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档案所见中英在南洋之外交博弈
文·李宜幸 图·编辑部
2018年8月26日下午，本地青年学者高健康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讲了题为“信任危机──伦敦档案所见中英在南洋之外交博弈(1877-1900)”的学术讲座。
讲座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主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办，吸引了百多人到场。讲座以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的致辞拉开序幕。柯木林热情地欢迎新老朋友莅临现场。据他介绍，宗乡总会一直致力于定期举办各类学术讲座，这也是第二次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筹办讲座。他特别指出，今年开始，宗乡总会举办的学术讲座将重点引进年轻学者，为本地学术界注入新鲜血液，本场的讲员高健康就是范例。作为研究历史数十年的前辈学者，柯木林表示十分乐见年轻人对历史产生兴趣。他也欣慰地注意到，这场讲座的听众年龄层覆盖较广，平均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
讲者高健康(左)和讲座主席沈斯涵(右)
高健康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剑桥大学，现就职于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担任区域安全与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这场讲座的内容大多来自他于剑桥求学期间，到访英国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所搜集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在那里他接触到了19世纪后期英殖民政府邮寄回伦敦的大量公函文件，从中窥见了当时南洋一带的政治风云。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和英国之间已经形成互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当清政府要求在南洋的英殖民地设立领事馆，以便照顾海外华侨的生活权益时，更加剧了两个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摩擦。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由此开启了清领事馆和英殖民政府之间漫长的博弈过程。
设立领事馆的过程曲折坎坷，绝非一帆风顺。1877年，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上奏清政府，请求为新加坡设立领事保护侨民。起初，英殖民政府对清政府设立领事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坚持领事馆官员不可从北京调派，只能从当地侨民中选拔。
首任驻新领事胡璇泽(又称为胡亚基、黄埔先生)为人忠厚，处事公正，受到了侨民和英殖民政府的一致好评。然而1880年，胡璇泽病故，领事任命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领事馆随员苏溎清临时接替领事一职，但由于他官阶较低，英殖民政府十分不满，甚至在寄回伦敦的公函中直斥这个任命为“愚蠢的错误”(stupid mistake)，并拒不承认任命。在反复协商之下，英政府才勉强承认了苏溎清的上任。
清政府很快派出左秉隆接任苏溎清成为领事。左秉隆成为首位担任领事的专业外交官，他在任的十年政绩斐然，遗泽后世。但殖民政府对清领事馆的负面态度始终没有彻底改善，每逢领事交接，殖民政府都往往会发表一些不满的意见。双方从一开始产生的互不信任，日积月累并愈演愈烈。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官员去南洋访查侨民生活状况，英殖民政府阳奉阴违，表面热心接待，暗中却表达不满。殖民政府官员也在寄回伦敦的文件中指责清领事通过募捐等方式压榨侨民，并试图拉拢侨民对清廷的忠诚。
1891年，黄遵宪接任左秉隆成为驻新总领事。为了改善侨民没有合法身份的困境，黄遵宪任职总领事期间，着手为侨民发放护照，以图保护他们回国后的权益。此举引起了殖民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黄遵宪僭越领事职权，并指责他通过签发护照中饱私囊，侵吞钱款。
1893年，黄遵宪为了通商便利，欲下令免除繁琐的鸦片执照。殖民政府却又伺机指责他勾结鸦片商人从中牟利。虽然此事后来查无实据，但也导致黄遵宪声名扫地，大受打击，仕途也遭到影响，次年被调回国。虽然黄遵宪在任期间饱受殖民政府的误解，但他离职时却给殖民地署理辅政司写了一封客气恭敬的致谢函，感谢殖民政府对华民的照顾。对于此信，英国殖民部评价黄遵宪是“以德报怨”(returning good for evil)。
在中英政府掣肘博弈的背景下，当时的新加坡华民也似乎存在“双重忠诚”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尊敬驻新领事，例如都城隍庙和天福宫至今悬挂领事左秉隆所书匾额。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对殖民政府心悦诚服：维多利亚女王在位50周年庆典时，华民集资捐赠女王雕像(现藏总统府)；为了延长史密斯总督 (Cecil Clementi Smith) 任期，大量华民曾联署请愿，其中不乏华社闻人与著名商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华民在身份认同上摇摆不定的现象。
总而言之，驻新领事和殖民政府在南洋的博弈是中英外交的另一个“战场”。英殖民政府采取比较激进和严厉的方式，长期打击和批评清领事的作为。在这一场域，英国比中国略占上风。
中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是从设立领事之前就已然存在的。而领事的设立，使双方的不信任积少成多，以至于根深蒂固。不信任的加剧或是起于误解，例如清廷对于领事业务的不熟悉导致与殖民政府屡次产生摩擦；黄遵宪本人不谙英语，也可能是他任职期间造成多重误解的成因之一。
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点评
最后，高健康推测，中英之间的信任危机可能为孙中山革命党人带来了一定的喘息空间。英殖民政府之所以对孙中山等人在新加坡的活动采取“有限度的容忍”，与此前累积的这场信任危机或许不无关系。演讲结束后，柯木林提纲挈领地进行了点评。他说，百余年前的中英博弈是一场“冷战”，虽然胜负难断，但最后间接导致了清廷的覆亡。那段历史虽已远去，但其中曾经活跃过的人物，至今还与我们的生活有着点点滴滴的联系。柯木林总结说：“当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就不觉得是死的，而是活的。研究逝者是为了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历史有兴趣。”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