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好好做一只桃子

文·尤今

苏佳燕从他校转来时，读中三，我是她的班级任。

方方正正的国字形脸，清汤挂面的发型，一看便知道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她那大而圆的眸子，没有潋滟的水光，反之，像两口干涸的井，空荡荡的，叫人看了心慌；更令我吃惊的是，她的目光来来回回地潮涌着一种无所适从的彷徨和焦灼。

我去查阅她的背景档案，发现她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母亲已逝，父亲是建筑督工。

我静静地读她。

她心里有话，但是，那些话却像是一树蒺藜，九曲十八弯地藏得很深很深；也许，她担心，如果让这些话滚过舌尖，她会有止不住的疼痛吧！这样的个性，使坐在班上的她像个外星人一样，和朝气蓬勃的同学显得格格不入。上课时，当大家就同一课题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时，她却像一尊石像，文风不动，仿佛她是班上一件多余的装饰品。有时，进行分组活动时，大家都把她当瘟疫，刻意避开她，就算是组员数目不足，大家也宁缺勿滥，不肯要她。她好像也不怎么在乎，把头转向窗口；窗外，树与树在说话，她觉得自己也是一棵树，一棵沉默的树。每当我强行把她加入其中的一组而大家都不肯也不愿掩饰心中的不满和不乐时，她的眸子，便像被钳子夹住了，散乱的目光里，牵牵绊绊的全都是痛楚。

除了高度不合群之外，惜语如金的苏佳燕，倒不是一个问题学生。作业准时呈交，虽然表现不佳，可我看得出她已经尽力了。由于她成绩平平，各科老师都很少提及她。然而，有一天，她的名字却出奇不意地从周老师口里熠熠发亮地跳了出来。

周老师教的是家政，那一天，我们一起在食堂用餐，我买了一碗水饺汤，一只只营养不良的水饺，无精打采地浮在缺乏内涵的清汤里。真是鸡肋啊，我索然无味地吃着时，周老师突然对我说道：

“苏佳燕是你班上的学生吧？”

“是啊！”我应，抬头看她：“怎样？她给你添麻烦了吗？”

“才不呢！这学生，实在太棒了！” 周老师竖起了拇指，说道：“那天，我教学生做水饺，她搓面粉的劲道、包水饺的手艺，可媲美于任何专业厨师哪！你知道吗，当同学们还笨手拙脚地搓弄面粉时，她早已擀好了面团，手指灵活万分地捏捏压压，一只一只形状姣美的饺子，便好像有了生命，活灵活现地趴在盘子上了。你们称赞作文好的学生时，常常说‘下笔如有神助’，苏佳燕在烹饪上，就属于有神相助的学生。”周老师啜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她的味蕾，敏锐得不得了。水饺煮好后，她对我说：‘老师，圆圈缺了一个角。’我起初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她指的是水饺缺了一种调味品，原来我忘了在馅料里洒上麻油呢！又有一次，我在家里卤了茶叶蛋，带去请学生吃。她尝过之后，对我说道，如果能在煮卤汁时加入一点点当归，茶叶蛋就能活起来。我依她的话去做，果然发现茶叶蛋有了一种过去没有的深邃滋味。事后回想，我却又不由得不啧啧称奇，因为她居然能在我所用的十多种卤料当中品尝出我没放当归！你说，奇不奇呀？”

周老师这一番话，听在我耳里，十分新鲜。在上我的课时，打个难听的比喻，她静得像个石碑，迫不得已时，也是问一句，答一句；然而，在家政课里，她居然是个主动向老师提出看法和意见的学生、一个备受老师重视与赞誉的学生。

非常高兴周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接近她的突破点。

第二天，下课后，我偷偷观察苏佳燕。当其他学生都一窝蜂地涌向食堂时，她却拿着一个塑料盒子，慢慢地走到校园一隅，安静地坐在树下的石椅上。微风轻拂，被染成绿色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筛落下来，在她脸上闪闪烁烁地跳动着，她的脸，因此而有了一种罕见的活力。

