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华校─我在南安学校的那些年
文图·唐金华
托蔡澜妈妈洪芳娉校长的福，我成功地由淡滨尼的明伦学校转校到她任校长的南安学校执教，那是1962年初的事。
之前，我在巴耶里峇民用机场边沿的明伦学校任教，因机场保安和扩充的关系，土地被强制征用，明伦和附近的启华学校也被迫停办。当时洪校长的南安学校正好有空缺，我立刻被邀请加入南安学校的教师团队，继续教学的生涯。直到1975年12月，因数次不知名的火患，土地被政府强制征用，像其他许多当年的华校一样，南安学校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第十三届毕业生及董事、教师在南安学校校舍前合影(左六为洪芳娉校长、左四-五分别为杨素心老师、陈良琬老师、后左一为作者)
留在心头的南安学校
南安学校座落在乌桥头恶名昭彰的阿福路，当时被称为新加坡的“芝加哥”。阿福路直接通往目前的大巴窑，里面还有海南人办的培达学校。路的两旁有密密麻麻的锌板屋、杂货店、小工厂、贸易公司和咖啡店等。其中最出名的是祥和饼干厂。这一带杂乱无章，进出的小路弯弯曲曲，纵横其间。住户不计其数，火患时逃生不易，灭火更难。陌生人在里面行走，犹如进入迷宫。入夜时，外人或计程车都不敢随便深入阿福路内部。
南安学校由财力雄厚的南安善堂主办。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目前大巴窑2巷教堂附近的旧校址搬到阿福路3号。它是一栋长方形的平房建筑。前半部是南安善堂，供奉宋太峰祖师。前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空地，面对阿福路，平时作为学生上体育课的操场，年底则搭了戏台，作为上演老赛桃或老一支香的潮州地方戏和宋太峰祖师庆典的用途。后半部则是南安学校，校门和办公室面向惹兰杜逊，校内树木参天，环境清幽。校舍分在左右两侧，各有三间课室；中间是天井，空气流通，光线充足，还种有两棵柏树，绿意十足；校舍的左边有一个篮球场和食堂。全校上下午共有12班，因课室不是标准型的，全校上下午班最多只能容纳300多名学生。
当时在马里士他路附近还有多间华文小学，如实用学校、真光学校、培达学校和政府的马里士他山学校及博理学校等。南安学校最靠近大芭窑1巷，位于祥和饼干厂的对面，学生来源较多，但多是大芭窑大智学校、培青学校和培群学校过滤后，成绩较差的插班生，奇难杂症的较多。但我校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所以每班的人数已达到饱和。尤其是大芭窑1、2、3、4和5巷的组屋相继落成后，学生人数激增，大有人满之患。大巴窑区内的情况更严峻，有时家长把南安学校当作避风港，一有机会他们便把他们的子女转校回大巴窑区内的学校，令人难受和无可奈何。因校车难以应付要求，笔者特地向国际贸易公司申请一辆大型免费的学生巴士，交给蔡瑛和他妻舅经营，纾解了学生交通的问题。
当时还有不少学生走路上学。早上惹兰大巴窑往来的车辆如过江之鲫，要越过马路到南安学校来，难如登天。因此笔者特地致函陆交局，请求搭建天桥，方便学生过马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久当局来函：连贯后港和汤申路的大巴窑快速公路不可能搭建天桥。我认为这是歪理。为了学生的安全，笔者亲自拍了几张照片连同请求函件，再呈上陆交局。经过一段时间，陆交局终于在祥和饼干厂附近搭建了天桥。
“七校联合运动会”，由实用学校伍佩章校长颁奖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步行上学的学生在七校联合运动会中表现特出，赢得不少奖章。所谓“七校联合运动会”，是由武德小学、振中小学、云峰小学、德义小学、实用小学、建华小学和南安小学组成，在花拉公园运动场总共举行了7届，主宾是惹兰勿刹国会议员陈志成先生。
作者近日与1964年毕业的南安学校学生合影(前左起：吴来胜、作者、符之忠、后左起：方俊耀、陈忠凤、詹龙翔)
校长、老师和学生
