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一个美丽的词儿！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文·汪惠迪
“小康”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篇。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流传在黄河流域的诗歌305篇(另有6篇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反映了周朝的社会风貌，展示了农牧、蚕桑、狩猎、战争、爱情、祭祀等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文化积淀极为深厚，成为解读周朝历史的百科全书。
《诗经·大雅·民劳》篇共五章，每章十句，每句四言，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其第一章诗曰：
民亦劳止，汔(qì，庶几；差不多)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cǎn)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有人语译为：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康。抚爱王畿众百姓，安定四方诸侯邦。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不善良。遏止暴虐与掠夺，怎不畏惧天朗朗。安抚远地使亲近，我王心定福安享。
其余四章每章开头两句依次为：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qì)；民亦劳止，汔可小安。小康(安乐)、小休(休息)、小息(喘息)、小愒(安宁)、小安(安定)互文同义，反复吟唱，表达了先民共同渴求的愿景。后来，儒家学说中也出现了“小康”。儒家所谓“小康”是指比“大同”的理想境界略低的一种政教清明、人民安乐的社会局面。而宋人洪迈所谓“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说白了，就是穷怕了，多么希望过上不愁温饱的日子啊！
自古以来，“小康”就是华夏百姓亲切熟悉的美好词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小康”是神州大地上炎黄子孙的情结，蕴含着特殊的中国国情，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49年10月新中国开国之初，人民当家做主，个个扬眉吐气，经济蓬勃发展，生活蒸蒸日上。眼看着小康日子就要来临，谁知进入50年代中期，突然折腾起来，这一折腾就是20年。先是1957年夏季展开的一场反右斗争，全国共划右派55万2877人；至1980年5月8日，除96人维持原判，不予改正外，余皆悉数平反。接着是1958年大跃进后就发生了一场天灾人祸，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1年)，经济一片萧条，百姓吃糠咽菜，贫病冻馁至死，数以千百万计。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披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上刊载的一篇论文称“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50万；还有说是1700万的、2158万的、2300万的、4000万甚至8000万的，等等。难关渡过之后，百姓休养生息，然而好景不长，突然，一场冠以“文化”的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爆发了，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延续10年之久。期间，造反口号不绝于耳，破四旧，打砸抢，挂牌子，戴高帽，大批判，游街示众武斗，全国一片混乱，搅得周天寒彻。据《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记载：“文革”期间，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23万7000余人死于武斗，703万余人受伤致残；7万多个家庭破碎。令人永远铭记感念的是农村中勤劳纯朴的老乡，他们自始至终坚守乡土，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让城里的造反派们可以吃着他们生产的粮食，夜以继日地互相揪斗、批判，一个个变成红眼公鸡。
历经磨难的当代中国老百姓正想像他们的先民那样异口同声高唱“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时候，是邓小平第一个体察民生艰难，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1979年12月26日上午，邓小平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会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思考了一分钟就提出了“小康”的概念。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小康之家”的标准是人均800到1000美元。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奔小康”；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蓝图”；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总目标中的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事关中国梦的实现，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设小康社会”，多么令人向往啊！但是，关键在哪里呢？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三农”不稳，天下难“安”；“老乡”不富，小康难“全”。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说：“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目前，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亿9008万人，城镇常住人口8亿1347万人，占总人口的58.52%，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占总人口的41.48%。改革开放后，城镇化比率逐年提高，农村的行政村大大缩减，目前约为69万个。按每村设村主任和村支书各一人(有的地方由一人兼任)，全国主要村官大约100万人，加上副职，总人数突破500万大关。他们就是老乡们口中的“头羊”，他们“强不强”，是农村能不能富起来的关键。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从当年12月至2018年9月，中纪委打了以周永康为首的“大老虎”209只，可是对老乡来说，“大老虎”是“远在天边”，跟老乡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可是“小苍蝇”却“近在眼前”，就在老乡身边，因此，如果“头羊”成了“蝇贪”，成天在老乡身边嗡嗡叫，老乡们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小康目标就别想达到。事实也确是如此。
2018年9月13日，天津卫视开播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啊，父老乡亲》，跟2017年3月28日湖南卫视开播的《人民的名义》一样，受到观众热情的点赞。如果说《人民的名义》是反映城市“打老虎”的反腐剧，那么《啊，父老乡亲》就是反映农村“拍苍蝇”的反腐剧。在《人民的名义》中，我们看到，一个部委的处长赵德汉在别墅的床上、壁柜里、冰箱内塞满了一沓一沓的人民币，总数超过2.3亿元；在《啊，父老乡亲》中，我们看到，一个当了30年村支书兼村主任的老村官申保国，在家中的密室内整整齐齐地码放一堵堵跟墙似的人民币。此人的后台是县长和县公安局长，所以他在村里一手遮天，有恃无恐，贪赃枉法，鱼肉村民，老乡们说他比《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还黄世仁。另一个叫张希平的老村官，也是村支书兼村主任，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村里的少女，却花钱让村民顶罪，自己若无其事，逍遥法外。在中国农村，村官巨贪、小官巨腐的现象十分严重。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万多人。在农村，如果不惩治村官乡霸，不铲除黑恶势力，老乡们是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头羊-支部-农村-老乡小康，中共在乡村的领导人其身不正，“小康”再美也只能是“老乡”的一场中国式的春梦。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