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狮城洗衣业
文·陈伟玉
印裔洗衣员称Dhobymen(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现代家庭大多数都是双薪家庭，夫妻俩出外工作，没有时间洗衣服，都会把累积到一定数量的脏衣服丢进洗衣机，或者送去洗衣店洗涤。洗衣业可说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不仅是忙碌的现代人才会把衣物送洗，旧时代就有不少家庭，为了省略繁琐家务事，找他人代劳。旧时代的洗衣业是以手工方式洗涤衣物，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洗衣业已经改由先进机器代劳，以提高洗衣效率及生意量。
洗衣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家务，但是洗衣业却是最易进入的谋生行业，既不用很多成本，也不用专业技术，所以华人很早就涉及美国的洗衣业。1851年李华在美国旧金山开设第一家手工洗衣店。由于洗涤衣物的价格低廉，深受美国人的欢迎。［1］美国华人当中从事洗衣业者以广东籍为主，主要来自四邑(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2］新加坡也不例外，从事洗衣业者以广东籍为主，而上海籍则从事干洗业。
第二世界大战以前和60、70年代是洗衣业蓬勃发展的年代。根据《新加坡商业注册年鉴》的记载，1950年以前新加坡洗衣和干洗店共有262间。可见新加坡洗衣业欣欣向荣。1980年洗衣干洗公司大规模的有五、六间，中规模的有20间，小规模的有90余间。［3］业缘组织的成立是为了谋求同业的福利，联络同业的感情。自家用洗衣机面世以后，洗衣业受到极大打击，洗衣公会的人数逐渐减少，随即没落。
广东籍涉足洗衣业
广东籍洗衣业，以湿洗为主，多数洗白衬衫、白裤、士兵衣，以及斜纹布质(khaki)衣服、棉被、毛巾、桌巾、窗帘、枕头套等。然而干洗，多数是洗西装、丝绸布、旗袍、绒衣和沙丽(Sari)等，为上海籍经营。在新加坡开设洗衣业必须领取营业执照，且每年店内外必须粉刷一次，保持干净(干洗业不必申请营业执照)。新加坡的洗衣业主要分布在芽笼(Geylang)、加东(Katong)和牛车水(Chinatown)。
新加坡洗衣业起步比欧美国家晚，一些从业者是退役水手或者曾在欧美国家从事洗衣业工作。林全在10余岁时，就跟随哥哥到荷兰的洗衣店工作。27岁返回中国娶妻。1948年，他携家带眷到新加坡谋生，重拾旧业从事洗衣业。他每天骑脚车到樟宜、麦波申、加东、后港收衣服。早期包月制一个月12元，后来改成以件计费，洗烫一件衣服3角、床布7角。［4］后来，他与妻子陈梅开设广荣西法洗衣干洗店，1968年林全病逝后，由妻儿继续经营，直到1989年歇业。
第一代电烫熨斗
开设洗衣店的器具主要有一个大炉灶、一些搓板、几块肥皂、熨斗和熨斗架，以及苏打等，而且多数是家庭式经营模式。郑新伦在10余岁就到父亲开设的广怡昌帮忙。他说：“洗衣业是很辛苦的工作。每天早上他都会先生大炉灶的水，接着用肥皂清洗，之后与苏打一同加入，把脏衣服放进去煮和浆洗。”浆洗的功能有四，其一是耐肮脏。他表示放了浆糊的衣物或布就不会粘到灰尘及肮脏的污垢。他说“我们睡觉时会流汗或者身上的污垢会粘在床单上，所以会肮脏。因此，藉由浆把床单上的肮脏物洗掉，这样可以耐肮脏。”其二是保护衣物不受损。过浆了的衣服，会有一层浆保护它，因此衣服不容易变薄。其三是衣服不易褪色。衣服长期晒在阳光下，容易导致衣服褪色，但是过了浆后就不会，会保护衣服的颜色不易褪色。其四是舒适度。这里的舒适度是用在较大面积的衣物如床单、沙发袋和被单等。浆过的衣物会呈现硬的状态，因此布身摸起来非常舒服。［5］
郑新伦自父亲去世后，接手洗衣生意，后期也接干洗订单。有时接了干洗订单后，转交给友人。他们采用分账制约4对6或3对7。洗衣业的旺季在农历新年或开斋节，农历新年前一周就停止接订单，以免无法完工。为了应付络绎不绝的订单，雇佣帮工一天薪金12元。如果洗坏顾客的衣服，他们也面临赔钱的下场。［6］
