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铁人”与“铁人”之母
——莱佛士铜像及其制作者漫谈
文图·黄兰诗
耸立于皇后坊的“铁人”(作者摄于2018年5月)
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 gave Woolner the commission to execute the statu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for Singapore; ……The statue was colossal and of bronze. The unveiling ceremony was very imposing: the natives expressed their admiration of the work, but regretted the figure had no hat under the burning sun of the Strait Settlements!
─THOMAS WOOLNER,R.A.SCULPTOR AND POET;HIS LIFE IN LETTERS (P.326)
上面的引文摘自艾米·乌尔纳(Amy Woolner)为父亲写的传记，大意是莱佛士塑像是由海峡殖民地总督维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委托乌尔纳(Woolner)制作，这尊巨大的古铜色雕像在壮观的仪式下揭幕，当地人虽表达了对这项工程的钦佩，然而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该雕像立在海峡殖民地炎热的阳光下，却少了一顶遮阳帽。
艾米是托马斯·乌尔纳(Thomas Woolner)的长女，其传记里提到的“莱佛士爵士塑像”，就是至今仍然耸立在“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厅”(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前的莱佛士铜像。通过这段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本地民众对莱佛士的淳朴感情──看到塑像后直接想到应该为其配上遮阳帽遮阳避暑。据说当年许多马来同胞第一次看到如此真人般大小的铜像时十分惊诧，并且这位“洋英雄”和自己一样黝黑(铜像呈黑色)的皮肤可能更令他们兴奋，于是，他们便凭直觉亲切地称之为“Orang Besi”，汉语直译是“铁人”。从此，这一作为新加坡象征之一的莱佛士铜像，在本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对于该铜像的来龙去脉，以及铜像制作者的“底细”，知晓者可能十分有限。
（图1）少年的乌尔纳。图片来源：“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图2）中年时期的乌尔纳。图片来源：“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铁人”的作者是何许人？
艾米给父亲写的传记告诉我们“铁人”的作者是其父托马斯·乌尔纳(Thomas Woolner)。托马斯·乌尔纳为何会与莱佛士铜像结缘？
托马斯·乌尔纳是英国著名艺术家与诗人(见图1、2)，1825年12月17日出生于英国哈德利·萨福克 (Hadleigh, Suffolk)，逝世于 1892年10月7 日。乌尔纳自幼就显示出独特的志趣与天份，幼年书写的文字就精美整齐，令长者啧啧称奇。他曾经对“虫草”世界十分入迷，并且观察细致入微，很小就为自己能辨认各类蝴蝶感到骄傲。他喜欢昆虫，经常把白天捉来的蚱蜢甲虫等藏在衣服口袋里带进房间。小时候他是和祖父母同住在一个小房间的，到了夜里这些昆虫发出怪异的声响，害得被吵醒的祖父点亮蜡烛四处查找。对身边事物，幼时的他也特别挑剔，难忍有划痕的家具或有裂痕瑕疵的瓷器。酷爱大自然，精于观察，追求完美，这些都流露出了艺术家、诗人的特性。
成年后的乌尔纳在雕塑与诗歌创作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青少年时曾追随着航海热远征到澳洲，在那里度过两年的淘金生涯，虽然淘金无果，却奠定了他在澳洲艺术界的名声。回国后，他为英国创作了许多重要的公共雕塑，为当时的不少英国名流绅士设计、制作了纪念章、胸像等。新加坡莱佛士、澳洲悉尼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大型铜雕皆出自其巧手。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受到同辈诗人好评与赞赏，评论家们称其诗作具有雕塑韵味。
乌尔纳在当时艺术舞台的活跃程度及其地位，通过以下事例可以窥知一斑。19世纪中叶在“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的发起和推动下，英国曾经兴起过美术改革运动，此运动对后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维也纳分离派、新艺术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影响巨大。该派最初由三名年轻画家发起，紧接着是乌尔纳等艺术家加入，形成著名的“7人兄弟会”(即人们所称的“前拉斐尔兄弟会”)领导运动的发展。该组织的宗旨在于改变当时的艺术潮流，反对在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时代之后，人们偏向机械理论风格主义的艺术，他们崇尚认真研究自然、真诚表达想要传递的理念。他们认为拉斐尔时代以前古典的雕塑和优美的绘画，已经被学院派的教学方法所腐化。因此这一流派有了“前拉斐尔派”之名。
谈笑有名邻 往来皆鸿儒
（图3）乌尔纳的早期作品《帕克》（1847）。图片来源：“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作为艺术家和诗人，乌尔纳与同时代的许多文人雅士、艺术家、学者有密切往来。例如，他与爱丁堡大学校长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都有深交，与著名的进化论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亦有不解之缘。他曾经为达尔文制作过胸像和纪念章，达尔文则在其名著《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一书里，将人耳呈尖形折点的特点，以乌尔纳的名字命名为“Woolnerian Tip”。因为乌尔纳对人类的耳形也有过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人的耳朵呈尖形折点，所以在早期作品《帕克(Puck)》(见图3)中很夸张地把小精灵的耳朵设计成尖形。这给予达尔文启发，于是有了此命名。此外，达尔文研究“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时，曾于1871年4月写信拜托乌尔纳等艺术家帮助观察年轻模特儿第一次登场时出现脸红等生理反应的情况，寻求艺术家们的观点。
