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骆明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下南洋躲避战乱
1935年9月19日出生于厦门禾山的叶昆灿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他上面有个年长一岁的姐姐。看着姐弟俩一天天长大，做父母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俩都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的受益者，毕业后即投身教育工作。他们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求孩子们平平安安地长大，像他们一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然而，就在昆灿即将两周岁的时候，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愿望却被宛平城上空传来的枪炮声击得粉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一个又一个城池相继沦陷。两个月后，昆灿的父母只好做出去国离乡的决定，他们带着一对儿女挤上开往南洋的轮船，来到了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新加坡以躲避战乱。
抵达狮城后，父母先在美芝路一带任教，后来被聘请到距离巴耶利峇路两三公里的椰园办学。那里到处都是挺拔的椰子树，人们住在椰树间隔处的亚答屋里，鸡犬相闻，日子平静而安稳。不满6岁时，昆灿进入光华学校就读小学一年级。本以为从此即可日日安享读书之乐，谁知就在他入学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跨过新柔长堤，踩踏在了马来半岛南端这个蕞尔小岛上。
日治时期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停课，刚刚摸到书本的昆灿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手缩回来，离开学校回到了家里，沦为乱世民的一家大小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躲避日军的“大检证”，父母只好把学校的华文书用油纸包好藏在马桶底座下，然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给孩子们讲讲华文故事或者在昏黄的油灯下教他们读书认字。昆灿记得那个时期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徐文长笑话集》，另一本是《蛮荒历险记》，虽然不能认全所有的文字，不能理解全部的内容，但却让他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读书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在日治时期，所有的孩子们不但失去了堂堂正正入学读书的权利，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饿肚子更是再平常不过。所以那时的民众除了保全性命外，他们每天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想办法填饱肚子。
这个时期对昆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她常常对昆灿说：“世上只有懒人，没有懒土，如果懒惰的话，做鬼也抢不到金银纸⋯⋯”
年纪小小的昆灿不想做懒人，他在自家屋前开辟了一片田地种植起瓜果蔬菜来，还跟姐姐一起养鸡、养猪，一起去远处为一家大小挑食用水。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勤劳、自律、凡事亲力亲为的好习惯。
求学时代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零八个月，日军撤离，战争结束，社会秩序趋于正常，学校陆续复课。因为年龄的关系，昆灿直接跳入住家附近的导桥小学读三年级，半年后，父母把他送去了位于小坡亚美年街的道南学校。那是一所颇正规的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教了他半年华文的郑梦周老师。郑老师要求每个学生来校时必须带两本华文故事书放进一个书橱里，然后大家相互交换借阅，同时还鼓励学生跟着他一起去书店买书，每人一到两本，买回来后大家相互借阅。当时的校长林居仁先生也鼓励学生去书店看书、买书。通过大量的阅读，昆灿对华文的热爱与日俱增，这为他日后进入中正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华文文学殿堂的大门。
进入文学氛围浓厚的中正中学后，昆灿才知道原来郑梦周老师就是以中篇小说《秀子姑娘》而名震本地文坛的姚紫，后来他主动帮姚紫推销他的《文艺报》，并从他那里取得了编辑刊物的经验。
幽静秀丽的中正中学藏书丰富，每本图书最后一页都写有“坐拥百城”字样。走进“书城”的昆灿如饥似渴，他开始有计划地大量阅读起来，从巴金、冰心、庐隐到徐志摩、朱自清、鲁迅、曹禺、夏衍，再到契科夫、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大仲马、小仲马等，高中时开始涉猎中国古典名著。他读书既多又快，每天一本甚至两本，这种阅读习惯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
那时的中正中学设立了一个壁报，叫做“汇流”，用来张贴学生的优秀习作，进中正不久，昆灿的一篇习作就被老师选中贴在了壁报上。中二时他参加了《南方晚报》举办的征文比赛，获得安慰奖。以此为起点，他开始了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跋涉。
