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 那海角 那码头
——第一代殖民地官员约翰斯顿琐记
文图·黄兰诗
新加坡河畔，高楼大厦千姿百态，鳞次栉比，商业金融中心的驳船码头，人流熙攘，一派繁忙景象。夜晚的新加坡河上五彩缤纷的楼灯、游船灯、霓虹灯，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川流不息的河水恰如孔子所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在这里也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昔日的小渔村早已淹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
(图1) 新加坡河畔的塑像
然而，历史也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碎片，让人去遐想，破解。例如，新加坡河拐角处著名的“红灯码头”，为何名“红灯”？其实，这一名称本身就隐藏着历史的“密码”。如果用心去解“密”，会发现答案近在咫尺，新加坡河西岸一组塑像(见图1)便是谜底所在。这组塑像中有华族、马来族，有商人和苦力等，塑像名为“河岸商人”(The River Merchant)，旁边的说明牌上写道：“这组塑像描绘了新加坡早期的苏格兰大商人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在华族商人与马来族领袖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背后的印度与华人苦力把货物搬上牛车的塑像反映了当时新加坡河口贸易蓬勃的现象。”据此可知，翘腿而坐侃侃而谈的英国绅士名为Alexandra Laurie Johnston。宋旺相的《新加坡百年华人史》将此名翻译为“庄士顿”，而本地的华文报纸大多译为“约翰斯顿”。对此人物，百多年前本地居民几乎无人不晓，但现在所知者可能有限，《海峡时报》1956年4月29日第12页的大标题甚至把JOHNSTON写成JOHNSON。那么，这位约翰斯顿先生何许人也？为何其塑像会出现在新加坡河西岸？约翰斯顿与“红灯码头”又有何“瓜葛”呢？
德高望重的商人、法官——约翰斯顿
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出生于苏格兰南部邓弗里斯(Dumfriesshire)一个高度受人尊敬的家庭。他起初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军商船队(Merchant Navy)一起前往印度，升至大副(Chief Mate)后离职改行，转而经营和指挥一艘自由贸易商船(free trader vessel)。他是该商船的拥有者或者至少说是部分拥有者，并且亲自领航过好几次。
富有冒险精神与海外贸易经验的约翰斯顿来到新加坡的时间仍待查考，很可能是与莱佛士同年(1819年)登陆。他是新加坡最早的英国定居者之一，于1820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采用自己的本名Alexandra Laurie Johnston登记了A. L. Johnston＆Co。这是新加坡成立的第一间欧洲企业，亦为新加坡最早的欧洲代理公司之一。1823年左右，他在新加坡河西岸(莱佛士刚刚派人填埋好的沼泽地)择地建造了一个商务楼，用作货栈(godown)兼住宅。据说，这是新加坡河西岸最早出现的贸易行，由此开辟了西岸走向繁荣的历史。从这一点可以说约翰斯顿是新加坡贸易的开路先锋，也是本地商贸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有关约翰斯顿和莱佛士的关系，从两者留下的书信看应该属于知己。1864年来到本地在A. L. Johnston & Co旗下任职的查尔斯·百克利(Charles Burton Buckley)在其《新加坡史话》里描述，约翰斯顿不仅对莱佛士充满信心，而且也非常享受哥儿俩之间的特殊友谊。这样的评论肯定有其充分根据。莱佛士于1823年2月将其列入地方法官(Magistrate)，担任“新定居点”法律管理人，在这批由数名有识之士组成的司法推事官中，约翰希顿名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了莱佛士对其能力与人品的信任与器重。
约翰斯顿不仅是成功的商人，对于公共事业也十分热心。可以说对于当时所有公共事业，他都竭尽所能率先为公众争取利益，确保最佳结果。比如，他是“莱佛士书院”的信托人，他的公司A. L. Johnston＆Co被任命为名誉财务主管；他积极参与组建“新加坡商会”(The 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是商会重要创始成员之一，并荣任首届主席。该商会成立于1837年2月8日，作为当今“新加坡国际商会”(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的前身，是新加坡乃至亚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组织之一。因此，约翰斯顿同样受到了商界及其他业界的高度尊重。
