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教授在新加坡

文图·郭葶利

饶宗颐教授

饶宗颐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汉学家。他一生涉猎极广,不仅在古史、经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方志学、考古学等领域造诣深厚,更对书法和山水画等均有研究,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国学大师。2018年2月6日凌晨,这位天才人物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101岁。一时间,社会各界纪念他的文章、著作和讲座等层出不穷。

2018年2月10日,一场题为《饶宗颐教授在新加坡》的讲座在醉花林举行,主讲人澳门大学历史系杨斌教授详细介绍了饶教授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过程及前因后果,揭开了他与新加坡的渊源。现场听众除了有想进一步了解饶教授的好学之士,更不乏他当年的学生老友,可见饶先生对新加坡的影响之深,即便白驹过隙,仍铭记于众人心中。

杨斌教授

南征任教

据杨斌教授介绍,饶宗颐先生在1949年前主要从事传统中国文史方面的工作,比如编撰地方史志等,50年代后才开始潜心进行考古等现代学术研究。他将传世的文献和现代考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公认的汉学界最高荣誉与奖项——法国“儒莲奖”。他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68年到1973年。届时,新加坡大学尚未和南洋大学合并,是如今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

1966年夏天,时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新加坡著名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林溪茂先生给饶先生寄去了聘书。此时,饶宗颐先生正在法国巴黎进行敦煌研究。据杨斌教授推测,他是为了完成手头的研究 , 所以一直到1968年才正式到新加坡大学上任。可惜时隔多年,饶宗颐教授来到新加坡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只能通过他所作的一些诗句推算出他是在秋季到的新加坡,且是在9月7日中秋节之前抵达。比如他1989年元旦在“新加坡古事记引”中说:“六八年之秋,余自香港于役星洲”,又在《戊申中秋夜月全食,鼓琴待月》一诗中表明中秋是合家在新加坡过的。

及至此处,大家或许会好奇饶宗颐教授为什么选择到新加坡执教?原因在于他此前执教于香港大学,而香港由英国掌管,他虽然学术成就卓越,奈何受制于自己中学的学历,只能做一名普通讲师,他自认为职位与学问不大相称;反观新加坡大学,给予他的职位既是中文系讲座教授又是系主任,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也为了能有更好的平台开席传经、培养更多有志的学生,饶先生将眼光投向了新加坡。

来去匆匆

饶先生来到新加坡后,本地的华文及文化事业迎来了空前的兴旺,当时出版的书籍、报刊等中文水平俱有明显的提升。杨斌教授说,其实在饶先生任教新加坡大学的5年间,他实际有约一年半的时间都不在本地。

1970年6月,饶先生去台湾参加了古代画论探讨会;1970年9月到1971年6月,他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主讲先秦文字;1972年从耶鲁回来后,饶先生又去了印尼旅行;1972年年底至1973年5月,他担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大约1973年9月间,饶先生离开新加坡,回到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兼系主任,离开的时间同样不可考,依然只能根据诗词推断是在中秋后不久。

新加坡大学的聘书时长为9年,饶先生短短5年便选择离开,并且这5年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本地,种种迹象似乎都说明他并不满意在新加坡的生活。引用饶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待不住是“地利”的问题。尽管在新加坡买房很便宜,太太、女儿也都跟了过来,但是新加坡不能使他的天性得到自由发挥,难以有所成就。

饶先生认为新加坡虽然提倡华文的学习和使用,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文化,是买椟还珠、存皮去骨的表现。这让他倍感压抑,仿佛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失去了依托。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第一个诗集命名为《冰炭集》,以示自己满腔热情来到新加坡,希望有一番大作为,结果却如炭入冰,不仅没能让火烧起来,反而几乎被浇灭了,最终黯然而归。

尽管如此,饶先生在新加坡期间仍参与了非常多的学术活动,写成了不少著作,达成了一系列成就。比如他积极参加了新加坡南洋学会和新社的活动,被聘为南洋协会的理事,在南洋学报和新社出版物上都发表了不少文章,新社也邀请他担任名誉社长;再比如他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开创性的甚至是经典性的研究,包括诗词创作,南洋史地和新加坡历史文化的研究等,出版了《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此外,饶先生也研究了新加坡的文献,虽然关于新加坡的文献少之又少,但因为他受到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明白应将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考证古史,于是他立刻意识到金石文献、碑,尤其是墓碑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许多新加坡人都轻视的领域。于是饶先生第一个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开辟了对马来西亚碑铭的研究。他亲自带学生去访碑、照相,收集了许多材料,为后来的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正是在研究新加坡古事和碑刻的时候,他发现过去关于“蒲罗中”是新加坡最早中文古地名的说法靠不住,由此引发了1971年在《南洋商报》上的“蒲罗中论战”。

怀旧之心

杨斌教授认为,总的来说,饶宗颐先生虽然感觉在本地受到了限制,但新加坡对他来说仍是十分重要的。在新加坡的四、五年间,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南洋史地、新马历史、华人华侨历史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领域,使新加坡为饶先生继续扩展深化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材料、机遇、视野和灵感,也使得他的学问得以继续破釜前行。除此之外,饶先生还在本地结交了许多学友,同时深化了和一些老友的情谊,这些对于他都不无益处。

即便在离开新加坡后,饶先生也始终惦记着新加坡,惦记着新加坡大学。离开后,他曾数次返回本地参与活动,比如他曾在新加坡办过画展;又如1991年他参与了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等。他也给新加坡的朋友、学生写过序言,给醉花林写过对联,给南洋学报、南洋学会多次题写书名等等,如此这般,足见饶先生对新加坡是有怀旧之心、颇有感触的。

三到五年时间对于人漫长的一生或许不算什么,却也足以留下无数不可磨灭的经历和体验,相信对于饶宗颐先生和新加坡而言,这几年都是宝贵且特别的。人活一世终究难逃一死,只有思想的结晶方能永存。我们要珍惜饶先生带给我们的研究成果,从中继续深入挖掘、探索。愿饶先生天堂路上一路走好。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