上海籍成为干洗业的翘楚
上海的西服店起步于民国时期，崇尚时髦，社会名流喜欢穿着洋服与旗袍等服装。由于布料细致，必须有一套专门的技术来清洗这类衣物，于是干洗业就成为上海籍独门手艺。干洗不仅能够延长衣服寿命，还能保持衣服光泽。专业的干洗员就像熟练的专业人士，把衣服洗的光鲜洁白。早年干洗业的师傅皆来自上海，他们的烫衣水准很高，把一件裤子烫到有条不紊，甚至立体站立式挂着。一天可以熨烫3套大衣或者10余条裤子。新加坡首家干洗店，由于斌所创，特地从上海雇用染色师傅项张奎和干洗师傅阿清南来。另外，有的洗衣学徒，亦南来谋生。陈忠根的父亲14岁时，就到上海当学徒，学习洗衣和烫衣。18岁满师回到家乡，然后跟随堂叔南下新加坡，1938年在芽笼开设九洲洗衣店。［7］
大上海干洗染色店 (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战前上海籍干洗业多数是包工制，包洗一个月6至8元，负责洗酒楼、旅馆、医院和军营衣物。自立门户干洗店寥寥无几，战后增多，总数约有10余间。干洗店营业时间冗长，自上午6、7时开业，直到晚上10、11点打烊。当时著名的干洗店分别有华盛顿、维多利亚、马来亚、新新和大上海等。1950年代干洗一套大衣3.50元、女装2元。［8］干洗店的顾客以欧亚裔(Eurasian)、海峡华人(Strait Chinese)和英国人为主。［9］除了干洗以外，他们也做织布和染色。织布是当衣服不小心被勾破或被香烟烫到弄破，顾客就会找干洗店修补。染色则是洗了衣服褪色，但是该衣服的布质还完好无损，所以就找干洗店帮他们染色。干洗业有其独特的干洗方式及原料。早年专售干洗油的店，即是位于大坡水仙门的林德利店。
战后乌节路是干洗店集中地之一，如华盛顿、维多利亚、马来亚，三家业者皆是同乡。他们彼此分工合作：比如染色生意，由马来亚负责，而华盛顿和维多利亚则负责兵营衣物。除此以外，他们也做培训工作，训练航海洗衣员。
维多利亚是一家干洗业的老字号，一家四代皆从事干洗业，1947年由戴子乡所创办。戴子乡早年在上海学洗衣技术。后来他与子厚福协助德国船公司训练洗衣员，传授这门手艺。他们训练的员工，分别来自新加坡、上海、香港、马来西亚，人数约8至12人。在船上即使不是来自上海，皆用上海话沟通。一些马来西亚学员航海契约满后，他们回到马来西亚开设干洗店。［10］
英军撤退后，干洗生意缩减，有的业者转换跑道，去航海从事洗衣工作。陈忠根是个典型例子。10余岁，进入干洗业这一行，从学徒开始做起，每天开业第一件事就是把昨天收下的衣服做个记号，标明属于哪位顾客的衣物，以免弄错。首先学洗，经过半年的训练以后就开始学习烫。起初烫裤子与衬衫，一年后有点经验就开始烫大衣与女装。［11］学徒要三年才能掌握这门手艺，后来他接手父亲的生意。1965年他转换跑道，到德国船务公司担任洗衣员。［12］
印裔洗衣业
印度的洗衣业历史悠久，洗衣员是印度阶级制度之一项级别。洗衣场在印度语中称为Dhobi Ghat，意思是洗衣码头。19世纪中期孟买政府为洗衣店提供一个公共洗衣场所。Dhobi是姓氏，专指洗衣人，他们世代相传洗衣的职业。［13］新加坡称洗衣员为Dhoby，洗衣坊称为Dhoby Ghaut，［14］他们用拍打式洗衣，擅长洗沙丽。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劳工被征用到新加坡军营当洗衣员。他们用河水洗衣服，然后把衣服晒在空旷草地上。相反地，华裔则绑一条绳子晒衣服，以免弄脏衣服。［15］可见华裔与印裔的晒衣之别。
印裔洗衣店早期是包工制，主要收医院的衣物来洗。50、60年代新加坡印裔洗衣店，如Vasantha Laundry、Narayanasamy Laundry、 Marimuthu Laundry和Karrupiah Laundry 等等，［16］主要分布在波东巴西(Potong Pasir)和加冷(Kallang)。他们的顾客以欧美人士与印裔为主。1953年Dandayodapani Kasinathan自印度到新加坡发展，投靠舅舅谋求出路。当时其舅在实龙岗路上段(Upper Serangoon Road)开设洗衣店。1950年至1980年间很多来自Kasakadu乡村的印裔在波东巴西开设洗衣店。［17］