高中毕业后的1956年，他顺利进入刚刚开办的南洋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他提出了创办文学社团的设想，并如愿成立了“创作社”。后来在凌叔华教授的鼓励下同其他五位同学（丁上白、丁上红、梅炎添、谢添顺、章邦枢)每人出50块钱办起刊物来，但因注册不到刊名，只好采取每期一个刊名的办法，先后出版了四期，书名分别叫做《夏天的街》、《现阶段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这些图书对于新马华文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从荆棘中走出路来
1959年，叶昆灿从南洋大学毕业，作为第一届毕业生，他在谋职的路上被碰得鼻青脸肿后才在联邦彭亨州觅得一份教员的工作，第二年方进入母校中正中学教书。1970年他调离中正来到公教，4年后担任校长，直到1983年离开教育界。在长达24年的教职生涯里，他除了自己坚持写作外也积极培养写作人才。他曾指导公教学生创办名为《学文》的刊物，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后来成为本地华文作家的梁文福、柯思仁、黄意会等都曾是《学文》的主要撰稿人。同时他也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每天在报栏里张贴报纸供学生阅读，一方面为他们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另一方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一举两得。
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并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早在1962年，他就接手教师会的工作，并于次年担任了秘书，随即提出复办《南洋教育》，后来又创办了《新加坡青年》、《中教学报》 ，以期让更多人喜爱华文并用华文创作。以此同时，他以司徒文、刘心、刘步、赵明、唐尼、胡笳、司马路、丘野等为笔名大量撰稿，1974年他开始以骆明为笔名，谐音“略明”，意即“大略明了人性之复杂、人心之难以捉摸”，亦包含看破红尘、顿悟人生之意，从此骆明取代本名叶昆灿享誉文坛。1977到1983年间，他经由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出版了8本文集，作品之丰可见一斑。
新华文学的推手
骆明出版的著作
1975年的某一天，时任教育出版社总经理的何家良携属下成员烈浦与教师会的骆明、杜诚及在大学任教的杨松年、王润华聚餐时提议创办一个像样的刊物以摆脱对海外刊物的依赖。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支持，次年，《新加坡文艺》第一期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销路不错，反应良好，但到第四期出版时受时局变化的影响，销路大不如前，甚至入不敷出。教育出版社表示无力支撑下去，必须另寻出路。1980年，他们6人联名注册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十年后更名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杨松年任会长，骆明任副会长。开幕典礼的第二天即成功举办了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开创了本地举办国际文学研讨会的先河。第二年又成功举办了区域女作家研讨会，反响热烈，盛况空前。
1983年骆明当选会长，此后长长的30年里，他以推动本地、本区域华文文学发展为己任，带领文艺协会逆流而上。期刊《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从未间断，新加坡华文文学丛书一本接一本破茧而出。同时致力于策划和筹办华文文学活动，诸如举办文学讲座、书刊展览、文学交流活动、各类文艺营、国际间作家互访活动、组织征文比赛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8开始举办的两年一期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1990年设立的“向文艺敬礼”及1991年设立的“新华文学奖”。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本区域华文创作，推动亚细安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骆明先生自始至终的坚持。
2002年他开始筹备“华文文学馆”， 十年后文学馆如愿落成，此时，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骆明终于卸下重担，淡出文坛。
但他并未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2017年出版的《怀旧集》是他的第29本文集。
“我手头整理好的文稿最少可以再出三本书。”他说。
总结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83岁的骆明先生目光深邃而悠远。“有怨无悔。”轻轻吐出这四个字后，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后记
欲熟知骆明绝非易事，因为他历经的事实在太过庞杂──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参加社团活动，而他的社团活动又始终没离开过出版刊物，期间的琐碎不言而喻。回忆往昔，他的内心极其复杂但又异常冷静，超然事外又深藏其中。三个多钟头的访谈他几乎没什么笑容，喜怒哀乐完全不形于色，但送我到门口时他挥手告别的身影却一直留在脑海，挥之不去。突然想起三天前是他的83周岁生日，如果那天记得打个电话过去说声“生日快乐”那该多好啊⋯⋯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