诉诸法律以捍卫其观点。
如今，所知的作品主要在刘开赏孙儿的手上，其中的两幅：《山猫》(1921)与《泰国寺庙》(1923)目前在国家美术馆展出。同时展出的另两幅《象》(1917)来自国家美术馆收藏与《陈明水肖像》(1938)由国家博物馆收藏。
刘开赏《泰国佛寺》（布本油彩，1923）
刘开赏《山猫》(布本油彩，1921)
刘溪士《陈若锦肖像》
(布本油彩，1919，新
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
有关刘开赏的事迹需要学者继续查考，尤其是他1930年代与同时期的画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太清楚他与南来中国画家接触的情况。他曾否与新加坡1920至30年代华人美术界活跃的画家如张汝器、杨曼生、李曼峰、徐悲鸿等人接触、交流过？他认不认识先驱画家陈文希、刘抗、陈宗瑞、钟泗滨等？他跨界、跨源流的活动是否有更详细的文献资料？他虽然活到1982年，除了偶尔出现于《海峡时报》报道之外，为什么他晚年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新加坡华人社会里寂寂无闻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我们了解新加坡美术史都颇为重要，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