洗衣公会
新加坡华人洗衣公会公布统一的价格表
新加坡华人洗衣公会会员证
新加坡洗衣公会有两个组织，其一新加坡华人洗衣公会，成立于1938年。洗衣公会的会员，洗衣业300人，干洗业约100人。［18］公会成立的目的，为了联络同业的情谊，谋求同业的福利。黄星文(Ng Seng Mun)的父亲在新加坡华人洗衣公会担任秘书长职务，订立洗衣店营业时间，一天8小时，公休假5天，包括农历新年4天与劳工节1天。［19］另外，也设有互助部，每当会员去世，其家属可以获得互助金，比如帛金(奠仪)2元。［20］战后会所设于尼路(Neil Road)77号，租用肇庆会馆内一间会议室作为办事处。自家用洗衣机面世以后，洗衣业受到极大打击，洗衣公会的人数逐渐减少，随即走入历史。
其二是星洲华侨干洗公会，为上海籍的组织，成立于1946年，发起人为石金财、蔡和靖、徐纪来、柴文吉、王根发、周根宝、张品兴、朱炳墅、俞根利和高乾隆等人，并推举石金财为首届会长，会员包括联邦柔佛州，合计100余人。会所设于仰光路，后迁至芽笼，继后又迁到卡佩芝路4号，乃属三江会馆的产业，因属同乡团体，仅缴象征性屋租150元，［21］1960年又设立慈善互助部。 ［22］后来附设于三江会馆，而会员人数不断减少，于2000年左右解散。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注释：
［1］ 陆国俊，《美洲华侨史话》，台北：台湾商务，1994，页59。
［2］ 曾然，〈纽约华侨洗衣业情况汇〉，《广州文史》，http://www.gzzxws.gov.cn/gzws/cg/cgml/cg10/200808/t20080825_3679_3.htm，参阅自2017年5月16日。
［3］ 佚名，〈我国洗衣业的一般状况〉，《南洋商报》，1980年1月30日。
［4］ 口述历史中心-陈梅：001014/1，页11。
［5］ 郑新论的访谈，2017年4月28日。
［6］ 郑新论的访谈，2017年5月2日。
［7］ 口述历史中心-陈忠根：000338/1，页2。
［8］ 口述历史中心-陈忠根：000338/2，页19。
［9］ 口述历史中心-陈忠根：000338/1，页5。
［10］ 戴宝康的访谈，2017年5月29日。
［11］ 口述历史中心-陈忠根：000338/1，页12-13。
［12］ 口述历史中心-陈忠根：000338/1，页10。
［13］ 林以君、李碧莲、潘俊宏、蔡秉儒，<印度孟买千人洗衣坊GhabiGhat>,《联合报》，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9671/1720326，参阅自2017年5月31日。
［14］ 口述历史中心-Ng Seng Mun：000852/3，页31。
［15］ 口述历史中心-陈梅：001014/3，页31。
［16］ 口述历史中心-Dandayodapani Kasinathan：001264/4。
［17］ 口述历史中心-Dandayodapani Kasinathan：001264/6。
［18］ 口述历史中心-Ng Seng Mun：000852/3，页29。
［19］ 口述历史中心-Ng Seng Mun：000852/2，页14-15。
［20］ 口述历史中心-陈梅：001014/3，页35。
［21］ 陆有德，〈星洲华侨干洗公会〉，《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三江会馆，2001，页56。
［22］ 口述历史中心-陈忠根：000338/2，页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