乌尔纳与“铁人”如何结缘？
管见之及也许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乌尔纳1878年完成库克船长的铜雕后，塑像首先在伦敦展示，轰动一时，获得很高评价。库克船长与莱佛士都是为英国开拓殖民地的符号性人物，前者塑像的成功，可能使他“一发不可收拾”，燃起了为后者塑像的热情。
二是从小酷爱大自然的乌尔纳成年后依旧“本性难移”，经常带着夫人和孩子去伦敦动物园(Zoological Garden )游玩，以至于园内大小动物都认得这位熟客，园内的小猴吉米甚至还想与他分享自己的食物。而伦敦动物园的创办者正是莱佛士，对此乌尔纳不可能不知道。乌尔纳在与家人享受动物园的美妙时光时，对这位同样酷爱大自然的先辈充满敬仰、感恩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伦敦动物园，应该是将乌尔纳与莱佛士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
三是前面说过乌尔纳广交名流，在其交往者中，可能包括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维尔德爵士。因为1886年乌尔纳给著名诗人柏德谟(Coventry Patmore)的信里，提及海峡殖民地总督维尔德爵士，并谈到维尔德总督对诗歌很感兴趣。也许是“诗缘”将两者牵在了一起，并且有了制作雕像之约。
（图4）新加坡博物院内的“莱佛士胸像”。图片来源：《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
当然，以上只是猜测而已。不管怎么说，乌尔纳接受了制作莱佛士铜像的任务。不过，莱佛士爵士早在60年前已经离世。当时摄影技术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可供乌尔纳准确把握所塑人物形象的参考资料极其有限。据推测，乌尔纳应该是参照了著名雕塑家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Sir Francis Chantrey)此前所设计和铸造的两件相关作品。一是莱佛士夫人花1,500元英镑委托制成的莱佛士端坐沉思的大理石雕像，该像目前置放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二是原本要提交给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莱佛士胸像。不过这尊胸像原件因装载的船只在苏门答腊(Sumatra)水域发生火灾而随船沉没，所幸钱特里爵士保存了原始石膏模型。乌尔纳参照的应该是复制品。顺带提一下，现存的已知复制品共四件，其中一件曾经在国家博物院内展出过(见图4)。
“铁人”搬家
(图5) 1887年“铁人”揭幕典礼(图片来源：“THE LIF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乌尔纳的“铁人”制作完成后，1887年6月27日在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The Padang)举行了落成揭幕典礼，总督维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Aloysius Weld)亲自主持(见图5)。这是配合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加冕金禧纪念日的节目之一。从图5可以看到，参加者众多，场面十分盛大。对于雕像，维尔德爵士在日记里说是自己所见过的雕像当中最伟大的之一。从此，这尊高2.44米的铜像面向大海(当初铜像所在地为海边，后因陆地向海中延展，环境已发生巨变)，矗立在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上。不过，与风光一时的典礼相比，在随后的30年里，“铁人”似乎遭到冷落，尤其是当大草场上举行球赛时，观众往往爬到铜像的基座上观赛──这未免缺少应有的敬重。
(图6)1919年移至皇后坊“维多利亚纪念堂”大门前的铜像。图片来源：“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时至1919年，人们在纪念新加坡开埠100周年时，又想到了这位开拓者，并且将铜像移至皇后坊“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大门前(见图6)。原本座落于此的小黑像(暹罗王拉玛五世1871年访问新加坡时所赠)则移居到“高等法院”(Court House，“旧国会大厦”的前身，现为“艺术之家”，The ART House)前的院落。与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相比，铁人的“新居”环境优美，其背景围廊建筑由公共工程部的建筑官阿曼( W.Campbell Oman)设计，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铜像的前方则设有喷水池、花坛、大花瓶等。这一切令铜像显得庄重而高雅。
(图7) 刘溪士先生描绘的开埠百年庆典盛况 (图片来源《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宋旺相先生在《华人百年史》记载了此次“铁人搬家”的盛况：庆祝百年开埠定在2月6日，当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为铜像迁移仪式增添了不少光彩。总督扬格爵士(Sir Arthur Henderson Young) 主持揭幕典礼，参加仪式者则来自世界各地，有其他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联邦的代表，场面壮观可谓空前。本地画家刘溪士先生(Mr. Law Kway Soo)曾以逼真生动的画笔，再现了这一百年庆典的盛况(见图7) 。