蔡澜的妈妈洪芳娉，担任南安学校校长有20多年。她每天穿着剪裁精致的旗袍，戴着一副金边的眼睛，雍容高贵，很有气质。她上下班备有自己的奔驰专车接送，待人彬彬有礼，谈吐风雅，又是潮州人，所以和董事部及家长沟通得十分融洽。每逢佳节，还有家长送来礼品或水果，供老师同享。洪校长有两位干儿子，其中一位是潘国驹教授，另一位则住在曼谷，在唐人街经商，每年都托人送来珍贵的海味。洪校长还有两位“闺蜜”，就是陈良婉和杨素心老师，她们都是令人尊敬的老师。陈老师的丈夫是著名的画家沈橹；杨老师的丈夫则是中正中学的事务主任林祺源，他们的两个孩子林乃田和林乃燕也是新加坡特选中学著名的校长。洪校长的幼子蔡萱也是在南安学校完成6年小学教育。
我被邀请加入南安学校服务后，多数安排担任5、6年级的教学工作，除了华文，也兼教数学和英文。因英文老师短缺，硬着头皮继续教学的生涯，但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学生好学、遵守校规，所以学生对待师长十分有礼。那些年是我教学生涯中最快乐和最称心的岁月。
在1962年，初到南安学校时，我担任6年级的级任。班上的同学有不同的背景，有好多是超龄生，也有从唐山来的插班生，如郑佩貂、杜家道和陈镇安等。也有土生土长的，如侯爱兰、何书玲、林玉英和张淑贤等。武吉班让正华学校林校长的儿子林树鼎也在班上，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我还选他做班长。其他我还有印象的有陈镇鹏、劳天赐和张益辉等。在年中考试后，林玉英和杜家道因成绩不理想，决定退学。洪校长派我去家访。我第一次家访，和家长交谈了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和三尺不烂之舌，结果还是徒劳无功，无法说服学生和家长，可谓出师不捷。
我在南安学校服务共14年，洪校长1969年退休后，我被教育部极力推荐接管校政，董事长李禧金和我谈吐很投机，我也尽力为董事部服务，尤其在它搬迁时，帮忙董事部奔跑和办理一些文书的工作，因此被委任为建堂的顾问。担任了学校的行政工作，才领会到人在江湖，冷暖自知，有苦也有乐。
60年代，我校缺乏合格的英文老师。到了60年代末期才争取到三位合格的英文老师，他们是何自强，吴春英和陈祝临，尤其何老师很有耐心和爱心，忠于职责，很受学生的爱戴。老教师相继退休后，新加入的有徐有德和卢传钦老师。全校的老师除了一位英文老师未经师训外，其他的都是合格教师。到了70年代，徐老师和卢老师离职加入政府学校，我特地邀请陈彬川、方芳仪和李朝宏三位老朋友加入团队，加上原有的李遴春、夏满莲和庄英平等老师，他们都很落力教学，自动替高年级的同学额外补课，因此会考成绩进步神速。家长和董事部都对团队表示十分赞赏，每年教师节和节日都宴请老师和校工。
我校的文化气息很盛，洪校长是才女；前书记佘克璇(笔名谢克)是文艺界的名人；李遴春(笔名李涛)和陈源发(笔名陈凡)都是辛勤的写作者，各有建树。我觉得60年代的学生很有人情味，尤其是被我处罚过的同学，如陈欣荣、陆赐亮和同班的符之忠、陈来顺等时常在香港仔点心店招待师生。詹龙翔、陈忠凤、张桂珍、侯爱兰、吴来胜和赖培英等也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联系。此外，68年小6毕业的方祯祥和沈建发两位每年都送我礼篮，令我十分感动，也感到在教育界的付出有了回报，令人心暖。
喜忧掺半的往事
有一位姓谢的家长替儿子来报名，出生证写着谢弟弟。咦，怪了，四年级已经有一名同名同姓的男生，父母的名字也一样。我特地到谢家访问，发现他们住在阿福路小河的木桥旁，一间普通的锌板屋，一家有10口。夫妇都是文盲，在文德路的巴刹卖鸡蛋。他们共有8个男孩，最大的名弟弟，其次是二弟、三弟、四弟。到了第5个，他们搞乱了，报生时又叫弟弟，所以一家出现了两个弟弟，然后接下来的是六弟、七弟、到了第八个才取名为明德。由此可见，鸡蛋很有滋养，要多子多福，就要多吃鸡蛋。
有一位妈妈来替儿子报名，她写的华文名字和出生证有异。出生证的名字是陈姓，而她给的名字则姓郑，牛头不对马嘴。经过详谈后，原来孩子出生时爸爸在航海，由大舅代为办报生手续，技术上误把大舅当作父亲。