据现存资料可知，约翰斯顿还是一个善于交际、慈祥善良、慷慨高贵的绅士，深受欧洲人和当地各族人的喜爱，并且威望甚高。他最早的个人账簿里的第一条出纳内容是：“支付释放一位欧洲女奴隶的费用$10”。当地各族人包括华族在内，都很乐意寻求约翰斯顿的意见，当人们在商务、工作等上出现矛盾或争议时，他便充当调停者。他的判定与法院的裁决一样受人尊重，不仅获得法院当局的高度赞赏，也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称颂。据说当有约翰斯顿在场时，根本不需要法庭，因为有他在就没有人会想到法院，所有的纷争到了他的面前，都能公平地迎刃而解。
(图2) 约翰斯顿肖像
他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1841年离开新加坡时，已经是当地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他自己也自称是居留本地最长、资格最老的居民之一。确实，他见证了新加坡从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转变成了来往船只川流不息、蒸蒸日上的贸易港口。离别前，不论是华族或阿拉伯商人都流露出不舍之情，纷纷赠送礼物留念，包括集资赠送名贵的金鼻烟壶、银盘子等纪念品。他也回礼留念。例如，他将一幅个人肖像画(见图2)送给本地华人挚友薛文仲(See Boon Tiong )。现在，这幅肖像画几乎成了约翰斯顿的代表性“标准像”。据称，此画出自19世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之手。
回到苏格兰后，仍然眷念“故土”的约翰斯顿继续支持本地的公益事业，虽然本身是英国圣公会新教徒，但还是积极发放基金捐款给本地的天主教教堂。其名下的A. L. Johnston＆Co公司此后继续营业，直到1847年他退出了所有的股权，并将公司交给合伙人经营。公司最后由第一个合伙人查尔斯·里德(Charles Rideout Read)的后人威廉·里德(William H. Read)继承，直到1892年正式停业。
1850年2月19日，约翰斯顿在苏格兰科尔库德布赖特(Kirkcudbright)的蓝山(Blue hill)与世长辞。本地各界纷纷悼念，《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则以一大版面登载讣告，发表追悼文章，缅怀其为新加坡所做的巨大贡献，文中写道：“认识他就等于认识一位诚实的人和一位热情的朋友。”(To know him was to know an honest man and a warm friend)、“他是新加坡最杰出的‘有价值’者之一。”(he was one of the most sterling of the“worthies”of Singapore)
风水宝地——海角捕捉者
前文说过，1823年左右约翰斯顿第一个在新加坡河西岸建起了商务楼。如今上述的塑像正是树立于此地附近——当年驰名的“Tanjong Tangkap”。而这一名称本来是约翰斯顿商务楼的俗称。
(图3) 海角捕捉者
(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1 December 1950)
1950年12月1日《海峡时报》刊登“Tanjong Tangkap”一文，并附照片一张(见图3)。照片显示的就是约翰斯顿商务楼的旧址，即当今“马来亚银行”(Maybank)大楼(亦说是“渣打银行”，两建筑十分临近)的所在地，位于百得利路(Battery Road)一侧。约翰斯顿商务楼是两层建筑，面向海滩，另一侧则朝向新加坡河，建筑入口处邻近河边设有台阶，供私人专用上下船，水上出行十分便捷。在原始新加坡河口还未填土延伸出去前，此处地势突出于海面，约翰斯顿在此建造起高大建筑，目的在于随时眺望海面商船的动静。当货船从海面进入新加坡河时，能够第一个“捕捉”到此信息进而与船主洽谈买卖的当然是此建筑的主人。马来语“Tanjong”的意思是海角或岬角，“Tangkap”是“捕捉”。醒目的建筑与精明的主人，一定令人印象深刻，久而久之，人们友善地给这一建筑取了绰号“Tanjong Tangkap”。约翰斯顿确实慧眼独具，这个区域从开埠以来直到现在都是新加坡商业和金融的风水宝地。
这一风水宝地随着约翰斯顿的开发，渐渐成为当地了望海湾景色的绝佳地点。不知不觉间，人们在茶余饭后沿着海滨散步时将脚步延伸至“海角捕捉者”。此处正好有一废弃的炮台和低矮的石墙，自然成为人们歇脚闲坐聊天、交换信息、观赏海景的好去处。因此，这里还一时成了出名的“八卦点”(Scandal Point)。而约翰斯顿总是敞开着大门，热情地接待来客。上述塑像再现的正是约翰斯顿坐在自家门前与华族商人、马来族领袖交谈的场景。
不过，这一风水宝地也有背运之时。1824年1月18日，当天的潮水比通常最高的春季潮汐高出两英尺，海水溢出涌入华人的商店，也漫进了约翰斯顿的仓库。最靠近大海的百得利路被海水淹没，海水高得舢板能沿着街道行驶，而这是人们离开房屋的唯一方式。“Tanjong Tangkap”虽然在此次水灾中保留了下来，但仍未能跳脱被白蚁侵蚀的命运，于1848年倒塌。
通往世界的门户——红灯码头
作为本地对外贸易的开拓者之一，作为法律与经济秩序最早的构建参与者，本地人当然不会忘记约翰斯顿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他去世后的第6年，人们用其名为新建的码头冠名。
