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林文庆 ─ 访林文庆曾孙女官星波

还原林文庆

——访林文庆曾孙女官星波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1869年10月18日一对林姓土生华人夫妇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林文庆。可惜孩子还未成年他们便相继离世了，留下小文庆由祖父抚养长大。文庆很聪明，后来不但成为新加坡首位获颁英国女皇奖学金的华人，还考取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最高荣誉医学学位。他表现卓著，除行医外，也积极推动本地社会及教育改革，还担任中国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是新加坡华社的先驱人物之一。

林文庆的一生经历并不都一帆风顺，他晚年深居简出。1957年1月1日，当人们迎接新一年到来之际，他以88岁高龄为他那丰富多彩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划上句点。

以音乐剧还原曾祖父事迹

10月10日至13日，林文庆将“现身”维多利亚剧院的舞台，官星波正是该音乐剧《林文庆》的剧作者。

官星波（75岁）是林文庆的曾孙女。她是一名剧作家、小说家及诗人。2002年起，开始涉足音乐剧创作。她坦言：“其实20年前就想以曾祖父的一生为主题进行创作，但迟至两年前才正式动笔。”

笔者5月中旬访问官星波时，剧本尚未完成。她说：“为历史人物写剧本并不容易，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放进剧本中，要如何选取能准确无误反映史实的历史片段是我的最大挑战。”官星波希望还原真实的曾祖父，让人们对林文庆有更多的认识。

官星波1944年在英国爱丁堡出世，4岁回返新加坡生活，那时她76岁的曾祖父仍健在。他们没同住，但逢年过节官星波都会跟随父母拜访他。官星波对曾祖父的记忆不多，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祖父喜欢把雪茄环形包装纸当戒指套在像她一样的小辈手指上。官星波说：“我对曾祖父的记忆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她是通过父亲林国安的忆述和后来自己阅读有关资料才对曾祖父有较全面的认识。

作为一名医生，林文庆以医术精湛著称；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为兴办教育、改革社会亲力亲为，任劳任怨。他创立华人阅书报社Philomatic Society；出版第一本海峡华人杂志，倡议华人剪辫子，推翻满清统治；与邱菽园及宋旺相合资创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提倡女学；1921年到1937年出任中国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

林文庆接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大学的财政已是捉襟见肘。官星波说，为了把厦门大学办好，曾祖父变卖了他在新加坡的产业，而且没领薪水。李元瑾博士在《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一书就提到，在厦大前几年，林文庆不领薪水，完全是义务服务，直到世界经济不景气，个人在新加坡的产业破损，才接受大学发给的薪金。

李元瑾在该书中也指出，厦大经费陷入困境时，林文庆曾奔走于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地筹款，也曾三次到新、马、印募捐。书中还说，林文庆在厦门大学任职的16年里，个人牺牲是难以估计的，包括放弃他长期在政治、社会、医学和经济方面建立起来的崇高地位，包括庞大财富的牺牲。而1921年陈嘉庚邀请他出掌厦门大学时他已知荆棘载途，但为了替苦难的祖国栽培民族领袖，仍毅然前往。这里列举的只是林文庆对厦大的部分贡献。

林文庆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有造福人类的 “君子”，能够培养“君子”的大学才是理想的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儒家学说几无立足余地的年代，在大学里推崇儒家思想，林文庆遭到的冲击可想而知。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还给他挂上“英籍华人孔教徒”的名号。因对厦大许多校务不满，数月后鲁迅愤而辞职，学校还因此引发学潮。

林文庆的文化理念、教育思想和办学举措，在当时具有超前性，难为当时多数中国人所认同，这是可以理解的。林文庆也因此被厦大遗弃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2005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那年厦门大学立文庆亭纪念林文庆，亭上有对联：“禾山巍巍怀师德，鹭水泱泱见道心”。官星波和弟弟林苏民还专程到厦大去，并在亭前留影。

林文庆得以“重返”厦大校园，官星波说：“李元瑾的功劳很大，我和曾祖父的后人由衷感谢。”李元瑾到底做了什么？这可在2013年1月11日她发表在《联合早报》一篇题为《梦琴岛上忆梦琴—林文庆“重返”厦门鼓浪屿故居》的文章看出端倪。

李元瑾在文章中描述，她于1995年5月离开厦门后，“开始付诸行动，一步一步搀扶着林老先生走向厦门大学、走向鼓浪屿。那是一条漫漫长路，沿途走走停停。10年之后（即2005年），林老先生终于魂归厦大，在刚竣工的‘文庆亭’ 内歇息。17年后（2012年），他终于重回鼓浪屿笔架山旧宅，参与故居的开幕典礼，还有厦大为他主办的纪念研讨会。”李元瑾虽没明言，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为使林文庆重新获得肯定的用心和努力。

