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离渐远的“文化中华”

渐离渐远的“文化中华”

文·严孟达

不久前，《联合早报》在不显眼的版面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香港电影明星李菁在家去世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享年70岁。这则小新闻引起我几许的震撼。接下来几天跟同年代长大的朋友们见面，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李菁之死。

李菁何许人？50出岁的人也许印象模糊，年轻人更不用说。半个世纪前，李菁的名字响遍东南亚，是不少人的偶像。她出道得早，演的戏却不多。她年轻时结婚不久，丈夫和母亲相继去世，从此退出影坛，身边再也没有更亲的人陪伴着。自资拍片也无法成就大事业，生活拮据潦倒。

1948年出生于上海的李菁，十几岁便考入当时华人世界每个少女向往寻梦的邵氏电影公司。17岁时，她凭古装黄梅戏《鱼美人》一鸣惊人夺得亚洲影后，人称“娃娃影后”，从此星运亨通。她成名得早，退出影坛也早，从公众的眼中消失后，她在影迷心目中留下的青春样子却成永恒。

本文不在于写她，而是我在《亚洲周刊》读到一篇题为《影后李菁之死与邵氏光辉岁月》的悼念文章后心有戚戚焉。文章写道：“⋯⋯大到故事取材、主题设置，小到片场置景，邵氏公司由五十年代开始，在影片中建构出属于全球华人的‘文化中华’。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自成立以来便将观众锁定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人’，尤其是远离大陆的华人群体。”作者王夕子由邵氏所构建的电影王国引申出“文化中华”的文化解读，相当中肯地勾勒出60和7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的精神世界。

当年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不少还是第一代移民，像我这样移民的第三代，属“50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大多数接受华文教育，文化上的取向仍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因为政治上的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跟东南亚华人社会已格格不入。邵氏电影大量取材自传统民间故事、古代历史情节，从古装戏到武侠片，都给华人带来新奇而又亲切的全新享受。早期取材自民间故事的一系列电影，如《白蛇传》、《杨乃武与小白菜》、《七仙女》、《花木兰》、《玉堂春》等等，以现代人的文化素养已拍不出旧片中那种特殊气质。邵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俊男美女，就是华人世界的“梦工厂”产品，然而，后来VCD、DVD的出现，使到香港电影走向没落，“⋯⋯邵氏电影凭借传统价值观维系的‘中国’也将永远在胶片上存留”。

2014年1月邵逸夫逝世，我在《联合早报》的漫步专栏写了一篇《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悼念文章，文中我说：“⋯⋯当年(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邵氏的黄金时期，大多数人都是看邵氏影片长大的。我个人从小到念大学一直爱看邵氏电影，几乎每次看完一出邵氏片子从戏院走出来那一刻都是感觉很好。在以前的物质生活简单的年代里，邵氏影片能够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无限满足⋯⋯邵氏就是旧时代的电影梦工厂，给几代东南亚华人织了‘中华梦’。邵氏的官方刊物《南国电影》曾是不少人的精神粮食，对读者来说，里面的电影介绍、剧照和明星照片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心灵慰藉力量⋯⋯107岁邵逸夫在2014年1月7日去世，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到新加坡和东南亚华人社会都引起很大震荡，这位东方电影大王拍电影时在商言商，不断赚钱，也不断做善事。新加坡的邵氏基金早在1957年便已成立，为扶贫济困、教育、艺术做了巨大贡献。在华人圈子中，人们对他的称道，从影视业到慈善业，可谓‘万人景仰’，但有一点似乎为人们所忽略：邵氏通过华语影片在东南亚华人圈子里起了推广华语的作用，‘邵氏出品’风行几十年，使华语不再是中国北方的语言，华语给南洋华人带来很大的亲切感。这是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失去的几十年’中所没有做到而由香港这块讲广东话的弹丸小地所弥补，诚为时代一大吊诡。”当时我所说的“中华梦”，今天的年轻一代也许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民间文化的亲切感已很淡薄。这年头还有谁会去拍黄梅调的电影，还有谁会去看？

一个“文化中华”的精神世界已渐离渐远，我们已把自己当作完完全全的新加坡人，这是一个积极面，但也有它的隐忧，也许这也正是政府支持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初衷，但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很难脱离母族文化的根源，完全脱离了，就不成其华族文化了。

(作者为本刊编委主任)