我在她旁边坐了下来，她的脸、她的身体，立刻条件反射地绷得死紧，整个人，像一只刺猬。我微笑地说：“佳燕，怎么没到食堂去啊？”她垂下眼睑，半晌，才以细若蚊子的声音应道：“我自己做了三文治。”我说：“我喜欢三文治，家里常做，不过，我通常只会做最简单的鸡蛋三文治。”她看了我一眼，眸子里开始有了一点亮光，主动地掀开了盒子，问我：“老师，你要尝尝吗？”我一看，忍不住暗暗喝彩，她做的是多层三文治，五彩缤纷，真像艺术品啊！我问：“你用了什么馅料啊？”她一听，便来劲了，说道：“第一层，我用煮熟的鸡蛋掺入盐和牛油；第二层，熏肉以薄油煎过，配上切片的黄瓜；第三层，火腿切碎，拌蛋黄酱和芒果粒。之后，再层层相叠地嵌入面包里。每一层的用料都不相同，看起来很不和谐，可是，合起来，滋味却非常丰富。”我暗暗吃惊。

她的话，条理分明，而在说着这些话时，她眉飞色舞的样子，和平时判若两人。她把三文治递给我，说：“老师，你试试。”她脸上的那份热切使我不忍拒绝，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两个三文治，我取了一个。吃着时，犹如乐队在味蕾上奏着多重交响乐，口感繁丽，一时只觉花好月圆，岁月妩媚。我把周老师的话转告她，我看到笑意从她的眼角一直蜿蜿蜒蜒地流到嘴角去。

谈着、谈着，上课钟声响了。我向她道谢，就在我站起来时，她忽然仰头对我说道：“老师，我其实不想念书，我觉得读书很辛苦。我喜欢厨艺，我希望能当个厨师。”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她在对我说出这些话时，其实已经痛苦得近乎崩溃了，我只是老生常谈地劝告她：“你先把书读好，考到中学文凭后，才考虑以后的去向。”她一听这话，眸子又快速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完全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更不知道，因为我的这几句话，她好不容易打开的心扉，又紧紧地关了起来。她就像一个热水瓶，表面上看起来完好无损，实际上，瓶胆已经四分五裂了。

我是在学校三月份小考来临前的一周，看到这个可怕的“裂痕”的。不只是我、班上的同学、其他的老师，也看到了。

那一天，天气热得连墙壁也泌出汗来。我正教导学生如何应付“理解问答”这个考试项目，突然瞥见苏佳燕低着头，头颅上上下下地移动着，仔细再看，天啊，她正好像狗一样，伸出红红的舌头，在舔语文练习上的字！我赶快对班上的学生说道：“现在，限你们在一分钟之内，把答案找出来！”趁大家全神贯注地寻找答案之际，我快步走到苏佳燕身旁，她还在起劲地舔，舔舔舔，练习本子早已被她舔得湿漉漉了。我敲敲她的桌子，她神情茫然地抬起头来，嘴里蓦然吐出了三个字：“字，很苦。”一股非常悲凉的感觉在此刻很强烈地掠过了我的心头。

很明显地，苏佳燕的精神已经出现了状况。

当天下课后，我去找其他的科目的老师，细谈之后，更证实了我的看法。英文老师告诉我，上课时，苏佳燕突然将课本高举过头，不断地以课本摩挲自己的头颅；文学老师说，苏佳燕不时以拳头击打自己的脸颊；数学老师说，苏佳燕在班上喃喃自语，有一回，更莫名其妙地泪流满脸⋯⋯

我与校内的心理辅导员莫先生安排了时间，带苏佳燕去见他。在那长达两个小时的晤谈里，莫先生巧妙地把苏佳燕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话掏了出来。

莫先生于事后呈交的报告明确指出，苏佳燕精神状况失常，是因为她无法承受过于沉重的考试压力。他建议让她暂时休息几个星期，等精神状况平稳了，再回来上课。他也建议，在这期间，由家长带她找精神科医生诊治。