据说雕像在新居亮相时，天上曾出现完整的半圆彩虹光环。同样的情景百年前莱佛士在书信里也有描述，他说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天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这一插曲似乎为此次活动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图8) 1942年，铜像移至昭南博物院时的情景 (图片来源：“Singapore-A Pictorial History”)
在此后岁月里，海峡殖民地协会(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ssociation)的代表在莱佛士的诞辰、而世事难料，1942年初日军进攻新加坡，铜像也受到殃及，炸弹碎片经左腿飞向右腿造成伤痕等。虽然并无大碍，但铜像面临更大的厄运。据称昭南军政监部曾企图将其送到日本，作为战利品或者熔解再铸兵器。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战争年代，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日军在一些统治地区连铁锅等日用铁器都搜刮去造武器。所幸市政府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日军当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设法使战争与文化分离。这样，被视为英殖民统治象征的“铁人”，就被搬进“昭南博物院”(Syonan Museum)，即今日“国家博物馆”馆内的大厅(见图8)。重达12吨的基座在搬运过程有一些小破损。“铁人”在博物院里默默度过了近4年不见天日的岁月。
二战结束后，经过修复的“铁人”于1946年7月6日获得解放，重新回归到“维多利亚纪念堂”(现称“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厅”)的门前，总督詹逊爵士(Sir Franklin Gimson)亲自主持揭幕典礼。选择7月6日，是此日正是莱佛士第165周年诞辰纪念，雕像的复位则象征着新加坡经在二战洗礼后的重生。然而，战后新加坡正处于动荡时期，反殖民主义运动日益升温，“铁人”复出后亦难逃池鱼之殃，有人把情绪转向它，据传最严重的情况是铜像几乎差点被迫离开基座。值得庆幸的是，“铁人”最终被保留下来。
“铁人”的孪生兄弟
不仅如此，时至七十年代，“铁人”还有了“孪生”之弟。当时，“旅游促进局”提出以“铁人”为模本另行复制一尊同样的塑像，安置于150多年前莱佛士的登陆点，旨在吸引游客，同时让人们“触景生情”重温历史。新的塑像用白色人造大理石(Polymarble)制作，除了身高(约3米)略高于铜像外，其他方面一模一样。
1972年2月4日下午，代总统杨锦成医生(Acting President Dr. Yeoh Ghim Seng)为这尊“白铁人”主持了落成揭幕典礼。新的塑像被安置于新加坡河东岸驳船码头(Boat Quay)。当然，有关莱佛士登陆点存在争议，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梧槽河岸(Rochor River)。
而饱经历史沧桑的“铁人”则依旧傲然矗立于皇后坊。他英姿豪迈，器宇轩昂，双手交叉，脚下踩着新加坡地图，仿佛在告诉世人：我来了，这里是我的地盘。今日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优越先进确实印证了其远见与才能。“铁人”亦成为新加坡的一个象征或标志，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见证着新加坡的发展。
至于因制作铜像而与莱佛士结缘的乌尔纳，则缘分续接，去世后与莱佛士爵士同样安息于亨登·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 Hendon)。似乎冥冥之中，确有天意。
(图9) 纪念开埠200周年，“白铁人”与其他先贤“相聚”
(图片来源：作者摄于2019年1月6日)
时值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莱佛士登陆点以及此处的莱佛士塑像更令人瞩目。为了共同纪念那些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贤，新年伊始，莱佛士塑像周边新增了四尊塑像，即相传将我国命名为“狮城”的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富商兼慈善家陈笃生、莱佛士的秘书兼马来文豪孟诗阿都拉、商人兼印度社群领袖纳莱依那比莱(见图9)。先贤相聚在一起，一定在祈求着“狮城”更美好的未来。
参考资料:
［1］ 曾铁忱：《翁莱佛士铜像的故事》《南洋商报》，1963年8月4日
［2］ 莫美颜：《莱佛士铜像的沧桑》《联合早报》，1987年10月11日
［3］ 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年
［4］ 许云樵著：《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年
［5］ 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1897) “THE LIFE OF SIR STAMFORD RAFFLES”
［6］ Amy Woolner (1917)“THOMAS WOOLNER, R.A. SCULPTOR AND POET; HIS LIFE IN LETTERS”
［7］ Syonan Shimbun(9 September 1942)“Raffles’ Statute Being Removed to Museum”
［8］ Syonan Shimbun (13 September 1942) “Statue of Founder Removed to Museum”
［9］ Indian Daily Mall (6 July 1946) “Raffles Statue Restoration Today”
［10］ Malaya Tribune (12 July 1946) “Sir Stamford Raffles & A Rainbow”
［11］ Ong Choo Suat, New Nation (3 December 1971) “Our Heritage Many a narrow escape for Raffles’statue”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