(图4) 早期的约翰斯顿码头，右边亭子周边设置有红灯四盏。
“红灯码头”之名源于此
(图片来源：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图5) 1890年的约翰斯顿码头 (图片来源：Gretchen Liu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图6) 1932年的约翰斯顿码头
(图片来源：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这就是“约翰斯顿码头”(Johnston’s Pier)，即华人俗称的“红灯码头”。为了适应本地贸易的迅速发展，1853年7月，市政委员会决定在约翰斯顿商务楼旧址附近建造码头，起初有人提出用木料建造，委员会在咨询政府工程师后，改为石料建造，预算开支在3000以内。码头于1856年3月13日竣工。为了便于夜晚船只识别方向，顺利进港，码头特地从英国进口了四只昂贵的红色照明灯，安装在码头海面最前端亭子周边(见图4)，夜晚点燃引路。醒目的红灯很快成为港口的象征，马来同胞称它为“LAMPU MERAH”，即红灯之意，华人亦习惯用“红灯码头”代称“约翰斯顿码头”。此后80年间码头经几次改建，变化很大(见图5、6)，昔日的“红灯”也早已难觅踪影，但是人们仍以“红灯码头”称之。
在飞机还未出现时，该码头成为本地与世界联系的重要门户，除了装卸货物外，人们坐船来往海外，也会利用此码头。许多著名的世界要人，包括英国殖民官员、英国皇室成员乘船首次踏上新加坡土地时，都是从此登岸。政府也因此经常在码头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如1898年4月李鸿章访问新加坡，本地华人还特地向英国政府申请装饰码头和举行鸣炮19响的欢迎礼节。因此，红灯码头曾一度被华人称为“接官亭”。
20世纪初，随着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约翰斯顿码头”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吞吐量，政府决定拆掉它，在旁边建造新码头。工程从1927开始至1933年竣工，耗资两百万元。不过，殖民政府宣布新码头将改用前任总督克利福德(Hugh Clifford)的名字来命名。获知此消息后舆论鼎沸。翻开1932年的报章，可以看到当时出现各种非议，抗议声浪也很高，为数不少的公众据理力争，坚持认为应该保留“约翰斯顿”之名。殖民地政府对此呼声置之不理，最终的结果是，1933年6月3日的新码头落成典礼冷冷清清，大众用“无声行动”来抵制命名。有关这一段历史情节或许只能通过开幕典礼的翌日，即6月4日《星期日论坛》(Sunday Tribune)的一则新闻窥知一二。据称因为更名风波，总督金文泰爵士(Cecil Clementi)在当日以非常简短的致辞收场，致辞后来也未见报。当局显然是在“低调”处理此次公共事件。通过此次风波，“约翰斯顿”当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和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图7) 2018年富丽敦海湾酒店的外貌
有趣的是，“约翰斯顿码头”建成后仍被称为“红灯码头”。如今，该码头仍然“健在”，不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退出了海运舞台，华丽变身为“富丽敦海湾酒店”(The Fullerton Bay Hotel)(见图7)。
时过境迁，历史正在无情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变得模糊，仅以本文的主角约翰斯顿先生以及红灯码头为例，在一些细节上就有各种说法。笔者捡拼这方面的历史碎片，在抛砖引玉的同时，也希望能唤起一些历史记忆。比如，各位在新加坡河畔漫步时，是否能有心在“河岸商人”塑像前驻足片刻，饮水思源呢？
参考资料：
［1］ 阿丹整理《红灯码头的故事》《联合晚报》，1984年1月16日
［2］ 新加坡历史照片展览》《新洲日报》，1950年5月16日
［3］ Roland St.J Braddell, Gilber t E Brooke, Walter Makepeace,London, 1921.“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9 Feb 1837, 19 Apr 1850, 1 Jul 1853, 17 Jun 1858, 11 Jun 1932, 2 Jun 1933
［5］ The Straits Times: 25 Oct 1853, 22 Aug 1854, 8 Apr 1856, 23 Oct 1929, 10 Aug 1932, 16 Nov 1932, 2 Jun 1933, 24 Nov 1935, 1 Dec 1950, 29 Apr 1956
［6］ Mid-day Herald, 7 April 1896.“The Arrival of Li Hung Chang”
［7］ Sunday Tribune (Singapore), 4 Jun 1933.“Wit and Wisdom of the Week.”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