我拨电给她父亲苏明华，请他次日到学校来谈谈。

第二天，苏明华准时到校。肤色黧黑的他，像一座塔，直挺挺地站立着，显得非常高大。和他的魁梧毫不相衬的，是他的神情——有点不安、有点困窘，甚至，有点腼腆。我请他到会客室去，他一坐下，便搓着双手，说：“是不是佳燕触犯校规了？”说这话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把苏佳燕在学校反常的举止告诉他，请他让苏佳燕暂时居家休息。一听这话，他原本非常柔软的目光，突然变得很坚硬，眼神里，有着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一种不容反驳的固执；他语调激动地说道：“啊，只因为孩子上课偶尔有些顽皮的举动，你们便要她在家休假，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呢？”看到我愕然的表情，他叹了一口气，降低声量，继续说道：“我要供她念大学，这是她母亲的遗愿啊！她母亲在她六岁那年患上绝症，走了。我一个人把她拉拔长大，不容易啊！我们的社会，文凭至上，不读书，哪能过上好日子？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上大学的费用，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说到这儿，他钢铁般的目光突然闪出了柔弱的祈求：“老师，您就让她继续上学吧！在小考期间，我会亲自载她来学校的。”说完，站起来，与我握手：“老师，拜托您了！”他厚厚的手，濡着汗，却又是冰冷的。

接下来的两三天，苏佳燕又恢复了常态。不过，走路时，一下一下地踩在空气里，好像个飘浮着的纸人。我担心，但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多次反复地劝她放松心情，她木无表情地听，连回应也懒。

小考举行的那天，苏佳燕居然缺席了。拨电给她父亲，他的声音，非常沉重：“啊，我今天早上送她到学校时，她不慎从电单车的后座跌落了，受了伤，现在，在中央医院留医。”

我赶去医院，躺在床上的她，像一片失去了绿色的叶子，那是一种比死亡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情况啊！别人只听到她的骨她的肉在呼喊疼痛，唯我却清清楚楚地知道那无可救药的痛来自她的心。

探访过后，她父亲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到停车场，口口声声自责疏忽导致意外；我听着听着，忽然冲口而出：“其实，这场意外的发生，不关你的事，是她自己想要寻死的。”他脸色大变，失去控制地喊道：“你是老师，怎么竟然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夏虫不可语冰，我快速发动车子，绝尘而去。有两句话，被我嚼碎于唇齿间而未宣诸于口：“你是父亲，怎么竟然将女儿往死里推？”她生而为一个木瓜，他却毫无商量余地的要她做一只西瓜，最后她是会被逼成一个傻瓜的呀！她生而为一只桃子，他却毫无转圜余地的要她做一个椰子，最终是会把她逼成疯子的啊！

一个星期过后，苏佳燕出院而回返学校。年中考试迫在眉睫，无形的压力像一朵大大的乌云，笼罩在校园里。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地积极备战时，苏佳燕又出状况了。她双目如死鱼，像个无主孤魂般漫游于校园；有时，她会蹲在草地上拔草，将拔出来的草砌成一个小小圆圆的“绿色蛋糕”，还摘些花卉当作是“糖霜”点缀其上；有时，她会坐在草地上，将一大叠剪成方形的白纸折成一只只元宝的样子，再仔细一看，这，哪儿是元宝呢，一只一只，分明就是等待下锅的饺子呀！

我们把苏明华再度请来学校。这一回，校长、心理辅导员、所有科任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大家一律劝他让苏佳燕退学。然而，我们发现，和我们对话的，其实是一块磐石。他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态，谁也休想撼动半分。谈了老半天，他就只有一句话反反复复地挂在嘴边：“我要她上大学。”苏佳燕种种失常的举止，居然被他看成是“释放压力”的方式。

正当大家都束手无策时，周老师突然以诚恳的语调说道：“苏先生，苏佳燕在烹饪上很有天分，或者，你可以考虑让她转到烹饪训练学校去⋯⋯”话还没有说完，便大大地触怒他了，他失控地拍了拍桌子，喊道：“你们怎么啦？一个劲儿要她退学，现在，还要劝她去当厨师！你们这样的态度，也配当老师吗？”

大家面面相觑，会议不欢而散。

明明看到树木已经被白蚁蛀得岌岌可危了，我们却无计可施，那种焦灼感和无力感，使我寝食难安。

过了一周，大考终于掀开了序幕。

大考的第一天，苏佳燕竟然又缺席了。

我拨了许多通电话，都联系不上。学校杂务，排山倒海，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多，拨冗打电话过去，电话铃声一直响、一直响，却没人接听。

我拎着沉甸甸的考卷，赶回家批阅。

当天晚上，收看电视新闻，我赫然知悉苏佳燕在当天凌晨五时许从自家的高楼飞跃而下，当场殒命。

痛楚如刀，在我心上捅出了一个个窟窿。

葬礼过后的一周，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苏明华

拨来的。

“是谭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