从设立文庆亭、复办国学研究院、林文庆雕像的竖立、林文庆故居的开幕，到举办林文庆国际学术研讨会，让我们看到厦门大学对林文庆态度的转变，显示出大学对林文庆办学精神的重视。

在厦大认同林文庆的前一年，即2004年，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庆祝成立十周年举办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当时的资政李光耀主持开幕仪式时称赞林文庆是个学贯中西的双语、双文化人才。过后《海峡时报》还以全版文字介绍林文庆对新中两国发展的贡献。官星波说，这些言论和文章肯定了曾祖父的一生事业，让她感到宽慰。

除了过去厦门大学对林文庆的误解，有一段时期当谈到曾祖父林文庆时官星波心中还有一个芥蒂。

那是日据时期，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威胁林文庆担任华侨协会主席，发表亲日宣言，要他向华社筹集5000万元奉纳金以示忠诚，造成部分华人社会对他的批评。新加坡沦陷前担任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新闻官的筱崎护，在《新加坡沦陷三年半》一书有一段他劝林文庆成立华侨协会的文字：为了华侨社会最好成立一个组织，表面是与日军合作，其实目的是保护华侨及其安全。

对林文庆的质疑筱崎护还回应说：“必可救出被捕的人”。事后证明华侨协会保住了一些侨领的性命。136部队成员李金泉接受李元瑾访问时就证实了这点。

通过这些资料，官星波看到历史的真相，而曾祖父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也更加清晰。“我以曾祖父为荣。纵观他的一生，他为华社为教育付出了许多，特别是他不向困难低头，坚持到底，勇往直前的毅力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林文庆辞世已62载，他原本安葬在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Bidadari Cemetery）。坟场因重新发展而于2002年起坟，后人于是把林文庆的骨灰安置在万里骨灰安置所，其墓碑则保留在翡珑山隔壁的比达达利纪念墓园内。园内有一座坟场大门和20个墓碑，林文庆第二夫人殷碧霞的墓碑也包括在内。林文庆有两段婚姻，第一任太太黄瑞琼是诗巫闻人黄乃裳女儿，她过世三年后，林文庆于1908年迎娶殷碧霞为妻。

三代皆医学界人才

林文庆一门三代在医学界都有杰出成就。长子林可胜曾任中华民国卫生部部长、国

防医学院中将院长，被誉为中国生理学之父；次子林炳添毕业于香港医科大学，是留学美国的西医；孙子林国安（三子林可能之子、官星波之父），也是女皇奖学金得主，留学英国的名医。

林国安在医学界表现亮眼。1957年第二次威胁性大流感席卷全球时，林国安是本地首个在疫情高峰期把病毒隔离开来的医务人员，而被尊为“新加坡流感战士”。更早的时候，即1949年，林国安便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首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又称小儿麻痹疫苗）临床试验工作，负责监督为数千名新加坡学童接种疫苗的过程。1959年他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时，研发了一种识别肠道病毒的新方法，只需6轮检测便可完成肠道病毒的识别工作。之前要识别49种肠道病毒病患必须接受49项检测，新方法无疑是病患的福音。

工余，林国安是新加坡象棋运动的推手。他生前经常到学校指导学生下象棋，甚至发明了一套教导失明学生下象棋的方法。他也组织比赛，成立新加坡象棋联合会，为象棋活动筹款。1992年新加坡组织了一支象棋队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官星波说，主要是父亲的努力推广，新加坡才能在国际象棋世界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林国安花了40多年推广象棋运动，希望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棋盘，可谓用心良苦。2012年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办了林国安纪念锦标赛，纪念他辞世10周年，以肯定他对象棋运动的贡献。

官星波说：“从父亲在医学和象棋运动方面的努力付出来看，父亲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而且跟曾祖父一样不轻言放弃。”

有件事至今官星波记忆犹新。1990年林国安受邀到厦门大学演讲，讲题与艾滋病有关。那年头中国的艾滋病主要集中在云南边境吸毒者身上，中国政府医疗部门对该病症的认知仍不足。当年陪同父亲出席讲座的官星波记得，当时中国对这个讲题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但父亲仍坚持发表他对艾滋病的医学看法。她说：“父亲就是这样，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即使人家不爱听不理会，他也会坚持到底，做他认为该做的事。”

