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抑或激进
——从郁达夫在星洲的几件事说起
文图·陈庆
中年时期的郁达夫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怀着对抗战以来国内政情的失望之情，郁达夫离开了他曾为之倾注满腔热情的祖国，接受“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邀请，携妻王映霞、儿子郁飞南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星洲晚报》副刊《繁星》的主编，以及主持《星槟日报》的双周刊《文艺》和日报的《文艺》周刊。自此开始了他在新加坡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漂泊生涯。
如今热闹非凡的牛车水裕华国货，正是当年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站，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裕华国货前身──南天旅店的8号房。南洋的碧海蓝天、椰风瀚海，能够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郁达夫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他在《槟城三宿记》中写道：
回想起半年来，退出武汉，漫游湘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后忽得胡氏兆祥招来南洋之电，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几万里，阅时五十日，风尘仆仆，魂梦摇摇，忽而到这沉静、安闲、整齐、舒适的小岛来一住，真像是做梦。
由于郁达夫在海内外文艺界声名赫赫，因此他的到来，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仰慕他的文学青年纷纷前来拜访，他所编辑的报刊因他主笔而销量大增。
浙江富阳郁达夫公园
郁达夫非常敬业，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白天编辑副刊，参加社会活动，晚上编辑报刊新闻，每天笔耕超过五千字、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三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针砭时弊、富有远见。马华(马来西亚华人)文艺的发展离不开郁达夫的付出，他起到了连接新加坡与中国的“桥梁”作用，经常利用副刊园地，沟通国内和新马的文化联系，通过“五四”新文学和抗争文艺的介绍来开拓马华文艺。在他所编的副刊上，不时介绍国内文化界的活动情况和来函来稿，遇有国内较好的文艺作品立即转载，而很多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寄给郁达夫，支持他在新加坡办报。比如林语堂用英文书写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由郁达夫译成中文在《华侨周报》上连载。此外，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萧红、柯灵、艾芜、许广平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经常在副刊上发表。
1939年，郁达夫与民国女星王莹等友人在新加坡
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及长子龙儿（后来龙儿夭折）；郁达夫与王映霞
在南来之前，郁达夫与王映霞就已经貌合神离。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某报发表《毁家诗记》提醒王映霞，意欲与之言归于好，没想到弄巧成拙，把王映霞推到了风口浪尖，置于不堪境地，反而真的起到了毁家的作用。一年后，郁王离婚，王映霞只身一人返回国内。之后李筱英进入他的生活并与之相恋。出任《华侨周报》主编正是李筱英引荐的。
引发论战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事，郁达夫刚上任不久便与新马文坛展开了一场南洋文艺论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刚来新加坡的郁达夫去槟城观光游览时，与当地文艺界进行交流，听到了“槟城的几位朋友提出来的质问”，这些质问和意见颇有片面性。郁达夫不经调查信以为真，回新后写了《几个问题》进行了无的放矢的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关于学习鲁迅的问题上。当时，马华青年正在对如何学习鲁迅的为人和文风进行热烈的讨论，郁达夫冷不丁地泼了一瓢冷水：
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也终于有何益处？
鲁迅对郁达夫有知遇之恩，这话出自他之口，也难怪大家要对他表示失望了。
有人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中对他提出批评。《狮声》编辑对话郁达夫：
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忱希翼的原因。
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却并没有失望》进行解释，说他那番关于个个是鲁迅或不是鲁迅都不必讨论：“这是对死抱了鲁迅不放，只在抄袭他的作风的一般人说的话”，并说自己与鲁迅“相交二十年，就是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所以我说用不着讨论的，是文体、作风的架子问题，并不是对鲁迅的人格与精神有所轻视”。但是这些解释难以平息青年们的怒气，讨论持续了较长时间。
最后是楼适夷从客观视角出发，在《晨星》发表《遥寄星洲》一文：
郁达夫先生和鲁迅先生茅盾先生是不同的类型，我们不能以期望鲁迅茅盾先生者期望他，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革命友人的事业，依然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逐渐消除了一些读者对郁达夫的误解，随后许多作家把自己的优秀作品寄给他发表，萧红更是把《回忆鲁迅先生》首先发表在《晨星》上，争论才渐渐得以平息。而后郁达夫对事业勤勤恳恳的态度，对文学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与提携，使他不仅站稳了脚步，而且成为新加坡文学界的扛鼎作家，更受到大家的敬重。
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期间，促使马华文艺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对推动马华文艺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1941年年初，日本侵略军日益逼近新加坡，郁达夫托友人将儿子郁飞送回国内。在陈嘉庚、胡愈之的帮助下，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与“华侨抗敌委员会”的一批文人一起，从炮火纷飞中悄悄撤离新加坡，最后化名赵廉，居住在印尼苏门答腊岛，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富阳、嘉兴、杭州、武汉、长沙、福州、新加坡、印尼⋯⋯今天这些故地的每一粒石块、每一朵鲜花、每一捧泥土都将永远印记着郁达夫的名字。
郁达夫于日本留学时期；《沉沦》创作于1921年5月，是郁达夫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甫一出版即震撼了当时的文坛
生平年谱与后世评价
郁达夫(1896-1945)，浙江省富阳人。原名郁文。现代著名作家。1911年，刚进入中学读书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3年，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与郭沫若等在东京成立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1923年又完成第二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的出版，轰动国内文坛。1922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先后主编了《创造月刊》、 《大众文艺》等刊物, 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同年，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的主编。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0月24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1937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并担任《救亡文艺》主编。他在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巧遇美驻华武官史迪威，从旁协助其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
许多人评价说，郁达夫虽身为“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在文学创作上受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然而其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具有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因此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然而，笔者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跟从自己内心的人，一个简单而真实的人，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及其个人遭遇等原因，所以注定让其显得比常人更复杂，因而作品中往往颓废与激进并存。他性格中的复杂性，也可以说就是人性的丰富性。郁达夫的全部著作反映了旧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如此评价：
在郁达夫身上，首先体现的是风格──其文学创作是中国所有现代文学作家中辨识度最高的一个；其次是风度──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革新、公私雅俗、国难家仇等矛盾中产生的精神涅槃与人文救赎；最重要的是风骨──创作起源于觉醒，升华于战斗。”“从病弱、颓靡，到刚健、强大，犹如近代中国民族性格的缩影。”“早期的浪漫主义、中期的避世心理、晚期的积极抗争⋯⋯这些都是郁达夫忠实、根植于内心的创造，因此也更能感染人心。
(作者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中国贵州财经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