4年级有一名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我查看他的成绩册，发现他从1年级开始，年年考第一。他的家长特地要求和我见面，要把他的孩子转到小坡的名校，理由是搬家了，不方便留在原校。我没有异议，便批准他的要求。不料过了两年半，他又来见我。原来他的孩子到了新校， 5年级便考不及格，第二年留班后，还是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但他不敢让家人知道，每天照常“上课”。到了第3年7月左右，他的父亲才发现前因后果，硬着头皮来要求我重新收容他的孩子。我接到这个烫山芋，一时也有点无所适从，因为全新加坡的学校可能都不会考虑这种个案。我将心比心，毅然接受了这位学生。他在两三个月内拼命苦读，皇天不负有心人，顺利考到小六的会考文凭。
5年级有一名姓张的同学，时常翘课，又没做功课。他父亲是开小酱油厂的，矮矮胖胖，没有穿上衣，正在料理他的生意。我把他孩子在校的情况向他反映。他看了我一眼，说：“ 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我没有读书也能赚钱！”
6年级有一位学生连续两天没有来上课。众所周知，6年级要参加会考，功课很多，不允许翘课。在家访时，家长说是出花缘。原来这是潮州人的风俗，表示成长为成人的过程。
有一次，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事前，学校前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全体董事和师生都不敢怠慢。结果，他来临时只到董事部的办公室和他们交谈几句，茶水和蛋糕都没有碰到，便像狂风一样，消失在人群中。
在南安学校期间，有些事令人难以释怀。
我们的校工洪亚细，清早到校，非常勤奋，打理校内的清洁，敲钟和大大小小的事，一脚踢，做得井井有条。她婚后，生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婴，满月后，交给亲友照顾。不久传来噩耗，她的婴儿睡在沙龙时，被窒息身亡。亚细悲恸欲绝，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深表同情和慰问。之后，几个月学校暂时没有校工。
在70年代初期，我校的前书记李小姐不幸在家中被人谋杀。当时正好是学校假期，我和家人在马来西亚度假。回来后，立刻被刑事调查局请到丝丝街的办公室问话。他们知道其间我在马来西亚，二话不说，便叫我回去。据我所知，其他的老师也被传招去问话，结果查不出究竟，判为悬案。
2年级有一个小女孩名叫安娜，是插班生。她的父母都是东马人，结婚多年没有子女，便领养了安娜。果然，不久她带给义父义母一对弟弟，所以很得他们的宠爱。每天升旗礼她站在最前面，眉目清秀，十分乖巧。9月雨季时，她乘坐校车回大巴窑4巷，雨后水沟涨满水，她踏空掉进大水沟，被冲走得无影无踪。当晚家长来学校查询，我也联络校车司机林源安，报告所知的情况，到了入夜也没有眉目。直到第二天下午，人们在黄埔河发现她的尸体。我和家长一样，感到很悲痛；对一个美丽可爱的小生命突然消失，感到无比惘然和无助。
1969年，新加坡遇到10年一度的大水灾，全岛交通瘫痪，波东巴西尤为严重。我校的桌椅和图书也被洪水蹂躏，到处都是烂泥，损失颇大。之后，在阿福路莫名其妙地一连发生3次火患。有一次，我在傍晚刚好路过惹兰大巴窑，看见学校附近熊熊大火，立刻火速赶到学校，幸好学校没有被波及，但校内挤满了逃生的村民。接着不久，居然又发生了火患。终于，阿福路附近所有的土地被强制征用。正当学校的成绩正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时，接到生死令，大家都表示惊愕与无奈，学校只好被逼在1975年12月31日正式关闭，走入历史。
学校关闭前，大量的图书和视听仪器等分别赠送给华侨中学、弥陀学校和芽笼美以美学校。教育部、人事部邱瑞发先生和张庆源先生也曾多次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继续担任校长一职。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加以婉拒，重新再执教鞭，到中学继续教英文的课程，到1998年法定年龄退休，但继续担任代课老师，从未间断。屈指一算，风风雨雨，有起有落，执教生涯已经56年了。2018年，我已年届80高龄，决定退出杏坛，把时间归还自己，随心所欲，享乐晚年。
(作者为本地作家、资深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