父母亲都热爱戏剧

在官星波心目中林国安是一个可亲又善良的父亲。官星波说，父亲爱好戏剧，是一名莎士比亚迷。这么说来他跟官星波的母亲肖罗茜（音译）可说是志趣相投，天生的一对了。

官星波说，她喜爱写作和戏剧主要是受母亲影响。她母亲肖罗茜是50年代本地英语剧场的著名女演员。肖罗茜的父亲即官星波的外公肖保龄是一名莎士比亚迷，战前曾当过剧场演员，相信肖罗茜是在他影响下与戏剧结缘。小时候官星波在剧场看排练，看过母亲扮演很多角色，使她获益不浅，爱上写作。官星波婚后，料理家务之余就是写作。

《娘惹艾美丽》（Emily of Emer[1]ald Hill）是本地英语剧坛一部不朽的独角剧，剧作者就是官星波。剧本以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土生华人社会及文化为背景，讲述一个穷人家的少女，嫁入豪门，努力经营一个家，最后面对孩子和丈夫离去和失去翡翠山的不幸，展现一个新加坡娘惹坎坷的一生。此剧为官星波赢得了全国剧本创作比赛首奖。她的另一部作品“Eston”则获颁文学奖荣誉奖项。

官星波是家中长女，她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弟林苏民是一名妇科专家，对性教育，如何提高婚姻幸福度及社区发展工作特别感兴趣。他在国外也有不俗表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一份网上资料还特别赞扬他。原来90年代林苏民多次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指导该医院的医生使用内窥镜进行妇科手术。在林苏民的悉心指导和该医院医生的努力下，90年代后，该院内镜医术从仅用于妇科和计划生育疾病的诊断过渡到了镜下手术，不但为患者解决了病痛，该院医生也得到了培养。

林苏民现已退休。他也是一名作家，出版过好几本关于性教育的专书。育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也是一名医生。

至于官星波则有两个儿子及六个孙子，分别住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目前她与帮佣同住白桥组屋，平日忙于写作。问她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她答：“完成音乐剧《林文庆》后，我打算退休，从小写到现在，感觉有些累，是搁笔休息的时候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Remembering Lim Boon Keng

An interview with his great granddaughter Stella Kon

On 18 October 1869, Lim Thean Geow and his wife brought their third child Lim Boon Keng into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the parents passed away, leaving the boy in the care of his grandparents.

Lim Boon Keng was among the first Singapore Chinese to win a Queen’s Scholarship to study medicine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His public service records were outstanding in the areas of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10th to 13th October 2019, “Lim Boon Keng” will make a stage appearance in Victoria Theatre. It is a musical being written by Stella Kon. S

tella Kon is the great granddaughter of Lim Boon Keng. She is a playwright, author and poet. She revealed that the idea of writing a musical based on the life of her great grandfather came to her 20 years ago. She did not seriously start penning until 2 years ago. She is still writing during this interview.

Born in 1944 in Edinburgh, Stella Kon came to Singapore at 4 years of age. Her 76 years old great grandfather was still alive then. She has little recollection of him except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her father Lim Kok Ann and various publications. The only memory she has is that whenever her great grandfather smoking cigar, he would twirl the foil wrapper onto her little finger like a ring.

Apart from serving the community as a medical doctor, Lim Boon Keng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and the first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 girls.

Lim Boon Keng was appoin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Xiamen University between 1921 and 1937. During that period, he had largely forgone his own salary and even sold his properties in Singapore to fund expenses mainly incurred for the university. He went to Nanking, Shanghai, Foochow, Canton, Singapore, Malaya and Indonesia to raise fund to sustain the university.

Lim Boon Keng’s deep adherence to Confucianism was strongly tied to his pedagogy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Confucian teaching was largely pushed to the background arising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is adversely affected Lim’s administration, which although ahead of his time, was undeservedly neglected by the University. It was only until 2005 the Xiamen University decided to commemorate Lim’s contribution with the “Boon Keng Pavilion”. Following that, Lim Boon Keng statue was erected, the Lim Boon Ke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 set up and his residence was marked as a heritage site.

In 2004, a ceremony commemorat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ee Kuan Yew praised Lim Boon Keng as an exemplary scholar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Straits Times devoted a full page write up on Lim Boon Keng and his part in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Stella said with much pride that this was truly a solid recognition of her ancesto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Japanese army pressed Lim Boon Keng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He was told to raise $50million Straits dollars for the Japanese as a pledge of loyalty and to save Chinese lives. He was criticised by par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r this.

Lim Boon Keng passed away on 1st Jan1957, having lived in seclusion after the war. He was buried in Bidadari Cemetery.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