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可有农民阶层？
文·廖文辉
王赓武在1960年代以中国四民社会的角度来观察马新华人社会，提出“商”“工”两阶级的看法。他认为马新以商人阶级为主导，包括商人和店主，处在社会阶层的较高层级，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工的阶级则包括手工业者、职员、教师和小土地占有者。后来颜清湟据此修正为商、士和工三个阶层。商阶层由商人、店主、进出口商、种植园主、房地产商、金融业主、锡矿业主组成；士包括外国和华人公司职员，政府低级官员、译员、学校教师和专业人士；工则涵盖手工业者、店员、种植园工人、矿工和人力车夫。［1］
两位学者基本倾向将从事农事的华民纳入“工”这一阶层，没有将“农”视为独立的阶层。这样的观察可能基于19世纪国际市场对锡米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马来半岛锡产的开采，加上中国闽粤战乱和谋生艰难的推力，促使大量华民出洋采矿。从北霹雳太平至森美兰形成一绵延修长的矿脉，大量的华工集中在此开矿，工人阶层的出现至为明显。其次是20世纪以来，大量树胶园丘的出现，属于工人阶层的割胶员工大量涌现。由于锡米和树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矿工和胶工成为焦距所在，淹没了华人在农业方面的贡献。其次，亲属网络移民不似苦力贸易般引人注目，但却是19世纪以来极为主要的移民方式，尤其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这些移民大部分散布于各村落市镇，从事垦殖。黄氏登进族人在1910年代移入巴生发展，主要以务农为主：
百多年前，前人南渡此地，从事行业多依偱在中国家乡以农为本的经济型态，垦林种植，以树胶、椰子、咖啡等为主，尤其在甘光集居之时，皆以务农为主。移居它处，如巴生、吉隆坡、乌鲁音或柔佛洲巴罗等地，从事行业也稍起变化，除了种植业，也朝向工商、矿业、地产、建筑等方面发展。［2］
彭亨州的直凉也有类似的情况：
华人即搭建房屋散居于周边的森林或胶园从事砍伐森林，耕种农产品和树胶，以及割胶糊口。农场品种植方面，最早有鱼藤［3］、木薯、甘蜜等，也有少数种稻以满足粮食需求。是时英殖民政府并无管制土地开发，华人相继涌进垦荒。［4］
柔佛麻坡巴口的杜氏移民在20世纪伊始，主要以种植和割胶为生，附近散布了许多以“芭”“园”为名的村落，顾名思义皆以垦殖为主。柔佛居銮的巴罗(Paloh)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镇，树胶为其主要的经济命脉，橡胶园丘的面积由1906年的4,362英亩，在短短的四年内增至43,517英亩。薯粉和咖啡次之，依次还有椰子和黄梨。［5］至于砂拉越则以成批引进华民垦荒的方式来开发，而有福州垦场、广东芭和兴化芭。由此可知，打从19世纪后期开始，华人的农民阶层基本就已经存在，英国的观察家甚至看到一些苦力在完成契约期限内的工作后，即向城中店主借贷，然后找一方空地开垦，清除荆棘，种植蔬菜、林木和蓝靛，然后再种植胡椒和甘蜜。［6］到了20世纪开始，随着更多华民的进入，这个阶层其实不断地在扩充，人数绝不亚于“工”的阶级。故此 “农”这一阶层是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事实上存在于早期华人社会，而不应将之纳入“工”的阶层。
荷兰东印度公司专员舒登在1641年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华人店主、工匠及农夫三四百人，准于彼等在认为方便之时刻，定居在城内。惟对居留区内之园地，须负垦殖之责⋯⋯介于三宝山河及南郊间之已毁园地，应当租予荷人、葡人、马六甲人及华人从事耕植。”［7］文中提及华人的三种职业正是“商”“工”和“农”，无可否认地是华人从事耕植至少在荷兰时期已经是极为普及的行业。英人克劳福(John Crawfurd)在其著述中也特别论及是华人从中国将农耕法引进马新。［8］
事实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华人和欧人拓荒者的努力成果，华人垦殖民追求用小本求急利，而欧籍移民则侧重长期投资。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华人在开发出口导向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欧人大；20世纪开始，欧人的角色才日益吃重。19世纪华人垦殖民主要是采用“轮耕法”，种植的作物主要是木薯、甘蜜和胡椒。木薯的种植主要在马六甲和森美兰，甘蜜、胡椒和黄梨的种植则在柔佛。早期的槟榔屿也有引进苏门答腊的胡椒尝试耕种，但不成功。另外，在威省和北霹雳则有华人的甘蔗种植园。［9］
1920年代以后，胶价上涨，需求增多，开始有农地改种树胶，有更多的华人投入割胶工人的行列。但农民阶层的存在，从各类文献记载显示的信息，无疑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马来西亚以农立国，中国华民南来也是从农村出来。在马来西亚，除了因采锡兴起的城镇，还有更多是通过垦殖而形成的聚落。如果说战前乃至1960年代以前没有农民阶层，似乎是个难以想象的事情。
(作者为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页132-133。
［2］ 作者不详〈本会史略〉，《登进大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巴生：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1997)，页58。
［3］ 鱼藤是有毒植物，经过压榨以后，可以挤出乳白色液汁，马来人多用来在江河中毒鱼，故也称为鱼藤。华人则以水调稀，喷洒在农作物上，以毒杀植物的害虫。详见许云樵等编《星马通鉴》，(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页94。
［4］ 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页14。
［5］ 张纹综编《百年巴罗华人志》(巴罗：巴罗新村委员会，2016)，页59。
［6］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5；James Low,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 Agricul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42-43.
［7］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社，1950)，页20。
［8］ John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 Archipelago, Vol. 1,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 Edinburgh, 1820, p136. ［9］ James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赖顺吉译《垦殖民与冒险家》，载《资料与研究》，第25期，1997年1月，页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